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坐台小姐能不能开发票？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这个问题恐怕也只有人民的名义中的陈清泉能解释了，毕竟学外语的含金量一直都在上升。
而这个问题还真让中国性学第一人潘绥铭教授遇上了，他甚至因此被判定为学术资金乱用，受到了处分，作为中国首个对性展开公开研究的学者，潘绥铭所有学术都伴随着争议。
有人说他找坐台小姐是为了调查研究，不应该因为发票的原因就处分，但也有人说法不容情，潘绥铭可以有更好的方式完成自己的研究。
调查小姐受处分，科研资金用处不明
2012年对于潘绥铭来说是学术生涯中最大的一道坎，他被审计判定为科研资金使用不明，这如果发生在其他教授身上那就是板上钉钉的贪污，但对于潘绥铭来说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因为他研究的是性学，而且当时的研究课题是艾滋病和病毒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他的主要工作场地都在红灯区，调查样本大部分都来自于的坐台小姐。
在这个地方怎么可能有证明消费的发票呢？而且这个发票如果真开出来了或许还会有人说他老人家是去进行什么真正的非法交易了。
一边是法理上，使用科研资金就是需要对每一笔资金的去向都进行详细的汇报，并且必须有发票，但另一边情理上他总不能让坐在小姐给自己开发票吧。
潘绥铭面对的是一个死局，从情理上说的过去，但是确实又存在违规操作。
如果不用科研资金，自己垫付费用去采访这些坐台小姐，那可能又会造成学术不端。
潘绥铭在以往的学术生涯中已经被泼过了很多污水，但因为自己的研究受到官方处罚还真是第一次。
这个研究方向有些不正经的老头却有一颗真正热爱学术的心，他在1984年获得了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学位。
在那个年代，如果他去选择一些更有前途的研究方向或许如今早就已经名利双收了，但大爷就是硬气，这么多年死咬着性学不放口，绝对不换方向。
而也正是他的坚持填补了中国性学领域的空白，在他之前中国性学领域就是一张白纸，落后西方数十年，而在他之后，他的学生黄莹莹继承了他的衣钵。
黄莹莹如今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的教授，也是一名博士生导师，同时是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所长。
君子坦荡荡，中国最“不正经”的真教授
潘绥铭在最初进行性学研究的时候遭受过很多非议，1985年他第一次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性社会学课，这在当时成为了人大的绝版爆炸新闻。
一时间他的课堂上涌入了许多好奇的男男女女，但在他认真地阐述了自己的理念并且展示了自己的研究之后，许多女同学却说他在耍流氓、脸皮厚。
甚至人大的一个教授对他抱以了诚挚的蔑视，表示“小潘这个人整天就想这档子事儿”，后来甚至有人申请审查他的身份。
但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你把它当成是下九流的笑话它就是下三滥的，但如果你真正的探究性学背后的意义以及他在社会中的作用，它就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话题，毕竟这是人类的起源。
虽然在潘绥铭之前性学没有被当成一个单独的课题进行研究，但在心理学和犯罪学中，性学都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它不应该因为存在的特殊性而被忽视。
和社会学中那些已经被写烂了的话题相比，性学是一片蓝海，而潘绥铭也挖掘出了其中的精髓。
潘绥铭对于性学的研究开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国内的风气还非常保守，想要探讨这方面的话题免不了要去一些风月场所。
从1998年到2010年，潘绥铭和他的学生们走访了中国23个红灯区，采访过1132位特殊工作者，239位‘妈咪、老板’，以及212名嫖客，由此他出版了关于中国灰色服务产业的著作——存在与荒谬。
从他的书和过往经历中，可以发现很多不一样的视角，比如他采访过发廊妹和按摩女，他惊讶的发现这两个在大多数人眼中同为小姐的行业，却也有着自己的职业歧视。
发廊妹认为按摩女在那些见不得人的地方工作才是小姐，而自己是光明正大地做生意，所不算是小姐，而按摩女却认为发廊妹整天在外面搔首弄姿、招引顾客才是小姐。
其实从潘教授的职称和著作上看，他甚至比很多教授都要坦荡，进行性学研究以来他发表了六篇sci 、34篇中文核心期刊，成果斐然。
与一些道貌岸然，表面风光、背地猥琐的教授相比，潘绥铭还真是正人君子。
虽然潘绥铭将自己的全部学术生涯都用于了性社会学的研究，但如今已经退休的他却是一名优秀的观鸟达人。
和大多数退休大爷一样，他玩儿起了相机，目前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扛着那些长枪短炮在一个个公园里追鸟。
他将自己此生的学术研究经历著成了一本名叫风痕的书，是非只留给后来人评说了，现在潘绥铭只是一个退休在家的赋闲老人。
那么各位网友觉得他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