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他和鲁迅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他俩都才气过人，是相提并论的文化大佬。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还慕名旁听过他的授课。他和鲁迅，尽管一母所生，但性格不同，最终结局也不同。鲁迅疾恶如仇，性格峻急，热烈而又冷峻，正如毛泽东所说，鲁迅的“骨头最硬”，“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被毛泽东称为“现代中国的圣人”。
周作人却恰恰相反，他比较安静、和缓，但固执、自负、不通世故、不明大势，鲁迅对他唯一的评价就是一个“昏”字。由于他的性格，一个被人敬仰的文学大家，却沦落成一个文化汉奸。
1937年北平沦陷后，北平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京大学要撤离北平，周作人那时正在北大当教授，他受校长委托，作为留校人员看守校产。但没有骨气的周作人，为了苟且偷生，竟然任职伪政府，并且发表亲日的讲话，写文章美化汉奸政权和侵略者，宣传“东亚共荣”，鼓吹“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华北反共最重要的工作”，为汪伪政权开展“治安强化运动”大唱赞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周作人的下场自不必言。他被被逮捕了，后来被押解到南京看守所。1946年11月16日，高等法院以“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褫夺公权10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1949年1月，南京即将解放，李宗仁成为代总统，国民党政府决定疏散监狱在押人员，有期徒刑的犯人可以担保释放，周作人又意外地重新获得自由，几经辗转，最后回到北京定居。
作为被释放的政治犯，在北平的日子也并不好过，生活非常困窘。1949年7月4日，周作人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谈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表明拥护党、拥护共产主义的态度。在谈到自己的过去，那段就任伪职的不光彩的经历时，仍为自己辩解，认为那是迫不得已的事情。还说自己不是真心实意地依附日本，而是敷衍塞责。总理将信转给毛泽东主席后，主席看过后，批下这样的话：“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主席批过后，这项任务就交给阳翰笙落实，阳翰笙是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和副秘书长，他作了具体的安排，他对具体办理的人说：“我们对于对人民犯了罪的人，只要他真心实意悔过，总不能饿死他。用其所长，为人民服务，对革命有好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作人被剥夺政治权利，不能作他的名字发表文章和出版著作。
从1952年8月起，周作人出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制外特约译者，让他翻译希腊古典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以此领取稿费为生。
毛泽东对周作人这样的处理，对他本人是宽大的，使他有了工作，有了生活的保障，对新中国的文化事业，也是有好处的，用他的长处，为新中国增添一批高质量的文学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