1966年，3名战士杀害艇长叛逃，总理下令出动4架战机海上锄奸

1966年1月的北京非常寒冷，一场大雪使这座古老的城市分外妖娆。在中南海西北角有一个幽静的院落，院落中满是还没有发芽的海棠树，这便是西花厅。

这个名为“西花厅”的四合院建筑群，是共和国开国总理周恩来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庭中的海棠花是总理最喜爱的花。

1月9日的上午，周总理的办公室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秘书连忙拿起电话，电话是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打来的，他在电话中向周总理报告：

福州军区有3名战士杀害了包括舰长在内的6名干部战士，抢着一艘登陆艇叛逃台湾了，3名叛逃人员的带头人叫吴文献，目前正在马祖岛，台湾空军欲用飞机将他接回台湾本岛，韩先楚决定动用4架飞机，将敌人的飞机击落，请求批准。

周总理批准了这一作战行动，接着周总理又说：“有把握、有利就打掉他，没有把握也不是非打不可。总之，不要吃亏。”

韩先楚放下电话，福州军区开始按照预定的计划开始组织锄奸行动，那么吴文献到底何人，为什么又要叛逃呢？

根据资料记载，吴文献是福建人，原名吴献狗，家庭条件良好，但是他自幼好逸恶劳，贪图享受，初中毕业后参了军，他参军的目的不是报家卫国，而是抱着升官发财的梦想。

当时的初中毕业生也算知识分子了，所以便让他在福州军区下属的某守备师船运大队当了一名海军士兵，因为海军的学历要求更高一点。

不过那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而且部队管理严格，工作相对枯燥单调无味，所以吴文献经常私自偷听台海的广播电台，并对台湾电台所宣传的灯红酒绿式的腐朽靡烂生活产生了向往。

吴文献很快勾结了两个本家吴珍加和吴春富，三人秘密商量后决定找机会劫持所在的登陆艇叛变投敌。很快，吴文献一伙等待的时机就到来了。

1966年1月8日，吴文献所在的登陆艇接到了船运大队命令，计划于当日夜晚执行一项紧急运输任务，将一批战备物资由马尾港运往霞浦。

吴文献所在的是一艘小型登陆艇，全长只有20米，排水量仅为50吨，艇上仅编制人员10人，只有艇长一名干部，另外有轮机手和水手等艇员，因为登陆艇吨位小，运载量小，航程有限，所以其主要的任务就是用于向沿海较近的岛屿运送人员装备和给养。

登陆艇接到任务后，艇长立即向全艇人员做了传达，让每个人做好准备，艇长传达完命令后，吴文献、吴珍加和吴春富三人进行了密谋，他们都将子弹上了膛，随时准备动手。

转眼到了黄昏时分，执行任务的登陆艇在马尾港装载物资后，便按照计划拔锚启航，不久便消失在薄暮之中。

登陆艇的速度并不快，大约3个多小时后，登陆艇进入了马祖海域，因为登陆艇临近敌占岛屿，当时形势紧张，登陆艇艇长命令按照预定的航行方案，实行灯火管制和无线电静默。

登陆艇在漆黑的夜中航行，唯有引擎发出单调的噪声。突然，登陆艇上传来几声清脆的枪声，吴文献伙同吴珍加和吴春富，利用黑暗做掩护，乘艇上人员毫无防备时突然持枪行凶，艇长及 6位战士倒在血泊中。

行凶劫艇成功后，吴文献等3个叛徒手忙脚乱地调转船头，改变航向，朝着敌军占据的马祖岛驶去。

由于实行灯火管制和无线电静默，我方人员对于登陆艇上发生的情况没有任何察觉。

当天色微亮时，3个叛徒操纵着登陆艇接近了马祖岛。那边马祖岛上的国民党军看见有一艘登陆艇驶来，感觉很奇怪，做好了战斗准备。

吴文献知道，如果国民党马祖守军开炮射击，他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心急火燎的吴文献狗迫不及待地钻出狭窄的船舱，窜上前甲板，他从怀里掏出一块早已准备好的污秽不堪的白床单，用双手拿着展开作为投降的标志，并大声喊叫着：

“别开火，别开火，我们是来投诚的！”

1966年1月9日凌晨，解放军福州军区前线指挥所的作战值班室内，骤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守备师报告：

“我部船运大队战士吴文献等三人，在执行运输任务途中行凶劫船，逃往敌军占据的马祖岛。”

因为按照预定计划，那艘登陆艇应该在凌晨三点左右返回所在的母港，但是到了早上五点仍然没有返回，守备师连忙用无线电进行呼叫，然而登陆艇没有应答，守备师连忙组织力量寻找。

等到天色微明，我军在马祖岛边上发现了那艘失踪的登陆艇，守备师立即判断，这艘登陆艇被人劫持了，并很快确定叛变人员为吴文献、吴珍加和吴春富三人。

守备师连忙将情况上报到福州军区，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政治委员叶飞上将一看事关重大，便立即召集分管的副司令、作战、情报部门相关人员到福州军区作战指挥室开会研究。

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会议在很短时间内便做出了三项决定：

1.将此事件迅速上报中央军委，并同时报告福州军区的处置方案。福州军区判断，吴文献三人在马祖岛上，台湾很可能派飞机将三人接回台湾，因此计划派出空军4架战斗机实施空中拦截，将敌机击落，除掉叛徒。

2.命令福州军区无线电技术侦察部队，迅速调集精干力量，全力展开电子侦察，务必破译敌方的通讯联络内容，彻底掌握敌方动态，为我方实施锄奸行动提供情报支撑。

3.命令福州军区空军航空兵某师，立即做好应急战斗准备，要做到一声令下立即出动击落敌机。

由于这一事件影响重大，很快便报到周总理那儿，周恩来同意了福州军区的应急计划。

这一计划的关键在于准确掌握敌方信息，福州军区无线电技术侦察部队立即行动，将最好的设备、最有丰富经验的人员迅速集中到马祖方向，对这一方向的敌方活动进行全天候的监听监视。

当时我军的无线电侦察技术虽然在世界上不算特别先进，但是对付台湾还是绰绰有余，我方很快破获了敌方的通信联络内容：

吴文献等3名叛徒登上马祖岛后，岛上的守军欣喜若狂，立即将此事通过无线电报告了台湾军方。

台湾军方得到马祖守军的报告后，大喜过望，决定立即派飞机前往马祖，将吴文献等“反共义士”接到台湾，并在台湾机场组织规模“盛大”的欢迎集会，同时邀请大批记者召开记者会，其目的是制造舆论吹嘘这一事件，以取得政治上的主动。

得到准确的情报后，福州军区将这项光荣的任务交给福州军区空军完成，福州军区空军又将这项任务交给了以副大队长李纯光、副中队长胡英法驾驶“歼-5 型”双机为主，以飞行员沈学礼、杨才兴驾驶“歼-6”双机为辅的歼击航空兵某师的两对双机，力求歼敌一举成功。

担任此次作战任务的4名飞行员，均是我军的王牌飞行员，他们不仅驾驶技术过硬、胆识过人，而且皆为全天候飞行员。

这4名飞行员在实弹打靶中，不仅命中精度高，而且在完成任务时特别沉着稳重，只要敌机在空中被他们发现，绝没有逃跑的可能。

不过平时打靶毕竟与实战有相当的差距，四人受领任务后非常重视，他们知道台湾空军也不是傻瓜，对我军的攻击行动肯定有所防范，为了躲避我军的攻击，很可能采取紧贴海面的超低空飞行的方式运送人员。

为此，他们仔细研究分析了海上低空作战可能遇到的特殊情况，提出了处置方法，并立即开始歼—5、歼—6两种机型之间的协同作战。一时之间，福州前线空军高度紧张，但是参战人员个个同仇敌忾、摩拳擦掌，随时准备开始锄奸行动。

1966年1月10日上午，一切工作已经准备完毕，监视雷达已经开机，担任空中歼敌任务的4名飞行员，每个人都精神抖擞，他们进入机舱中待命起飞。

这时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当然这个东风就是准确的、更进一步的情报。

在现代战争中，尤其是空战中，最关键的就是情报。这个也好理解，因为整个台湾海峡也就是百十来海里的距离，从马祖飞行台湾，空中飞行也就是一、二十分钟的事，最多也超不过半个小时，如果情报不准确差个几分钟，战机可能就丧失了。

而此时执行任务的无线电技术侦察部队已经连续工作几个小时了，但是他们丝毫不敢松懈，因为他们判断在正常情况下，台湾空军今天肯定会有所行动，他们也怕夜长梦多。很快，执行无线电技术侦察任务的部队侦获了一条重要的消息：

台湾当局决定当天上午派出一架C—47型运输机从台湾本岛飞往马祖岛，接走吴文献等3名叛徒。

C—47运输机由DC—3客机改装演变而成，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道格拉斯公司研制的一种双发螺旋桨运输机，乘员为3人，载员为28人，但是这个飞机比较大，翼展有29米多，长度超过19米，空重8.2吨多，所以绰号空中火车。

得到消息的福州军区空军分析人员有点奇怪，这个C—47飞机这么大的家伙，在小小的马祖岛上能否降落。

不过我方丝毫不敢马虎，到了上午10时 30分左右，一架美制C—47型运输机出现在马祖岛的上空，顿时，福州军区空军某机场响起刺耳的战斗警报声。

执行战斗任务的4名战斗机飞行员，早就整装待发，他们都把手放在了飞机的启动按钮上，眼睛紧紧盯着信号员手中的发令枪。

一分钟过去了，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一小时过去了，高度紧张的飞行员却迟迟不见信号员有任何动作。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情况有变化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