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中华大地上开展了一场举世无双的“人雀大战”，全国人民布下天罗地网围剿麻雀，许多年纪大的朋友都对这场大战记忆犹新，今天帝哥就来说说这段故事。
1955年，毛泽东收到农民的反映，说是麻雀祸害庄稼，于是他作出指示：“麻雀是害鸟，能不能消灭它们？”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马上找到中科院前任动物所副所长钱燕文，向他咨询这一问题，钱燕文回答说：“我们对麻雀的食性还没有系统研究过，不敢肯定是否应当消灭麻雀。”
这年12月，毛泽东外出考察，他在杭州和天津分别找了部分省、自治区的党委书记讨论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发展问题，共形成了17条意见，其中第13条的的内容就是“除四害”，即在7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此后各地纷纷展开了“捕雀运动”。
但许多科学家都认为，在没有正式得到科学结论以前，政府不应该轰轰烈烈地搞“捕雀运动”。1956年10月，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大会在青岛举行，实验生物家朱洗在会上讲了一个故事：1774年，普鲁士国王下令消灭麻雀，并宣布杀死麻雀有奖赏。此后百姓争相捕雀，没过多久，麻雀被捉光了，各地果园却布满了害虫，连树叶子也没有了。国王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让人去外地运回雀种，加以繁殖保护。
最后朱洗在会上说：“除了在某些季节麻雀是有害的，其他季节是有益的。”他的意见得到了参会人员的一致同意。
1957年10月，中央部分地接受了生物学家们的意见，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27条除“四害”内容改为：“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消灭。”
但不少城市不但没有按规定停止灭雀，反而更加大张旗鼓地开展围歼麻雀的群众运动，比如上海市第一次灭雀大战进行了3天，灭雀88171只，获雀卵265968只，第二次进行了两天，灭雀598001只。
1958年，“捕雀运动”进入到了高潮。四川首创了“大兵团作战的”捕雀方式，据《郫县志》记载，四川郫县10万人历时3天，共消灭上百万只麻雀。
以郫县花园乡为例，乡党委书记魏锡云组织全乡近40支鸟枪，成立“火枪队”，分成3个小组，巡视全乡打麻雀。群众与专门放假回家打麻雀的学生，以大社为单位，分为31个小组，指派专人包干。男女老少，整天轮流看守，不断吆喝。干部分到各处严厉督促，农民上街赶场都得带上竹笋壳，边走边吆喝，否则不准进场……据粗略统计，全乡7天共歼灭麻雀20多万只。
1958年4月19日清晨4时左右，北京市动员数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竹竿彩旗，开始走向指定的战斗岗位，830多个投药区撒上了毒饵，200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神枪手。当天刘少奇亲自来到了“首都围剿麻雀总指挥部”督战。
5时整，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一声令下：“开始！”全市87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白发老人、几岁小孩、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人人手持武器，各尽所能。麻雀在天罗地网中乱飞，找不着栖息之所，有的被轰到施放毒饵的诱捕区和火枪歼灭区，有的吃了毒米中毒丧命，有的在火枪声里中弹死亡……
这天北京市的战果也非常辉煌，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万余只。
据各地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1亿余只。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罗平汉后来回忆说：“经过全民大灭雀，可怜的麻雀已是所剩无几。”
1959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讲话上，再次提到了麻雀的问题：“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
但就在此时，广大农村传出了“遍地虫灾”的消息。更多的科学家开始挺身而出，为麻雀翻案，一位科学家甚至斗胆提出：“替麻雀翻个案，比替曹操翻案的意义大。”
1959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朱洗、冯德培等科学家的帮助下，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报告》中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
这份附有大量科学依据和分析的报告终于打动了毛泽东，两天后，他作出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报告》后来作为中央杭州会议文件，印发给与会者。
1960年3月，毛泽东作出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最终毛泽东以这种方式，为麻雀平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