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7年，全国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同年12月，在重新拾起书本的仅仅两个月后，各行各业的人走进已经尘封10年的高考考场。其中，有那么一些人通过考试，走进北京大学、吉林大学、湖北财经学院，这是当时仅有的三所开设法律系的学校。这批人因为高考走进大学，共同走进了法律神圣的殿堂。他们，成为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法律专业大学生。
而北大法律系77级同学——北京大学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批法科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他们站在法治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上，个人的命运就这样被时代改写，时代的命运也因此交由他们续写。
这40年间，北大法律系77级培养出了陈兴良、何勤华、郭明瑞等20几位法学教授、专家；培养出了宿迟、宋凯楚、付长禄等一批高级法官、检察官；培养出了陶景洲、王建平、庄宏志等一批知名律师；培养出了刘凤鸣、徐京斌、谢思敏等一些国内外知名企业的高管、企业家；培养出了何山、杜春、徐友军等一批党政官员和法律工作者。最了不起的，还是在这些闪耀的法学巨星之中，走出了一位受人爱戴的共和国总理。
高考抉择
1977年10月里平常的一天，人们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劳作，突然听到广播里突然传来恢复全国高考制度的消息。许多读书人漫卷诗书喜欲狂，因为他们清楚的知道，高考意味着什么。
广播中传来恢复高考制度的那一刻，不仅预示着中国从十年文革的浩荡中涅槃重生，也由此改变了不计其数、充满抱负的年轻人的命运。
在那个不知高考为何物的时代，姜明安暗暗发誓：考不上大学，就坚决不谈婚论嫁。对他而言，大学就如寒夜里发着光的灯火，即便是飞蛾扑火也要一试再试。在1967 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姜明安停止了学业，来到乡下搞大队生产。但日复一日的农活却从未磨灭过他的意志，即便在乡下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他也从来没有中断过自学。在上山下乡的知青岁月里，他就在草棚中用心看高中教材、自学高中相关知识。
不同于姜明安的坚定决绝，郭明瑞显然对考大学这件事顾虑重重。在他得知恢复高考制度的那年，郭明瑞已经成家立业，在一所农村中学教书，还未满一岁的儿子嗷嗷待哺，刚刚生产不久的妻子却要下地干活只为贴补家用。在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他忧虑大过喜悦。但踌躇再三，郭明瑞还是难舍心中的大学梦。那年，他所在的县就他一人考上北大，还是县里资助了几十块钱路费，郭明瑞这才得以坐上从烟台到北京的火车，开启了新一段旅程。
与前两位决心高考同学的经历比起来，何勤华的经历更加疯狂。1977年，踏实勤劳的何勤华已经是乡团委书记，在他的父老乡亲眼里，何勤华已经拥有了“光明的前程”，放弃一切去上大学，是那么的不理智。但何勤华不顾父母的劝阻，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不仅继续着乡团委日常的工作，还要加班加点复习考试。当广播宣布他被北大录取的消息时，何勤华还在工地上挖河泥。得知被录取后，他立马放下了手中的铁铲，激动之情无法言表。
如果不是1977年恢复高考，也就不会有这么多有理想的年轻人齐聚未名湖畔，也就不会有当时招生80多名同学的法律系，更不会有今日被誉为“法律界黄埔一期”的北大法律系77级的辉煌。
北大怪人
这批同学来自天南海北，有来自异域风情的新疆，有来自温婉如玉的江南，还有来自万亩沃田的山东，操着不同口音的同学们同时来到北京求学。
这批同学年龄各异，有人已经结婚生子，有人已经在基层工作岗位上有了多年的工作经验，有人正是高考的“应届生”，在这里，他们不分长幼，皆是法学的新生儿，像一块海绵一样汲取法律知识。
正因为不同地域、不同年龄，这个被誉为人数最多的法律班级聚集了很多“北大怪人”。
李克强是北大怪人，勤奋程度让同学们直呼“太怪了”。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70年代也不过是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北大77级同学对他的评价是学习异常用功。没有课的时候就待在图书馆里。
李总理以英语流利为国内外所赞扬。李克强出席国内外重大活动时，在公共场合讲英文，与外国人交谈时无需翻译等事迹已经多次成为媒体报道的亮点。
但是谁能想到，77年刚来北大报道时的李克强，还只是外人眼里英语不好的“农村小子”。
他非常勤奋，为了练习英语，自己制作了英语单词本。走在路上、食堂吃饭排队、外出坐公共汽车等车......李克强不放过生活中的任何碎片化时间，利用每分每秒记忆单词学习英语。没过多久，1977年，还在读北大法律系三年级的他，就已经和其他同学一起合作翻译了《法律的正当程序》。
丘征元是北大怪人，痴情程度让同学们直呼“太怪了”。由于第一年恢复高考，当时77级很多同学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并且有很多人已经有了家室。丘征元当时并未结婚，但是有一位在异地的女朋友。
我们很难想象，在连“爱情”都还是禁词，牵牵手便害羞到脸红的年代，丘征元却坚持每周给他的女朋友写情书，并且这个习惯一坚持就是整个大学时代。他的女朋友在异地当护士，因为工作太忙，常常只能在卫生间偷偷阅读丘征元的来信。在那样的年代，有那么一对“怪人”情侣，他们不顾世俗的眼光，冲破时代的桎梏，将思念尽情挥洒，却又将最真挚的爱情永远留在了每一封信件的邮戳上。
汤唯是北大怪人，“贪玩”程度让同学们直呼“太怪了”。在庞大的法律系77级大家庭里，汤唯是大家亲切的小妹妹。身为新疆人的汤唯长了一张娃娃脸，言语之间就更觉可爱灵动。在当时勤奋的班风下，“小汤”却显得格外贪玩。
在新生报到时，汤唯第一次乘了3天4夜的火车从新疆赶到北京，据她描述，“真像进了大观园一样”。初到北京的她，走过飘雪的长安街，仰望过雄伟大气的天安门，在未名湖畔流连忘返......就像现在青年们所憧憬的“文青气质”一样，汤唯的身上少了一丝严谨和呆板，多了一份自由和浪漫。
汤唯“爱玩”的性格在北大77级同学间是出了名的。袁伟明带领女排“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她就跑到工人体育馆去听他作报告；“自卫反击战”的英雄们凯旋而归，她又到临校清华大学报告厅听汇报，激动的“手都拍红了”。
但汤唯在关键时刻却又十分刻苦。她爱去图书馆、喜欢听各种讲座；曾经为了一节法律课，只买了一个馒头就去教室占座；也曾为写论文彻夜不眠、奋笔苦书。正是这种“Work hard，play hard”的心态，“北大怪人”汤唯活出了无数青年人最想活出的样貌，认真细致，从容优雅。
峥嵘岁月
就是这样一群有志青年聚集在北大，他们中间有的已经结婚生子，有的仍处在青葱的少年时代。但是对学术、对法律的热爱让他们消磨年龄的隔阂，相聚在未名湖畔，纵情燃烧着他们的青春岁月。
在那个年代，马恩经典著作是同学们爱读的“畅销书”，对真理的渴望让他们自觉聚在一起，时而拍手畅谈，时而争论不休。当时参与讨论的同学就有何勤华、郭明瑞、陈兴良等，当年争得面红耳赤的青年们现如今已经在法学界颇有建树。何勤华后来到了华东政法大学做校长；郭明瑞去到烟台大学做校长，带领了一整个学校法学学科的兴起；陈兴良师从高铭暄，成为了刑法学界不得不提的泰斗级人物。
但无论后来的他们有多少光环，在1977年，他们还只是对马恩著作半懂不懂的懵懂青年。正因为他们处于无知无目的的状态、他们热爱在北大的这段峥嵘岁月，所以这段大学时光才会如此难忘。正如何勤华所说：“这些学习和讨论，虽然现在想起来可能有些幼稚，但对我们以后的学业和人生道路的帮助是无法用语言来述说的。”
除了同学间的讨论，北大77级的教师们也为这批新青年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李克强后来回忆北大的校园生活，感慨地写道：“在北大，学生与先生所具有的某种平等关系，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对真理的崇尚。面对知识与真理，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师道。”
当时教授比较宪法的老师是龚祥瑞，他对西方政制、法治如数家珍。课堂上，龚先生的家里，都是师生间的讨论研习的场所。当时所参考的主要是龚老师自编的教材，往往会指定一个人作报告，其他人听完后点评。
这种启发式教育启蒙了北大77级的青年人。王绍光后来对政治学兴趣浓厚，离不开龚祥瑞的谆谆教导；刘凤鸣的“程序正义”思想，也在龚提供的学术土壤中自由生长；在龚祥瑞的影响下，大三时姜明安的专业兴趣从经济法转向行政法，开始在行政法这片土壤里深耕。
临近毕业时，龚老师却颇为担忧的告诫当时一腔热情搞行政法研究的姜明安：龚老师深深知道当时的中国还不是行政法能够生根发芽的时候，人总不能用理想糊口，总要向现实低头。但满怀学术热情的姜明安却坚决回答：“不能生根我们就改造土壤！”四十年过去，这批新中国第一代法学生早已成长为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姜明安也成功留在北大教授行政法，为这一学科的发展做出了举住轻重的贡献。
说到文人风骨，北大自由包容的学术氛围为法律系77级学子提供了一片“野蛮生长”的沃土。这种坚韧热血的品质陪伴他们一直从校园走到各种工作岗位。2008年，77级同学举办的3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突然急雨骤降。同学们在避雨的时候，一个同学感慨道：“人在屋檐下。”李启家则接了句：“就是不低头”。结果这句话引起在场所有同学的共鸣。几十年过去，他们好像还是那个初识人间的少年，桀骜不驯，却又坚韧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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