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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今年最让我眼泪破防的采访片段:

“好委屈啊。”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活得很憋屈。” “我这辈子……就困死在这地方了。” “我也想出去看一看啊,我也想出去走一走啊。” “我支持他……结果我是一事无成。” “如果有来生的话,我绝对走我自己的路。”

而她,却不是这次被采访的主角。

她叫张赞英,是知名植物画家曾孝濂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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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丈夫曾孝濂被誉为“中国植物画第一人”,光一幅画就动辄百万价格。

有这样成就斐然的丈夫,也许在无数人看来,可以说是风光无限。

然而,当采访者采访曾孝濂时,顺带问了她一句,“下辈子碰到曾老师还跟他过吗?”

张赞英毫不犹豫地回答,“不过,绝对不过。”说着说着,更是捂脸痛哭了起来。

我是在这里跟着红了眼圈。

太能共情到张老师了,这些眼泪,是一个一个,一群一群女性,在满足了观念,制度,文化,他人后,对自己的惋惜,和对生活的失望。

记得之前看网上爆火的那篇悼文,是陈朗博士写给丈夫徐晓宏的。

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一个家庭里,总得有人管孩子、报税、理财、做饭,于是这就成了一个零和博弈。他越成功你越痛苦。”

伟大的背后,往往是另一个人的牺牲。

张赞英原本也是可以有着闪耀而辽阔的一生的。

她也曾去日本进行过学术交流,也曾在北京林业大学学习四年,更曾被当时遗传育种专业的老师邀请留校继续做科研。

但她是妻子和母亲,于是她硬生生撕掉了一部分的她自己,剩下一部分回到家庭,成为了丈夫事业和整个家庭的护甲和燃料。

为了减轻生活负担,她连买个菜都要讨价还价,可对丈夫的爱好却大方到了娇惯的程度,哪怕再贵的书本、颜料,也从不说一个不字。

她一天三次提醒丈夫下楼吃饭,给他剥橘子、倒水、泡咖啡,帮他转达外界发来的每一封邮件和每一条信息。

帮他拿画板、背包,聆听他对植物的见解。就连丈夫肺里查出的肿瘤,也是张赞英在为他到处求医问药。

我在看资料看到这儿的时候,突然想起来著名诗人顾城的妻子谢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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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仅仅是顾城的妻子,还是他的秘书,他的经纪人,他的保姆。

就连顾城衣服上的扣子,也要谢烨亲手去扣。

哪怕后来孩子出生了,丈夫非但不懂得照顾,更是在孩子哭了的时候,他也跟着哭起来,然后等着妻子来照顾。

在那些风花雪月的诗歌背后,是妻子硬生生地撑起的一地鸡毛。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太多的女性,一遍又一遍重复着张赞英走过的路。

她们被困在传统婚姻观念和性别分工里,被困在妻职、母职、家庭主妇的角色里。

她们是孩子的母亲,婆婆的儿媳,丈夫的妻子,却唯独不是她自己。

成为自己,并不是一条好走的路,是内疚,挣扎,徘徊,被痛斥指责。

但是如果还有机会,如果还有来生,你要不要走?

我想起一个另外女性。

就好像,历史小说《我不可能只是仰望着你》中的主角,玛莎·盖尔霍恩。

玛莎·盖尔霍恩是 20 世纪第一位战地女记者、小说家。新闻界以她的名字命名了“盖尔霍恩新闻奖”,她的头像还曾出现在美国的邮票上。

但同时,她也是大作家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是《丧钟为谁而鸣》的主人公原型。

在和海明威相恋并结婚后,玛莎的个人时间被剥夺,写作才华被海明威掩盖,她觉得自己成了大作家背后的无名主妇,特别痛苦。

于是,她选择离开海明威,回到了她的战场。

当时海明威在电报里咆哮着质问她:“你究竟是战地记者,还是我床上的妻子?”

但玛莎知道,真正的爱从来不是建立在对自我的磨削上。而应该是成就自己,完成自己的人生叙事,实现自己人生的完整性。

我时常觉得,人生就是一次又一次选择的叠加,选择钱还是名,选择家庭还是事业,选择死磕还是放弃,左转还是右转。

人生从来没有圆满,只是一种选择,这个选择遵从内心,你觉得有价值,于是,就是圆满的一生了。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更自由,更勇敢地去“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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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你在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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