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读南宋人袁枢撰写的《通鉴纪事本末》时，特意翻看了《石勒寇河朔》一节，并在张宾献计处旁批：“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
西晋永嘉七年（313），西晋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晋愍帝即位。当时中国北方的局势很混乱，晋愍帝维持的长安小朝廷已经无法控制局面。幽州刺史王浚、并州刺史刘琨，虽然仍是晋朝重臣，可鉴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他们两人也无所作为。
刘琨在并州受到眼皮底下匈奴“汉”军的驱迫，立足很难；王浚引北部鲜卑、乌桓势力为援，北方士民也纷纷投奔而来，可他日子仍不好过。在这种情况下，石勒率兵屯于襄国（今河北邢台附近），名义上是匈奴“汉”政权的大将，实际上想占地为王。
西晋建兴二年（314），石勒想偷袭王浚，可又犹豫不决。这时候，他的高参张宾帮他拿定了主意。张宾分析说：打幽州，并州刘琨及北部鲜卑、乌桓这三方没有出兵助王浚的谋议，此其一；王浚、刘琨之间，关系如同仇敌，刘琨不可能为救王浚而来袭击我们，此其二。
为了万无一失，张宾还建议：第一，向刘琨修笺，送质请和；第二，兵贵神速，北上行军不能泄密，要轻军往返。结果，石勒坚定了信心，依计而行，轻而易举地拿下了幽州，活捉了王浚，奇袭大获成功。
分析是获得实践智慧的重要因素。其实，毛泽东本人对于分析与实践智慧的关系也持同样的观点。
1965年，他在一次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说：“分析很重要。‘庖丁解牛’，就因为他掌握分析的要领；恩格斯在接触医学时，就很重视解剖学。”毛泽东把分析看作是一种类似医学上的解剖学的方法，认为只有善于分析，掌握分析的要领，才能娴熟地处理和理解事物。
在毛泽东看来，一个人分析能力的大小，往往决定了他的工作能力的大小。例如，会不会打仗，不在于读过多少本军事书，而在于他是否善于分析敌我斗争形势。
他在1965年杭州会议的讲话中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能够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并说“自己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只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