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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宁蒗的油米村,无量河畔,摩梭人的故事缓缓展开。

东巴,不仅是摩梭人的宗教仪式主持者,更是他们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守望者。

东巴文起源于纳西族,有着2000多个字符,最早可追溯至公元7世纪。时至今日,巴东文仍被许多纳西族人所使用,是世界上唯一仍在被使用的象形文字,其因此也被称为“象形文字活化石”。

油米村最特殊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东巴文化。小小的村庄,有9位东巴和2位侠武,其东巴文化活化传承的完整程度,在整个地区内都属罕见。

为了探寻这个摩梭古村的村落形态和信仰民俗,《守望东巴》作者孙庆忠教授等,在此进行了延续多年的田野调查,遍访油米三大家族的每一户人家,详细记录他们的历史文化、生活细节。

《纳人乡韵》影像志收录了300余幅摄影作品,记录纳西族与摩梭人的山间岁月。《摩梭仁者》用口述史的形式对村里的东巴、侠武的人生经历、日常生活、宗教仪式、社会交往等进行了抢救性记录。

杨多吉扎实东巴精通仪式,更致力于搜集与翻译东巴经书,传承祖辈智慧。在他的世界里,文化的传承如同种子的播撒,只要有土壤,便能生根发芽。

石玛宁东巴从小受爷爷启蒙,成为东巴文化的守望者。阿泽里东巴深知,东巴文化不仅仅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责任,一种需要代代相传的精神财富。而油米村资历最高的侠武石农布,希望年轻人多多地来学习、传承侠武,这样侠武文化才不会失传,因为“文化消失是一种罪过。”

他们共同编织着东巴文化未来的走向。面对时代的洪流与生活的重压,这些东巴们不仅承载着家族与民族的期望,更在探索如何让这份古老文化在现代社会中长久存续。

无量河和虎头山目睹了一辈辈油米人的喜怒哀乐,妖女峰和神马石的神迹传说让一代代东巴的心灵纯正无邪。而今,年轻的东巴常年栖居在现代化的都市,但他们也如前辈一样,始终把心安放在油米。

恍惚间,我们分明看到东巴远行打工的身影,转瞬间又重温了他们在火塘旁诵经的凝重神情。在这里,对人世间苦难的悲悯、对东巴文化的忧虑,都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守望者共同的心力,才让这个小村子始终饱含东巴文化传承的活力。

东巴行走乡里,守护一方水土,油米人受东巴教化,笃信山川神明,有礼有节、精神充盈,与自然生境紧紧相依。四季更替,人生轮转,2020 年,通往油米村的水泥路终于修通,山里山外的沟通往来变得更加便捷,而古老的油米村和代代相传的东巴文化,也将面临时代更迭带来的挑战……

油米村不是世外桃源,无法游离于这个时代的乡土社会之外。在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中,那些承载着民族记忆与智慧的古老文化,究竟该如何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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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梭”意思是“天上来的人”

我于1952年农历三月十六出生,七八岁那会儿还没上学,跟着爷爷(亲爷爷的兄弟)学东巴。

东巴文化是我们本家的文化,现在说是纳西文化。我们是纳西的一个支系,自称是“Moso”,汉字写成“摩梭”,本意是天人,“摩”是天,“梭”是人,意思是“天上来的人”。

我爷爷杨嘎土汝于1891年出生,属兔,1966年去世的时候76岁。他以前在永宁接触过美国的洛克博士。当时,我们村的老东巴都不敢去见他,你家几本,我家几本,拿了一摞书,25本。

我两个爷爷拿这些东巴经书去泸沽湖的岛里会见洛克。洛克带着丽江的东巴和发廷(音)做翻译,叫我爷爷写三个字,我爷爷写了四个字,他说“好”。

而后,我爷爷又从带去的经书中抽了一本《梭梭库》,念了一页。洛克本来是想送客,结果因为这本书与我爷爷结下了缘分。

人与人之间是有缘分的,因果关系肯定有,不去总结不觉得,一旦去总结了就会发现这东西是实实在在的。

我爷爷的爷爷叫杨英支塔,他好像是村落里的首领,对东巴文化相当有影响,但是他脾气很不好,在四川和云南的冲突问题上是一个恶人,不是一个善人。家丑不可外扬,但我们做研究的应该实事求是,歪曲事实就不好了,丑就是丑,美就是美。

虽说是古老的东西,但东巴文化传到我爷爷这里后,他在东巴经书里创造了好多东西,对东巴文化做出了好多贡献。他的书写水平很高,留下来的经书还有四本。

他写的老鹰,老远就看得清清楚楚,虎是虎,豹是豹。我们写出来,虎豹难分,牛马难分,是耳朵还是角,水平不高的人难以区分。我爷爷教我写经文,他写三个字,让我模仿着写,错一点,他的眼睛像钉子一样盯着我,火辣辣的,让人很羞愧。

写不好了把你盯一会,让你重新写,话也不多,不是一星半点的严格。我们年轻时看过一部电影叫《林海雪原》,里面有个叫“座山雕”的人,和我记忆中爷爷的相貌像极了。我们年轻人给他取个绰号叫“座山雕”,因他的鼻子是钩着的,他看人“很痛”,盯着我们看,我们就快快地回避。他的眼睛对着人的时候会让对方感觉痛。

我听说,以前的东巴会打人,我爷爷虽然从来没打过人,但是当他的眼睛盯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有好痛好痛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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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活到60岁,感觉2011年从北京回来后写的东巴文才接近我爷爷的书法。当然,他对我们的教育也有不好的地方,他是个懒惰的人。他说:“牛马不要喂,在永宁土司的脚下做百姓不要狠狠地挣钱,够吃就得了。”

一个人做了东巴,就要规规矩矩的,不要偏左或偏右。爷爷对我的教育就是僵死的东西,死板就是他的教育方式。

去北京我特别高兴!从北京回来后我从来没生过病,没有感冒,没有拉肚子,以前这些病都会得,现在没有了。人的心情一旦好了,这些病痛就没了。人的心情应该好,心情好了,人的身体也同时好了。画图也好,写字也好,人心情安定的时候会做得好,心情一旦忐忑不安,写出来、画出来的都不行。

我活到60岁,从北京回来,感觉自己提高了一步,因为我到过北京,这是了不得的,之后安下心来写的经书接近我爷爷的水平。

有东巴文化的地方吃饭才香

学东巴要拜师。叔叔算了个合适的日子,我拜叔叔为师学东巴。入门的时候,叔叔念《降威灵》,我那个时候心里没有什么感受。当时跟我一起学东巴的还有杨给苴、阿泽里,后来杨布里也来一起学。

我们白天干活,下午六七点的时候,每个人拿着一把松明集中到我家里听叔叔讲。那时候只有松明,没有电灯、电视机、手机,什么都没有。我们点着松明,坐在火塘边。叔叔一边教一边讲故事,讲经书的意思是什么,故事是什么,这个字应该念什么。

叔叔比较严厉,我们在叔叔面前不敢闹,见到他都不敢说话,叔叔怎么教我们就怎么做。我们年龄小,比较贪玩,他教起来比较吃力。他平常不会打我们,没醉酒的时候很温和。如果正好遇到他喝醉了,我们贪玩不好好念经文,不好好敲鼓,他就会骂人,用扎经书的牛皮当鞭子打我们,我们都被叔叔用牛皮鞭子抽过好几次。

我一直跟着叔叔学东巴到21岁,感觉有些不情愿了。当时村里跟我同龄的都外出打工挣钱了,他们都很自由自在。我们在家里整天学东巴,好像是父母给我们压下来的职责一样,不听父母的话也不行,感觉有点委屈。

于是,我跟着哥哥到木里耳泽金矿去打工了,在那里打了三年工。我跟着湖南的老板在矿洞里打金矿,那里生活条件特别差,生活用品、机器都是用牲口驮上去的。

那里海拔4000多米,气候不好,一般的人做不了。当时一个工是20元,一个月才600元。我在那里打工三年挣了三万多块钱。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不打工不行,必须挣茶钱、盐巴钱来维持生活。

在外打工的时候,我没有想村里东巴的事情,就只想着挣钱。当时在家的东巴还有杨多吉扎实老师、杨格果与两个师弟杨给苴和阿泽里,杨格果跟杨多吉扎实老师是堂兄弟。

那时石家只有我叔叔一个东巴,在村里他的应达特别多,他一个人忙不过来。那时没有电话,叔叔用东巴文写了一张纸条寄给我,叫我回来帮他。叔叔的纸条上说:“如果每个人都不传承的话,我们这种民族的文化就没有了。如果我们没有文化了,就像没有灵魂一样,吃饭饭不香,尽快回来。”

看到叔叔的信时,我心里比较别扭,不想回来。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挣钱第一,谁有钱谁就是大哥。我们整天在家里是挣不到钱的。可我想起我父母跟我说过:“钱不是长久的问题,能学的话学点本领。要把自己的文化传承下去,才算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我哥哥当时也在场,他说:“那你就回去吧,不要辜负了我们的希望。”他就这样把我催回来了,我没有退步的余地。我去木里之前学了大消灾仪式,回来后再学的超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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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丽江的东巴特别多,他们发达了以后,文化习俗跟着时代消化掉了。如果油米村的东巴文化不实施其他措施,照这样发展下去,肯定会自然而然地消失。至于我们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这个说不准,只能看命运,看老天怎么安排就怎么来,顺其自然吧。

现在我们就希望别的民族能多了解一点东巴文化,这样对文化的生存可能会有帮助。令我们感到很欣慰的是,有人开始珍惜东巴文化。了解东巴文化的人越多,这种文化就越不会轻易地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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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苦也要把东巴做下去

其实我原先不想学东巴,是父亲强迫我学的。我们学东巴要算八字和属相,也有人不合适。父亲看我的八字和属相是合的,所以让我学东巴。我还有个哥哥阿博布(1967—1992年),他大我12岁,但他26岁时就不在了。

以前儿女多,我们都很辛苦。白天要去放牛放羊干活,晚上要去下边背水,自己去推磨,那时没有机器。到了十一二点才吃晚饭,九点我就睡着了,吃晚饭时父亲才拉我起来,叫我念东巴经,我不想起来,那时候年纪太小了。

我学东巴时,父母特别高兴。

2007年农历二月初我们开始跟石玉吓师父学东巴舞,学了大概一个星期,我父亲年纪大了,那时他有点瘫,脚走不起了,我就跟石玉吓师父学。我和杨布里、石玛宁、杨给苴四个一起学的。我们去松林坪子那边,每人带一只公鸡、一点酒和食物,到了就烧一笼香,烧完香才能学舞。

当时师父有点病了,身体不太好。鼠舞、凤凰舞和其他神灵的舞我们全部学了,他说以后要天天练习,不练习就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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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东巴给家庭和生活带来了很多压力,没有人支持的话,真的做不了。东巴是真的苦。如果家里有劳力,有支持的人还是可以的,没有支持的人就有点麻烦了。一般都是亲戚支持,有时需要钱就帮找点钱。现在是经济社会,什么都需要钱,我的亲戚都是支持我的,不然的话我们家有点困难。

我修房子是蛇年,房子建好后我也病了,父母身体都不好,治病的钱还是向我姐姐、我老婆娘家、我哥哥这些亲戚借的,去年把借的钱都还了。

我2003年结婚,是出去打工的时候父母帮我找的对象,我就同意了。我老婆杨嘎土很支持我做东巴,不会抱怨。其实做东巴的老婆还是有点恼火的,每个东巴的老婆都不容易。我们一年基本上有三四个月是在帮人家,春节这一两个月没有时间做家里的事情,都是我老婆做,有时需要男人帮忙做的活,她也自己做。我们两个现在轮流出去打一年工,今年她出去,明年换我。

做一个东巴压力很大,有自己的家、自己的负担,因为仪式全部都是我们做。人不会没有压力,只是大小不同而已。不管自己有没有事情,有仪式我就要去。有时日子选好了,我感冒了,不去也不成,要自己去做。以前东巴只管做仪式,其他的事情全部是香灯师负责,东巴的助手是固定的。我在村里干的时候,培训阿绍龙当香灯师。现在的人有些不懂规矩,做仪式的时候,他们不懂得安排准备,会有点恼火。

学东巴对我的影响挺大。我们的经书是教育人做好事的,像我们小时候学雷锋一样。我想东巴失传也说不定。在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时,他们也说不要失传,但说是这样说。

有一个布落村的东巴,他说他发动了村民来学东巴,他来收徒弟,但没有人愿意学。因为东巴在经济这方面还是有点困难,现在每个人都想要钱,都想过得好。我打算以后让我的两个儿子阿多吉扎实和阿次仁多吉先去上学,如果他们上学得不到工作,就再问他们愿不愿意学东巴,如果愿意就教给他们。

我会一直做东巴的,我从小就学了东巴,不管在哪里都会做下去,这是我们的一种信仰,你信了就必须信。文化是不能丢的,但有些人是真的不想学,我学到现在已经不烦了,再苦也要做,反正我一辈子都要做下去。

如果国家支持东巴的话,东巴文化肯定会传下去。村子里东巴越多越好,全部都学,互相都有照应,就比较轻松,如果只有几个人是不行的。

文化消失是一种罪过

2019年我大哥石文君去世了,他的道场是我主持的,我哭得很悲伤,这次道场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了。我是大哥最大的徒弟,从那之后,我就是道场上的总管,以前大哥会给我指点,现在没有人给我指点了。

我庸庸碌碌的,有点担心。有时候,我自己都还一知半解,侠武想要精通很不容易。我们村拜过师父的杨光次和石阿鲁,学的侠武都还不全面。他们还要继续跟着我学习,大哥的徒弟又变成我的徒弟了。

2019年我做了三个道场,两个在油米,一个在加泽,还是顺利的。在加泽的那个道场送走的人比我小4岁,因患高血压去世的。那个道场上杀了两头牛,应达女儿牵一头,儿子牵一头,杀牛就是必须招待客人一顿饭的意思了。我这个人是送了好多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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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也老了,年纪大了。去年海螺还吹得很好,今年吹海螺的时候气有些跟不上了。我认为我们村必须有七八个侠武才对。学侠武的人嗓子必须好一点,不仅要会唱,声音也要洪亮。

现在读过书的年轻人记性好,学过汉文再来学侠武是比较容易的,还可以把侠武写成文字。用手机先把侠武的歌给录下来,再慢慢学。不过现在年轻人就是没有时间,他们需要供养学生和照顾家庭,都去打工了。而且有些年轻人连我们本民族的话都说不全了,还爱唱流行歌曲,我说:“你们要唱的话,我们的民族歌曲你们学一学。”

我希望我们这边的年轻人多多地来学,必须是年轻人来学习,才能传承侠武,这样侠武文化才不会失传。文化消失是一种罪过。

我们这个民族有一整套的侠武规程,是用在道场(白事)上的。在道场上,东巴和侠武是相互配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紧密相连。东巴念的是经,我们唱的是歌,跳的是舞蹈。我们是武将,武将就是要压倒魔鬼,跟着东巴一起来压倒一切魔鬼。侠武和东巴一定要相互配合,东巴念到什么时候,我们侠武就要唱到、跳到什么时候。学习侠武文化必须认识东巴文化。东巴和侠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做侠武22年了,我认为东巴文化对人有一种约束作用,对人有一种教育作用,你学懂了,你理解了,就像法律一样,懂了的人就不会乱来。侠武是我们本民族的文化,学习侠武是一种修炼,我们自己的性格也豁然起来了,这是我们文化的影响。

东巴要传承,侠武也要传承,一代一代地传承到今天。清华大学赵丽明老师说得很好,她说:“在油米村,东巴文化还在传承着,还在守护,还在发展。”我也这样希望,要多多的年轻人来学侠武,把这个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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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梭的意思,是“天上来的人”

油米在摩梭语里,就是“团结的村子”

这里的故事,就如那无量河

流淌着一辈又一辈摩梭人的记忆

开白名单 duanyu_H|投稿 tougao99999|图片 视觉中国/豆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