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凯末尔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作为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国父，凯末尔一直被视为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始者，也是奥斯曼帝国的掘墓人。然而这个观点很大程度上受到土耳其国家史学和西方现代化史学观点的影响，认为这或多或少夸大了土耳其和奥斯曼两个时代的断裂。
事实上，1924年之前，凯末尔一直在拯救因一战战败陷入绝境的奥斯曼帝国，不但赶走了协约国军队，还控制了库尔德斯坦等不讲土耳其语族群世居的原奥斯曼帝国土地。土耳其共和国对待少数族裔的政策也从奥斯曼帝国吸取了经验，比如国家承认犹太人等非穆斯林的合法地位，这个政策和奥斯曼历史上的米利特制度很类似。二战期间，土耳其拒绝向纳粹德国交出境内的犹太人，但是绝大多数土耳其犹太人不满于重税而大多选择战后移民以色列。
1924年，凯末尔决定废除末代奥斯曼皇帝哈里发头衔是政策的转折点，此前凯末尔实际上一直被视为哈里发帝国和伊斯兰教的忠诚守卫者，并得到了土耳其宗教人士和虔诚信徒的支持。凯末尔的改革中争议最大也最被误解的是宗教政策。凯末尔将伊斯兰教置于国家宗教部的有力监督之下，长期被认为是世俗化的体现，现在看来更接近法国“高卢教会”模式，即国家教会在世俗政权的强力控制下行事，这和奥斯曼帝国时代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奥斯曼帝国时代伊斯兰教教会的地位也从来没有高于苏丹权威，只不过苏丹本人兼任哈里发和圣地守护者，名义上是整个中东地区的宗教领袖，而土耳其宗教事务局将其职权范围严格限制在土耳其境内。而且，土耳其也延续了奥斯曼帝国对基督教和犹太教的限制措施，如很长一段时间不允许他们新建新教堂，这实际上巩固了伊斯兰教的特殊地位。
若将凯末尔时代的改革定位于对奥斯曼帝国的继承和改造之上，2003年埃尔多安和土耳其正义发展党提出重归奥斯曼帝国荣光的政策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不满于国家对于宗教的强力控制，要求提高宗教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而奥斯曼帝国留下的负面回忆也逐渐被怀旧情绪所替代。但埃尔多安的复兴政策更多具有引领性质，依然受到现实政治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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