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有人总结说，蒋介石驾御僚属的方式方法,同封建帝王没有区别,荣辱迁黜，全凭自己个人一时喜怒。真是这样？
▎姜辅成，本是一个40岁的中年商人,受局势裹挟,因缘际会，才当上了少尉掌印官。
▎官小职卑,亲近枢机,但却拒绝知道内幕。然后呢——64岁的时候，少将待遇从天而降；
▎他的升迁青云路有何秘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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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可以不聪明,但不可以不小心；
1928年5月初；
山东、济南；
原张宗昌的督军衙门已经成为了“二次北伐”中蒋介石的行辕所在；
这天中午，他轻手轻脚地走进了蒋总司令的办公室——奉命前来盖印。
他先是立正、敬礼；
蒋还礼后，取出一个三角形的、中心写着一个大大的“令”字的竹布白旗，然后命他在“令”字上盖印。
持印上前、蘸好印泥、正欲加盖时，蒋对突然轻声说:
“要找些东西垫一垫吧!”
随即从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里取出一本书来，叫他将白旗放在书本上；
他盖好总司令部的大印，随即就又蹑手蹑脚地持印退出……
蒋介石老照片
他无从知道这个白布令旗是准备发给哪派军阀的、事后更没有去打听。
这是他一生中无数个未解之谜其一。
为蒋介石监印14年，这是唯一的一次不用加以核对的；
也只有这么一次，是盖在白布上的。
他深知不聪明的人,最多笨拙一些,事情做的差一些，而在“内廷”里,这却不是很大的罪过。
但如果你不小心，就随时会犯下大忌。
到那时,脑袋掉了都不晓得是为什么掉的。
同时，他还牢牢地管住了嘴巴,能风花雪月的时候就绝不议论公事,能将好奇憋在心里的时候就永远不去打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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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有靠山,但比靠山还可靠的,是让自己有价值。
他的名字叫姜辅成。
1926年冬天，正在嘉兴伟成丝厂当收发的他突然收到了一封发自南昌的信函。
来信的是他在上海时的乡党、同在沪海交易所做经纪人的应梦卿。
对了，他俩都是浙江奉化人；
那时，在上海干经纪人这一行的、与他俩相熟的还有陈果夫——只不过他是在物品交易所。
一年前，因沪海交易所清理停业，应梦卿就离开上海去投奔已经渐渐地掌握了大权、成为了国民党实际领导人、正在进行“第二次东征”的老乡蒋介石。
在这封信里，应梦卿邀请姜辅成立即赶到南昌去接替自己的职务。
什么职务？
监印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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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监印”，就是监守印信。
《旧唐书·职官志二》中有如下表述：
“凡施行公文应印者，监印之官考其事目无差，然后印之”；
也就是说，官印钤用，是要监印官审查过方可施行并署名。
监印官的职责不多，主要就两项:
一是保管印章;
二是监督主官用印是否规范并进行核实;
那位应梦卿在留学日本时，就加入了同盟会，并且曾在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当过监印官。此时，他又正在为蒋介石“监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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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辅成考虑了一下，感觉自己应该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便向伟成丝厂请假三个月（留了退路哦），整理行装向南昌进发了。
老友相逢，未及寒暄，应梦卿将他介绍给机要科长陈立夫，征得同意后，就匆匆地把他所担任的监印前校对公文的工作移交给了姜辅成。
而自己，就急不可待地随着白崇禧的东路军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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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梦卿虽然走了，但是姜辅成却不蒙圈，他早就知道：
在官场中,和上司们搞好关系是一门必须的功课,为自己找座好靠山很重要。
而比这个更重要的,是让自己有足够的价值——要达到每个上司都必须依靠你的那种程度。
【二】你做的每件事,老板都会知道。所以要好好想想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就这样，姜辅成开始了在总司令部监印室的工作，职衔定在了少尉。
虽然，40岁的他，显得有些搞笑。
监印室只有两名工作人员。
除他以外，还有一个叫做沈绍洙的奉化人。
沈任负责监印，他负责校对；
不久沈去了九江，他任监印，升为中尉监印员，每月60元饷金。
印章只有两颗：北伐军总司令部官印（公章）和“蒋中正”三字的签名章；
从这时起，他就掌管了蒋介石的“玉玺”，跟随蒋奔走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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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一切制度均未建立，大局也不稳定，印章只能由他个人独自保管。
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两颗一大一小的印章，无时无刻地默念：
“印在人在，印亡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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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昌到了上海，蒋介石在龙华交涉员公署安营扎寨。
有关这个“交涉员”，以后专讲，大家理解成北京政府外交部对列强国家的联络员即可。
姜辅成看到龙华南市一带乱哄哄的，担心印鉴的安全，心想还是租界上太平。
当晚他就找到在外滩三北轮船公司当总会计的堂伯姜忠铨，将装有印章的小公事包锁进人家办公楼的大保险箱。
自己与值班的职员们一起值守。
每天早上，再从三北公司赶回龙华替蒋介石监印。
从那以后，他就定做了一只皮革制成的白旅行背包，两颗大印就装在其中，终日不离身边，吃饭、睡觉也都要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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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宁粤战争爆发, 机要室主任秘书徐思道偷偷地对他说:
“听说陈济棠派来间谍,要偷盗军委会官印，这几天你须加小心保管”
他闻言大吃一惊。
于是就和徐思道商定:
下班时将军委会官印带回他的住所保管，早晚由军委会派公用汽车接送。
回家后，他在卧室的床铺下做一个机关，将官印放到地板下面的秘密窟窿里。
只要下班，就邀集附近邻居来他家里打牌，晚上杜门不出，小心看管。
有时半夜里要发紧急公事，机要室派车来接他，到军委会盖上官印后，也必将原印带回，藏在他的床铺下面的那个特别保险箱里。
他就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两个多月，战事结束，才如释重负，不再将官印带来带去了。
还是那句话,必须要让自己有价值,这比有人罩着你还重要。
老照片：南京下关大马路
【三】如果上司突然垮台，不要惊慌,独自完成任务,然后借此再次证明自己的价值。
在官场上,经常发生上司突然垮台的事情。
如果你不幸遇见,千万别惊慌,独自完成手上的工作,而且要做的比以往更漂亮精彩。
1927年8月间，桂系反蒋，迫使蒋介石宣布下野。
蒋回到奉化溪口隐居。
这时，他的同事沈绍洙立刻就辞职回家了。而他，却继续留在了由北伐军总司令部改组而来的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照常供职；
谁能料想，相隔约三四个月以后，蒋介石竟然卷土重来了，北伐军总司令部又告恢复。
此时，他就升为了上尉监印员。
1928年10月，蒋改任国民政府主席，总司令部宣告结束。
原总司令部人员，一大部分留在了编遣委员会供职，一小部分跟随蒋介石前往了国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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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属于那一小部分人——也调到了国民政府监印室。
虽然身份又变回了校对员，但是，实际监印的仍是掌握在他的手上。
不久，他们这些由总司令部跟随过来的部属大都升级加薪。
他这名上尉监印员，被以二等书记官任用，月薪更是由80元涨到了120元。
单看加薪的这种力度，够令人羡慕的吧。
当时物价尚低，他就有能力把家眷接到南京同住了，并且还花钱顶了幢里弄房子。
总之，他财务上开始绰绰有余了，虽然没实现“自由”，但也能歌舞升平，可以享乐生活了。
老照片 ：南京，街上行人_
姜辅成不是一位有大志的人,据我分析，如果有，那么也是为钱而奋斗。
他深深知道，每个人都有解甲归田的时候,如果不是为了钱,他才不要当这个官呢。
所以加薪应该是他最主要的追求。
他更清楚，官场上很危险的局面,就是老大总用理想来笼络你,总想让你不拿钱白干活。
但如果你真的肯于不要钱、白干活,那你在老大眼中就是没价值的。
既然没价值,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商人出身的他知道，金钱是唯一衡量自己价值的东西。
所以笔者判断，假如他真的对升职无欲无求的话,那就只剩下为加薪而奋斗了。
话再说回来，既然蒋介石肯于给他升级加薪，说明姜辅成的价值已经被认可了。
老照片：萨家湾国民政府行政院
【四】你是上司的人，上司却不一定是你的人,这层意思一定要明白。
再后来，军委会成立了。
他又被蒋给调到军委会当监印员。
自然，从文职转回现役，由二等书记官升迁成少校了。
那时，蒋介石已经在黄埔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东首建造起他私人公馆和军事委员会办公楼。
蒋介石的公馆造在中间，中央军校和军委会分列两旁。
这样，蒋介石不论到军委会或中央军校，都是近在咫尺，安步当车，走上四五十步就可以到达。
偶尔蒋介石就穿着长袍、拖着拖鞋，从公馆走到军委会办公厅，来各科室巡视一番。
每当这时，姜辅成必恭立向蒋示敬，蒋虽挥手叫他坐下，但姜辅成却总是感觉有两道锐利的目光，不住地向自己的脸上来回扫射，似在探索自己究竟是对他怀有敬意，还是貌恭心诈；
蒋介石老照片
当时，除蒋介石亲笔手令外，一般机密性的公文均须盖上军委会官印，个别特殊重要的公文，机要室不录底稿，也由办公厅主任林蔚派人来命他携印到那边去盖。
张学良任中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时，南京总部所发出的委任状、训令等等，一度在总司令蒋中正后面盖一颗张学良的章；
但时隔不久，机要科法文秘书毛庆祥有一天到监印室特地告诉他说:
“张学良的名字以后不要盖了。”
他二话没说，当场将张的名字章交给了毛庆祥。
这手法如何？
漂不漂亮？
蒋介石老照片
到军委会一年以后, 姜辅成除领到少校饷金125 元以外,另有津贴20元。
要知道，这项津贴可是由蒋介石亲自下手谕给军需署，军需署按他指定的人员具名造册。
名册之外的人员是没有资格领取的。
名册上的人员只有两种:
一是蒋的政敌；二是蒋的亲信；
很显然，他即使再牛逼十倍，也没有资格成为第一种人，那必然就是属于第二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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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7年，他已升为中校监印员。
正式薪金175元，津贴已领到120元。
大家算算吧。
【五】真正的信任,是通过行动来表现出来的。当上司愿意把你的事情如同你自己一样上心,那才是信任的表现。
姜辅成因一向经营商业，除殚精竭虑地完成好自己份内工作以外，任何事情都从不过问。
他除了向秘书处长李仲公和机要科长陈立夫请示交谈以外，连别的部门长官的名字都不很清楚。
1927年，姜辅成的长女定于阴历三月初一出嫁。
此时，前方不断传来北伐军进军胜利的消息。
他考虑了一下，决定做出一番准备辞职回乡嫁女的姿态。
斟酌稳妥之后,他就向陈立夫提出辞呈。
果然，陈立夫劝他打消辞意，并指着自己办公桌上一份前方拍来的电报说:
“你看，我们不久就可以打下南京，我保证你在阴历三月初一前请假回去，不耽误你女儿的喜期”
他只好唯唯（窃喜）而退。
老照片：秦淮河上的船家
果然，胜利不久，他就被放假回家,主持、操办了女儿出嫁。
也许读者想不到，已经身为军官的他，利用此次返乡，还专程前往嘉兴伟成丝厂正式提出辞职，生怕耽误了人家的业务。
在军委会办公厅他接触最多的就是第二科（作战科）的科长盛世才。
盛世才所拟的作战计划，带有保密性质，要在计划上盖总司令部大印,是不能假手于勤务员的,每次多由亲自来找姜辅成盖印。
他在总司令部是年龄最大的一人，盛世才当时只是一个30来岁的青年。
有时遇有紧急公事要发，盛世才就会半夜到他的寓所来敲门，高喊 “老大哥开门”,他就从被窝里披衣而起，开门请盛进内等待片刻。
这时就不免互相闲谈起来，盛世才对他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如果连上司都对你敬而远之, 那官场之路就危险了。
从这句“老大哥”来看，姜辅成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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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站在上司立场上想问题,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办事情。
1939年冬，机要室人员大为扩充。
姜辅成升任第二科的科长，手下管理着十多位精兵强将，负责监印和档案保管。
科长都是上校级，底薪240元，另有津贴每人不同。
他在军委会资历最深，所以津贴比一般人也高得难以想象。
单是年底,军委会发给任职十年以上的军官那笔年赏奖金，他就能领到一张票面300元的中央银行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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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他已经是快近60岁的老人了。
他身为科长，必须要具备驾驭下属的能力。而他十几年来却只知道捧牢那颗蒋中正的“玉玺”，按照办公厅的批示监印，业务是非常机械的。
现在要去管理别人，他自问根本不具备相应的能力、水平。
虽无生力不从心之感，但是“轻松胜任”四字却是不存在的。
1940年春季，他主动向毛庆祥请辞，说自己已经上了年纪，并且感到能力不够，最好能不再担任科长职务。
这一点上，他就很了不起了。
因为他站在上司立场上去考虑问题，了解上司为什么要做,能达到什么目的。
然后再以自己的立场抉择,有些做,有些推脱。
他用做了的事情取信于上司,而用不做事情来让上司知道,自己已经完全尽力了。
这个高度，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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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4月17日，办公厅调他担任上校参议，可以不到军委会办公。
看到没有，这时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二线”了，不上班还有钱拿，岂不逍遥。
从1926年算起，至今他已经“专业盖印”14年了。
但是故事并未到此结束。
【尾声】聪明人会故意卖弄些小悲惨,最好是无病呻吟些窘迫,让上司以为只有他才能帮助你,这才是最高明的境界。
逍遥之间，转眼四年过去了。
1944年春,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回到重庆担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
朱在北伐时曾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和姜辅成相识。
一天，姜辅成到军委会去闲谈，刚好碰到朱从办公厅外出。
朱见到熟人，就停下来询问他的近况。
他就诉苦说自己的住处连续被炸，情况很是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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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他发现朱身边的年轻小副官（当然是与他这位64岁的老头子相比的年轻了），当年北伐时仅仅是个少尉，此时却已升为少将，于是目光就不住地向那位副官身上扫来扫去。
要说智商、情商不高的人还真就混不得官场呢。
朱绍良很精明，见他如此，就说：
“你打一个报告上来，将生活困难的情况述说清楚,明天送给我”。
他心领神会，见朱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心思，就第一时间照着朱的意思写了报告呈上。
不过几天，办公厅批示下来了：
姜辅成以少将待遇支薪。
表面看，这是朱绍良有意帮忙。
但是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首肯是万万不可能的。
所以啊，这个商人出身的姜辅成，官场之道确实走得很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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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声明】
本文所回顾的这段往事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请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进行深入理性阅读，切莫误解。
笔者无意于激发、引导各种不良情绪，更无意于影响、重构读者朋友们的心理认知。
本文所配老照片均与文本内容无关联，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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