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鸿胪（又写为王洪胪，《新四军征战纪实》等书籍写为王洪儒、王鸿儒），1907年5月出生于沭阳县阴平乡（今潼阳镇）郑寨庄。幼时读过4年私塾，后教私塾。1932年参加革命，同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掩护中共沭阳县委书记陈书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苏省副省长）被捕入狱，与党失去联系。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后，和胡杞园、王通吾等7人北上山东寻找党组织。后于1942年春重新入党。1939年2月，王鸿胪卖掉家中的部分土地，用130元银洋买了一挺轻机枪，在圩沟内捞出一门坏的迫击炮，并携带家里原有的一支步枪参加八路军，参与组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第三团四营。后随部编入八路军第五纵队三支队、新四军第三师九旅（1941年9月划归第四师建制）二十六团等部。先后担任机枪射手、班长、排长、营供给员、团供给处粮秣股股长、团部管理参谋等职。参加了归仁集、朱家岗、孟良崮、南麻临朐、济南、益林、淮海、渡江和解放杭州等战役战斗。1942年12月10日在淮北抗日根据地33天反“扫荡”的朱家岗战斗中，时任第二十六团二营五连二排长的王鸿胪，带领全排与日军反复冲杀十余次，肉搏数次，坚守阵地十多个小时，保卫了团部，重创了日军，史实被编写入《新四军·回忆史料（2）》《新四军征战纪实》《鏖兵江淮》等书籍。新中国成立后，王鸿胪曾任第三野战军七兵团兼浙江军区司令部管理处管理科长等职。1961年4月，被错误开除党籍。1982年，王鸿胪被平反昭雪，组织上说以前的20年党费不用缴了，王鸿胪主动把以前的党费补缴齐，并说：“我从来都没有认为我离开过党”。2007年6月23日，王鸿胪在杭州逝世，享年100岁。
本文节选自王鸿胪回忆录《从陇海南进支队到一八八团——我的军旅生涯》，题目为编者所加。
卖地买枪来抗日
王鸿胪
1938年5月徐州沦陷后，日军开始侵占我苏北地区，抗日烽火燃遍苏北大地。我和胡杞园（原名胡启元）、王通吾、邓昆山、仲树南等经常在一起商量打日本鬼子的事，当时想，要赶走日本鬼子，决不做亡国奴。国民党投机分子多，不少都是见钱眼开的人，靠不住，要打日本鬼子，还是要参加共产党。有人劝我，参加共产党打日本是找死。我说，找死比等死好，做了亡国奴，一定是等死，中国人这么多，我就不信打不败小日本。
1938年9月底，节气已入秋，本地胡杞园、仲树南、应时、李士荣（小名大奎）、邓昆山、王通吾和我共计7人在沭阳县阴平南郑寨庄我的家中，又在商量怎样打日本鬼子事，听说山东鲁南有共产党的抗日青年救国团，所以决定先投奔那里。临走时，我对妻子说：“赶走小日本，我就回家。”9月30日早晨，我们出发到阴平北白毛庄王通吾家。第二天，7人从王通吾家出发，至晚上到达山东省郯城南蔺庄黄孝仙家。黄孝仙是一位知识分子，在他家，我第一次看到列宁和斯大林的照片。10月2日，从黄家出发，晚上到达山东郯城西马头镇，找到共产党组织的青年救国团，在他们安排下，我们于10月3日来到南头村该团训练基地。但负责人说，这期训练班快结束了，因日本鬼子要来“扫荡”，后面暂时停办。我们住了一星期，10月10日这一天，负责人要我们和训练班一百多人去大李庄做抗日宣传活动，写些标语口号等，忙了一天回到南头村。不几天，胡杞园等5人都分配到外地做宣传工作，只剩下我和李士荣。我和李商量，训练班一时还不能开班，不如先回去，等有开班消息再来。在征得负责人同意后，我和李士荣就从山东回到家中。
回到家，妻子开玩笑说：“你出去十几天就回家，大概离不开家吧。”12月底，胡杞园等人也先后回来。据胡杞园说，他分配到山东临沂，后来到江苏邳县、睢宁和安徽泗县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在泗县，被盛专员（即安徽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泗县县长盛子瑾——编者注）扣留数天，不给吃的，受了很多苦，差点丧命，回到家里大病一场。胡杞园病好后，决定成立游击队。成立游击队，最缺的就是人和枪，所以我们必须先开展宣传发动工作，于是胡杞园、王通吾、邓昆山、仲树南和我等人拿钱买纸、笔、墨在阴平、高流、新河、颜集和耿圩等比较大的镇市大力宣传抗日，我们的口号是：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大家团结一致抗日，一定能赶走日本人。通过宣传，使广大人民群众提高觉悟、增强抗日必胜的信心。
就在我们准备成立抗日游击队的时候，1939年2月，一支国民党军队从苏北开往山东，经过陇海铁路东段时遭到日军袭击，损失惨重，路南沭西地区数十个村庄到处是散兵游勇，遗弃了许多枪炮子弹。当时大宅庄的小刘拾到一挺轻机枪，我听说后立即赶去，最终卖掉些地，用一百三十元银洋买下他的轻机枪，又在大官庄圩沟内捞出一门迫击炮带回家。有了这些武器，为今后成立抗日游击队创造了良好条件，后来听说国民党保安大队长吴晓柴搞去两挺重机枪。也就在这时候，汤曙红领导的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第三团开进胡圩和我们村，团部住在胡圩，当地人称为“毛（苏北一带方言，音māo）三团”。我忙了两天，为他们筹集了一些衣物和鞋子等给养。
汤曙红的第三团开走第三天，胡杞园、周晓江、秦学甫、宋光璧等来我家看机关枪。胡杞园说，两支军队都帮了大忙，前者送来了枪炮，后者送来了抗日思想。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成立游击队。
大约阴历二月底的一天，共有13人在我家集结，他们是胡杞园、仲树南、胡启潼，还有方仙洲医师带来一个医药箱和一位挑夫，以及我和我联系来的胡怀珍、高士进、王鸣鼎等。拥有3支步枪、1支手枪、1门迫击炮和1挺轻机枪，其中我提供了1挺轻机枪、1门坏的迫击炮和家里原来的1支步枪。临走时，我还是对妻子讲：“等我们把小日本撵走，我就回家。”后来没有想到，小日本投降后，我回到家，她已经去世了，没有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如果我在家，她是不会去世的，我为人之夫却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为人之父却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小女儿夭折，儿子树珊年幼就陪护患病的母亲，母亲去世后，就寄养在亲戚家，得了重病，要不是胡怀珍把他送去治疗，可能也难活着，小小年纪，尝尽了辛酸，但也没办法。那时，我认为抗日是头等大事，家里的事就顾不过来。
出征前，我们共同宣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用孟轲的话来激励自己，准备吃大苦耐大劳，甚至牺牲生命。第三天夜晚，我们开往安峰山小仇庄周晓江家，周晓江把我们安排在一个大庙里休息一天。第二天，周晓江集合了30多人来，其中有原国民党五十七军的刘建武、刘关永，有山东来的赵威，还有周朝侯、孙某某等。晚上开会，先是周晓江讲话，后胡杞园讲话，周晓江被推选为营长，赵威被推选为游击队长，胡杞园负责宣传工作，刘建武和某某某推选为我们班长，我因为有机枪就为机枪手，抗日队伍正式成立。第二天便开始训练出操，学唱革命歌曲，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刀进行曲》《打杀汉奸》等，同志们热情都十分高涨。
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我们这支小游击队在军事、思想等方面有了提高，但我们面临的敌人不少，离我们十几里路就有日军据点，还有汉奸维持会、顽军、土匪等，他们时时想消灭我们，所以我们百倍警惕，经常转移驻地，基本上在陇海铁路南北转移，有时一晚上转移几次。一天晚上，我们由铁路北转移到铁路南，住在张庙，半夜被土匪包围，哨兵发现后打了一枪，土匪们就冲上来，班长刘建武顺墙头打出一枚手榴弹，冲在前面的土匪被炸死，大家喊：打得好，刘班长再来一个。刘班长又扔出一颗手榴弹，爆炸后土匪退下去。不一会，土匪又开始攻击，这次他们步机枪子弹像雨点一样打过来。就在我们准备与土匪血战一场时，我们住地东西两边响起机枪声，还有小炮声，日本鬼子打过来了，周营长和赵队长要求我们准备与日本鬼子拼，大家也抱着牺牲的准备。这时天已大亮，我们从缝隙里看到日本鬼子端着上了刺刀的枪从庙前冲过去。枪声越来越远，周营长和赵队长带着我们冲出庙，顺着小沟向西南方向退去，大约跑了五六里路，到芦苇大塘内掩蔽。这里有不少老百姓，也有拿枪的，可能是土匪，但谁也不问谁，都望着日本鬼子打枪的地方。到了晚上，日本鬼子撤退，我们才又安全转移了。
到了7月，我们这支队伍人数增加到200多，被扩编为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第五团，我仍是机枪手，宋光彩是我这个机枪小组组长。7月7日，我们在程圩召开了抗战两周年纪念大会，为扩大宣传和影响，特邀地方上群众和绅士共二三百人参加，加上我们队伍，有五六百人。大会由胡杞园主持，他在会前教唱了两首新歌《七月七日》和《义勇军进行曲》，山东派来的党代表盛志明在会上作了抗日动员讲话，他分析了当前抗战形式，鼓励我们要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
也就在7月中旬的一天，位于沭东的沭阳保安第二大队队长王绪五设毒计说搞统一战线，邀请陇海游击支队第三团团长汤曙红赴会，暗中却勾结当地土匪头子周法乾设下埋伏，将汤曙红杀害，并妄图歼灭第三团。第三团突围到颜集北虞沟与我部会合。张克辛代理团长，带来三个营，一营长汤良智，二营营长田宝瑚，三营营长江剑农，他们总计有400多人。为更好地打击敌人，三团和我们合并，我们五团撤销，编为第四营，周晓江为营长。尽管形势紧张，但我们还是搞了欢迎会，四营仲树拳会武术，王某某红拳也打得不错，一营王某某猴拳打得更好，还有男扮女装表演王婆婆骂汉奸、小同志独唱、学青蛙叫等五花八门节目，最后互相拉歌比赛，非常热闹。我们四个营战士亲密无间，团结一致，一定能打败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