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研究历史，建议看史书。史书也未必是真的，依旧需要自行判断。
【序】最后关头
1937年7月7日，日寇制造"七七事变"；
这是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进而灭亡中国的重要步骤，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
至此，日军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中国军队被迫奋起抵抗，中国全国抗战爆发。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召集各党派领导人和社会名流人士举行了第二次（16日为首次）谈话会。
会上，他发表了《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的讲话，代表国民党对"七七事变"进行公开表态，正式提出了对事变的基本立场和方针。
他指出:在最后关头"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这也就是网络上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史称《抗战宣言》。
这份宣言，实际上就是国民政府的抗战动员令，其一扫蒋介石国民党自"九一八"以来对日寇采取的不抵抗、妥协政策，变得态度强硬、立场明确。
这也是蒋介石人生中最闪光的亮点。
蒋介石"最后关头"演说
这份宣言，极大地振奋了民心士气，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也对此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可是让瞠目结舌的是，在蒋介石讲话后的两月内，国民政府针对日军的军事计划遭遇了一系列失败。
更加神奇的是，日军仿佛总是能未卜先知，及时规避风险。
不仅如此，冯玉祥、张治中、白崇禧等国军高级将领接连遭到刺杀，刺客总是能准确地知道刺杀目标的详细行踪，甚至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也遭到了暗杀，一切的一切都证明一件事情：
国民政府决策的核心层已经被日军渗透，抓出内奸、日谍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一】绝密军事行动功亏一篑
8月20 日。
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一个紧急军事机密会议，商讨对付日军的办法。
参加会议的只有冯玉祥、何应钦、白崇禧、张群、唐生智等几个高级军政要员，担任会议记录的是行政院的简任机要秘书黄浚。
会议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即在48小时内完成封锁长江马当要塞,以阻止日舰逃逸。
其办法是:
把招商局部分商船及老式、陈旧兵舰沉入长江马当附近狭窄的江心，构成暗礁；
同时在江阴、安庆、九江、武汉等水域布雷、设障碍物。
从而将长江上游的日军舰艇、往来商船全部截住，迫其缴械投降，否则由我炮兵予以摧毁。
当时日寇在长江中上游的军舰、商船70多艘，3000多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
还有滞留在武汉、重庆等地的侨民30000人左右。
封锁长江，首先可以防止日本海军溯江而上攻击南京；
其次可以使上海的日本军舰孤立无援，中国军队可以乘机狙击长江中上游的日本舰艇、商船，在长江上形成"关门打狗"的战略形势。
这份极为绝密的作战计划一旦取得成功，在战争之初对鼓舞我方士气，挫败日军嚣张气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谁知会议刚开过，封锁行动尚未着手实施，长期游弋在长江上游的日军舰艇，突然于一夜之间兼程下驶，越过马当，逃到上海吴淞口外集结。
8月21日，军事委员会宪兵司令部特高组就接到了武汉情报组的报告:
"汉口日租界的日本侨民昨日（20日）下午突接日领通知，叫他们火速登上日舰离汉赴沪。"
当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人员和日侨全部撤逃后，特高组的专业人员立即到该领事馆和日侨家中秘密勘察。
他们发现总领事馆内机密文件遍地皆是,其地下室内还藏着大量鸦片烟、海洛因等毒品，因为没有来得及带走或毁掉；
有的日侨家里的饭菜尚留在锅中、桌上，室内衣物凌乱，文件狼藉，显然是得到什么消息，匆忙撤走。
【二】特高组大显身手忙行动
获悉如此重大的军事机密居然被泄漏，蒋介石异常震怒。
他严令中统、军统和国民党宪兵司令部三方，限期在一个月内破案，抓出潜伏在国民政府高层的间谍，并将情况随时具报，一俟查出，不论何人，一律拿办。
当时首都南京的宪兵司令谷正伦在侦破此案方面可谓有着极大的优势。
这个老家伙值得拓展阅读一下，其三兄弟都是牛人。他本人还有着"中国现代宪兵之父"的美称，他提出的"不说谎，不作假，守本分，尽职责"为当时宪兵官兵的座右铭。
五年前的1932年，他在蒋介石召开情报工作会议后,立即就采取措施,大力加强武装宪兵勤务，并在宪兵司令部内建立了防日反间的外事警察情报组织。
他早年在日本学军事，深知日本宪兵勤务和情报工作有许多可以借鉴之处，于是当年就组织了一个赴日考察团，去学习日本宪兵对外从事间谍和反间谍活动方法。
那个考察团的成员都是黄埔军校毕业、深得谷正论信任的少将级和团职军官。
赴日考察团回国后，第一时间就仿效日本宪兵特务组织的"特高课"，将宪兵司令部的"特务警察队"改为"特高组"。
南京，街上行人
这个"特高组"受宪兵司令直接指挥，在各级宪兵部队都设有这个组织。
每一"特高组"都配有无线电台，用密码传递情报，密码不定期更换，其组员不定名额，视任务和需要设置。
组员都受过特殊的职能训练，有法西斯式的严酷纪律。
在各大中城市分设的"特高组"小组组长与驻地宪兵团长或营长密切配合，监视日本特务、汉奸。
除此之外，人家还有能力将触角伸向了海外，比如印度、比如澳大利亚。
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宜细说了。
这是个不为人知的国民党除"军统"、"中统"之外的第三大特务组织，其成员在参加组织时都必须宣誓:
"自愿终身忠于领袖，忠于革命。 严守纪律，如有违背，愿受极刑。"
这些誓言还写在特务证件上，以便随时牢记。
“特高组”在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在一次防日工作扩大会议上，总结了开张以来的经验。
不少人认为过去防日属于消极性质的，尽管费了很大力气，收获却很小，今后要从消极防日，发展为积极反间。
此后，特高组的防日反间工作便有了新的发展。
反间工作开始是以南京为中心，逐步发展到上海、北平、武汉，凡是有日本侨民和日本领事馆的地力都积极地开展了这项工作。
特高组在南京的反间工作，做得就非常值得点赞。
他们利用工作关系配合，窃开日本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密件箱已经成为了常态，获得大量宝贵的情报，从中掌握了一些大小汉奸的化名。
什么是"窃开"？
那就是秘密潜入日本大使馆和领事馆，打开密件箱偷拍、盗摄完毕再给原样锁好；
什么是"常态"？
常态就是说次数多成走平道一样。
他们每次潜入或者接应日本大使馆，都要从金陵大学的围墙翻进去。
初始时期，特工和大学生们相遇时，彼此之间还一惊一乍的；
后来嘛，长此以往，大学生们都司空惯见了，特工也不怎么避讳大学生们；
双方相遇，特工就眨眨眼睛，大学生们也面带着微笑，用手指掩掩嘴，双方示意沟通完毕，心领神会、心照不宣了。
金陵大学行政楼
谷正伦接到破案的命令，自然不敢怠慢。
他立刻派手下的特工菁英丁树中(原名丁昌，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第一团第一连出身，与林彪是同队同学呀)督率得力部属张立三、傅珩、张继汉、张万选、张敬舆、张俊升、佟凯、傅范模等40余人、动用轿车10余辆，对参加秘密军事会议的人员日夜严密跟踪监视、守候盯梢。
【三】"民国才子"难敌"帝国之花"
说起来，谷正伦也确实狡诈，烟幕弹没少放，其实他们着重监视的目标则是参会的行政院那个简任机要秘书黄浚及其在外交部任机要科员的儿子黄晟。
因为特高组曾侦察搜集到黄浚有向日方出卖情报的迹象，并且还在使馆"窃开"使馆密件箱的工作中侦拍到一张他领取津贴银元500元的收条；
只是尚未拿到确凿证据前，对黄氏父子这样身居要津的人暂时还不能贸然下手。
这个黄浚，生于福州一书香世家，其父黄彦鸿曾为清廷翰林。
他自幼随外祖父读书，4岁识字，7岁能诗，因其早慧遂有"神童"之誉。
1902年，年仅18岁的黄浚来到北京，就读于京师译学馆。因其博学多才，颇为在京的陈宝琛、严复、林纾等福建同乡父执所赏识。其后，他又以才名曾受知于当时的政界巨擘梁启超，与诗坛领袖樊增祥、傅增湘、罗瘿公等人也过从甚密，获益匪浅、文化造诣日渐精进，有着"民国才子"之称。
民国初年，他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对日本国情颇为了解，素有"日本通"之称。
他与当时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系大学同期同班同学，彼此关系很好，来往密切。
1935年，他充任行政院简任机要秘书后，很得信任，政务会议或重要机密会议都由他担任记录。
须磨弥吉郎名义上是外交人员，但其实还有一层身份，就是南京地区的日本特务机关的资深老特务（可翻阅笔者所发前文）。
按照民间的说法（民间的才是比较能够受欢迎的），为了争取黄浚，须磨弥吉郎派出了日军王牌特务——"帝国之花"南造云子。
南造云子在南京期间，很快就熟悉了黄浚的日常生活：
经常出入歌舞厅，也到妓女馆嫖娼，常常是夜不思归。
于是，"帝国之花"略施小计，与"民国才子"从相识到相熟，再略施媚术，黄浚便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随时听从南造云子的调遣。
每有重要消息，黄浚立刻就告诉南造云子，南造云子更是用重金"感谢"，黄浚就这样过着"财色兼收"的幸福生活。
萨家湾国民政府行政院
南造云子是二战时期颇具传奇色彩的女特务，有日本第一女间谍之称。
1909年，她出生在上海，父亲南造次郎是一名老牌间谍。
她的命运轨迹扑朔迷离，平添许多神秘色彩。
据说她也因黄浚案被捕，后买通狱卒逃脱，在上海参与组建76号，最后被军统暗杀；
但对于她存在的真实性仍存异议，有学者认为历史上并无南造云子这个人。
读者朋友们就当作因涉及绝密，她的档案资料被销毁、抹掉好了。
展开侦破工作不久，特高组驻南京鼓楼电话局的特工就报告，发现黄氏父子当时通话次数较平日为多。
这样，特高组更是对他们加强了侦监工作。
1936年4月，鼓楼。
【四】寸步不离、步步紧逼
一天早上，监控的特工发现黄浚之子黄晟穿着一身中式便服，提着菜篮走向菜市。
从外貌看他仅像一个不惹人注意的厨师或家庭佣人，这同他当时身任外交部科员的职位极不相称。
他平时一贯爱穿西装与中山服，今天为何作如此打扮?
为何提篮买菜?
由于这一异乎寻常的特殊发现，使负责侦监黄晟的小组更加高度注意。
只见黄晟走了几个菜摊，买了各式各样的菜，最后在一个菜摊上把买的菜重新装好。
紧挨着他也有一个买菜人刚刚装好同款式的菜篮后，迅速地把黄浚之子的菜篮提走了。
黄用目光扫射了一下周围，也沉着地把那人留下的菜篮提走。
特工人员看在眼里，立即尾随监视交换黄的菜篮的人，见他进入了高门楼街日本海军陆战队武官处去了。
另一个早晨，黄浚坐自己的小汽车，开到新街口一个很讲究的广东咖啡馆。
特高组行动组长刘士杰，也驾着小汽车紧跟他到了咖啡馆。
只见黄走入馆内，把头上戴着的浅灰色礼帽顺手挂在墙上。
刘士杰详细察看，发现墙壁上已经挂有另一顶浅灰色礼帽和一顶棕色礼帽。
黄坐在挨着帽子的一张桌子旁，墙上的帽子完全在他的视线控制之下。
待黄把咖啡快喝完时，隔壁桌上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饮完咖啡后便起身将黄浚的帽子戴在头上，昂首而去。
黄却视而不理，饮完咖啡后，却将另一顶浅灰色礼帽戴上，乘坐汽车，径到行政院上班。
盯梢的特工发现那个交换戴着黄浚帽子的中年人出咖啡馆去了一段路，就叫出租汽车，开到日驻华总领事馆附近下了车，警惕地看了看周围，便走进该馆。
南京新街口
同时，监控组在跟踪黄浚的时候发现，黄浚爱吃纸包"巧克力糖"，他比较"讲文明懂礼貌"，从不将包糖的纸随便扔在地上。
但是他在下班后经常独自一人到玄武湖散步，然后把一包"糖纸"放进玄武湖滨一棵有较大的空洞的树内，不久就发现被两个化妆的日本浪人取走。
派人跟踪取情报的日本浪人，见他们都走进中山东路逸仙桥南一家日本人开的"私人医院"，而那个"私人医院"便是特高组早已掌握的日本特务机关所在之处。
这是南京的中山东路。
根据黄晟同日本人掉换菜篮、黄浚与日本人掉换礼帽、交接情报的事实，特高组进行了详细讨论，认为这已是黄浚父子卖国通敌的确凿事实。
但为了能将他们通敌的证据拿到手，还须进一步侦监他们通敌的行动。
特高组又即对黄浚身边工作的一个青年(名字自然要保密了)做争取工作。
此人初中文化程度，家贫辍学，经人介绍到行政院当工友，黄见其聪颖、诚实，调为已用。
经多方设法托有关人员介绍他与特高组人员相识后，在多次接触中，特工们向他谈及"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和日本蓄意灭亡我国的野心，激发他的爱国热情。
他听了之后，表现得十分义愤，在同他谈及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时，他更表无限愤恨。
于是特高组最后对他谈及黄浚父子与日人勾结的情况，他初不相信，告知其可疑事实后，他仍疑信参半，但同意为特高组做侦监黄浚父子的工作。
【五】天网恢恢、毁碑化骨
其后某日，黄浚令其身边的那个工友向日本大使馆送一信件。
负责监视的特高组员便赶上去问他何往?
那工友说:"我正准备向你们报告他派我给日使馆送信这件事。"
特高组员迅速找来流动着监视黄浚父子的小汽车，同他一起乘车到了宪兵司令部，迅速打开黄浚送给日大使馆的信件，将其拍照。
他看了拍照的情报内容，才恍然大悟,对黄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罪恶行为，确信无疑。
特高组分析，这次黄浚公然向日使馆直接送信，是因这项情报十分紧迫，来不及乔装投递、他真是恶贯满盈，自投罗网了!
于是，谷正伦果断决定收网，立即逮捕了黄氏父子。
南京太平南路的国际饭店。
经过若干次严肃审讯，黄浚才把他在外交部工作的儿子黄晟通敌、以及他自己泄漏封锁长江机密的罪恶事实，从实供出。
不仅如此，他还供述了自己用重金收买了参谋总部、海军部、军政部中一些失意的亲日派高级军政人员，组成了一个间谍集团的罪行。
由于这些人多是能接触到军政机密的要员，为日本人窃取机密便大开方便之门。
本想只捉这父子一对儿，没成想却一网下去捞起一窝。
谷正伦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深夜去蒋介石处报功，并建议立即逮捕黄浚及其集团成员。
蒋命令"一定全歼，不能使一个漏网"。
黄浚父子被捕后，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曾到宪兵司令部气势汹汹地质问司令谷正伦说:
"你们逮捕关押一个简任官，也不通知主管机关，还有国法吗?"
经谷正伦解释避免此行动泄密的道理，并出示黄氏父子卖国通敌的确凿证据、供词以及蒋介石的手令，魏当场傻掉了。
1937年8月26日清晨；
一辆辆囚车，载着民族败类、大小汉奸19名，开到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的刑场上
一一执行枪决。
被处决的第一、二名汉奸就是黄浚父子。
消息传出后，广大民众拍手称快。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
为收买汉奸的心，他们出文悬赏重金，寻获黄氏父子尸骨；
后来竟以"烈士"名义立碑记"功"，从丰殓葬。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南京光复；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获悉此情后，复将黄氏父子坟墓挖掉，毁碑化骨，以示对民族败类、汉奸的惩罚。
南京，中山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