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消息，今年上海巨鹿路不允许cosplay。人们纷纷在网上找出去年巨鹿路上的万圣节图片，当时的人们没想到，这可能是“后无来者”的绝唱。
巨鹿不允许奇装异服地聚集，据说是担心人流过于密集造成事故，发生踩踏。其实去年一群年轻人在巨鹿“装神弄鬼”，扮演他们觉得好笑的人物形象的时候，就有人因为万圣节是洋节而进行抵制。没想到今年就直接不允许了。
心里非常不是滋味。在国内上海算是非常包容的城市，怎么连cosplay这样玩闹的事情也不允许了呢。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上海还邀请司马南过去参加音乐节，朗诵李白的诗。既然都能包容司马南这样的人，怎么就不能包容那些狂欢的年轻人呢。难道司马南才是代表上海精神的吗？
上个世纪的1936年，卓别林先生来上海度蜜月。当时国内很多地方还处于战火之中，但是上海依然保持了高度开放的文化活力。卓别林在上海看到不久前于美国上映的《摩登时代》。他还见了梅兰芳先生。两种文化代表的交锋传为佳话。
卓别林先生是个喜剧演员，让人笑起来是很难的。我们的艺术家中，让人哭的不少，但是能够让人笑的，却是屈指可数，这个跟我们的文化心态有关系。就看今年的办的脱口秀节目，发酵了多少网络舆论以及骂战啊。这让我发现，可能观众们在乎的并不是那些梗好不好笑，而是不自觉地成为了段子审核员，看这些段子在思想上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了。说实话，这些观众，您都这样了，还看什么脱口秀啊。
这样只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沉重，但事实上，我们的生活本身就已经够沉重的了。争论杨笠是不是真女权这件事情毫无意义，她就是个搞笑演员，如果觉得不好看，绕开即可，没必要上纲上线地抵制。
抵制来抵制去，最后把我们仅有的文化空间也给压缩没了，这个就挺悲哀的。
关于避免踩踏事件这个理由，能够理解。但是如果按照这个道理，假期出行塞在景区里面的那些游客，其实也可能会出现踩踏事件，但是却没有禁止他们。
万圣节吸引年轻人的地方，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想要通过这个节日的契机，聚会抱团地释放一下压力，这背后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文化动机，也没有洋节不洋节的说法。Cosplay的本质就是一种戏仿，扮演他们在生活中成为不了的形象，从而解构一种沉重。把cosplay理解成一种严重的事情，本身就是与这种精神相违背的。
这又让我不免想起中国足球。我们这么多人，但是却只能凑一支海参球队，原因何在呢？自由主义思想家伊赛亚•伯林提出个积极自由的概念。当人们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因为外因不够满足，那么他就失去了积极自由。就像城市里喜欢踢球的少年，随着一栋栋高楼的林立，喜爱踢球的孩子却很难找到球场。连踢个野球的机会都没有。巴西人为什么球踢得这么好，我想恰恰是因为这个国家还有许多踢野球的空间，少年们在脏乱而原始的黄土地上挥洒汗水，幻想自己成为下一个罗纳尔多，下一个内马尔。如果连踢球的空间都没有了，还踢个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