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编译
导语：
当前中美关系正在迈入一个历史性重要时期，两国都极其重视中美双边关系并在外交政策上采取审慎态度。但由于近年来两国日益在经贸领域、地缘政治等方面发生摩擦，双边关系有所降温。今年正值美国大选年，特朗普与哈里斯两位候选人谁能上台，上台后新任美国总统又将采取怎样的对华政策牵动着世界的目光。因此，今年10月，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发表了题为《美国对华政策是否需要一个“终极状态”？》（Does the U.S. Need an ‘End State’ for its China Policy?）的报告，20多位学会专家在报告中以讲座讨论的形式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论述。本文对这份长篇报告进行了整理，并选择了其中一篇《美国对华政策的终极目标是避免武力冲突》（The End Goal Should Be Avoiding Conflicts）进行分析和提炼。这篇报告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不是新时代的苏联，美国不能采取以“对抗”为基础的对华战略；相反，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合作模式可以为当今美国对华政策提供借鉴。美国对华政策的终极目标是避免武力冲突，避免把中国竞争对手变成彻头彻尾的敌人。
本篇编译为民智国际研究院推出的《美国智库涉华关系报告追踪》特别编译专栏的第三篇。此编译专栏旨在搜集、分析并总结美国智库推出的涉及探讨中美关系的相关长文报告，从而探究美国学界对中美关系发展走势的观点动向。文章为对原报告的提炼与总结，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思考，与公众号立场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20世纪90年底，冷战以苏联解体而告终；而如今，所谓“新冷战”的阴影似乎又若隐若现，笼罩着美国。美国政策界的一些强硬人士似乎正在主张将“击垮中国”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最终目标。然而，这种所谓的目标无法为思考国际关系提供有意义的方向和可靠的指导，也无法解释中美关系的深刻复杂性。
尽管中国的发展壮大让美国感到压力与挑战，但中美之间也建立了一些深厚而富有成效的联系和纽带。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被称为“有节制的竞争”，这让美国对华政策具有了一定的灵活性——其在一些领域采取了强硬态度，在希望合作的领域则采取务实态度。
中国不是新时代的苏联
美国旨在取得所谓“全面胜利”的对华政策是建立在对历史的粗略解读基础上。从规范性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想法。第一个原因就在于冷战时期的苏联与今天的中国有根本区别。中国并没有像冷战时期的苏联那样，做出将世界推向第三次世界大战或核战争边缘的行为。美国正在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意图和行动保持警惕和关注，但在中国和苏联之间进行不符合事实的、有选择性的类比是一种误导。
▲ 2023 年 11 月 14 日，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支持者聚集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中国代表团下榻的酒店外。
虽然有分析家断言，苏联的解体是由于里根政府的对抗政策，但这种观点过分简化了历史。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和巨额军费开支确实给苏联经济造成了压力，里根总统的政策——包括增加国防开支和战略防御的倡议——也给苏联方面带去了额外压力。然而，苏联的解体是一系列其他复杂事态发展的结果，不能简化为单一因素。此外，苏联与中国构成不同，苏联是一个政治疆界与不同种族和民族主义群体重叠的政治实体，这就导致了其单一性的弱点。
世界上有许多反例。例如，朝鲜和古巴尽管受到西方多年的制裁和孤立，但并没有崩溃。历史不会重演——美国采取破坏中国稳定的所谓“胜利愿景”实现的可能性很小，而其挑衅性的理由则有可能使美国与中国的冲突升级。其意图通过“瓦解中国”的想法来制定政策不仅缺乏现实性，而且容易产生许多问题和意想不到的后果。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大体上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取得了恰当的平衡。美国对华政策的总体目标应该是避免冲突，尽管这一目标有时需要采取“强硬”立场，但很多时候需要积极的外交和合作行为。“有节制的竞争 ”不仅是一种审慎的方法，而且是植根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产生的概念，这种复杂性决定了中美关系的性质，而这种复杂性在冷战时期是完全不存在的。例如，与中国的合作对于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即使在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仍然是美国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伙伴；两国科学家在重要而有意义的基础研究项目上相互合作，不仅造福两国，也造福全人类。卡特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农业研究也是两国合作富有成果的研究领域之一。
▲ 图为金融时报统计数据
单一的惩罚性政策可能会对美国产生反作用。与中国的贸易战就是一个例子——它损害了中国经济，但也对美国产生了负面影响。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供应链中断导致美国经历了一轮通货膨胀，但与中国的贸易战进一步限制了供应能力，加剧了短暂的通胀压力。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回到地缘政治上“无约束”的全球化时代，而是说经济相互依存带来了特殊的顾及，而冷战时期的美国政府无需考虑这些顾及。对中国的所谓“胜利”并不能保证是美国的明确胜利，而试图实现这一“胜利”所付出的代价可能远远高于苏联解体所带来的代价。
“有节制的竞争”策略方为上策
事实上，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都在与苏联进行“有节制的竞争”。美国对苏政策既有缓和也有对抗，美苏两国在对双方都有利的领域积极合作。虽然许多对华鹰派，比如如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和莉莉·麦克尔维（Lily McElwee），反对继续与中国进行学术合作，但必须指出的是，即使在冷战最焦灼时期，苏联和美国仍努力保持着合作。1958 年的《莱西-扎鲁宾协议》（Lacy-Zarubin Agreement）是一项文化交流协议，促进了两国之间学生和学者的流动与合作；此外，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苏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主持下合作开展了根除天花项目，该项目为人类带来了长远的利益。
在政策光谱的两端，一方面是无拘无束的合作和全球化，另一方面是与中国的“全面脱钩”，这两种都是看似简单的选择。然而，真正负责任的政策方针是在认识到两国相互依存这一现实后，既保留这种依存带来的好处，同时又能在此基础上“有节制的竞争”。
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在科技领域的合作方式。其中一项建议是采取一种更有条理、更有组织的方法，类似于冷战期间的天花联合项目，两国政府共同商定并监督课题和研究领域。在这种地缘政治环境下，合作必须确保两国和参与研究人员的安全。虽然这可能不是首选方法，但在地缘政治紧张和“互不信任”情绪弥漫的时代，这是一种必要且可行的替代方法。
在投资领域，美国可以借鉴中国管理自身全球化进程的方式。目前应对中国资本进入美国的方法倾向于承认问题的复杂性，但在行动上却将其粗暴简化为单一的解决方案——限制。美国应充分利用中国资本流入的好处，同时可以建立专门审查和监管相关投资的特别程序和流程。
以“对抗”为基础的对华战略不可取
中国是一个与全球紧密相连的经济体，而苏联却从未如此，中国仍然是一个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至关重要的经济体。金融资源流动、人力资本交流和研究合作对两国都十分有利。尽管美国有时会在两国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方面产生分歧，但必须断然摒弃以“对抗”为基础的战略。相反，美国应寻求创造性和积极主动的方式与中国竞争与合作，平衡两国关系，在控制风险的同时创造利益。
世界形势复杂，需要采取细致入微的方法。奉行以“推翻中国”为基础的政策，有可能将中国变成彻头彻尾的敌人。肯尼迪总统愿意与苏联达成妥协以解决古巴导弹危机、尼克松总统的缓和政策，以及里根总统对苏联的挑战，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冷战以和平而非核战争结束的结果。在从冷战中汲取经验时，美国应确保吸取正确的经验。
编译：曾玉婷
编务：李 娜
责编：王加特
图片来源：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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