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毛主席始终清醒地意识到，资产阶级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向新政权进攻。他也随时向侵害共产党肌体的各种行为作坚决的斗争。进城前就在西北坡告诫全党，提出“两个务必”。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给中央上了一份报告：《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 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斗年的报告》，报告中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如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医政处长李延琳勾结私商光明药行经理丛志丰共同作弊，低价从公家买进，高价卖给公家，投机例把，伪造发票、偷税、报假账，总计使国家损失人民币约61 3亿余元(旧币，下同); 该药行因此从三年前一个很小的行商 跃而为巨贾，并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均设有分店。丛对李则逢迎奉承，送礼、请客、化找舞女、代雇厨师，甚至令其妻太太陪李跳舞。本溪市还发现投机奸商先以请客、施贿引诱我工作人员上钩，尔后则以告发威胁其与之继续合伙盗自国家资材。这充分说明，资产阶级、私商对我们干部的引诱、侵袭几乎无孔不入，而我们的各种制度还很不严密。因此，除进一步加强对干部群众的正确政治教育外，还必须严格一切干部和私商往来的纪律， 坚持贯彻在这次运动中所修订出的各种制度。”12月20日，华东局在给中央的《关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报告说：“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查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对证据确凿的罪大不法商人，亦应严加惩处，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
不法资本家在“三反”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引起了各级党政机关的高度警惕，人民群众对此义愤填膺。因此，许多地区在私营工商界中开展了配合三反的坦白检举活动。 北京市把反贪污和反行贿结合起来，形成了斗争的两条路线。1952年1 月5日毛主席看了北京市委《关于三反运动开展情况和继续开展这运动的意 见的报告》，在他起草的中央批语中指出：全国各大、中、小城市“一律仿照办理，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愉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并一切违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对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个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
1952年1月26日，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中，向全党进一步说明：“在全国一切城市， 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这里已讲得很清楚了开展“五反"斗争的范围、斗争的方针和任务。
有一次，毛主席在谈到中央为什么做出这一决策时这样说：“进城时， 大家对资产阶级都很警惕，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变化?这可以从进城三年的历史来看。1950年 半年，党内曾有一个自发、 半自发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是不妥当的，也是错误的。因为当时有台湾敌人的轰炸、封锁、土改、镇反工作亟待去做，应该团结资产阶级去向封建势力进攻，而不是全面出击，全面出击是很不策略的。所以，七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这一错误，提出调整工商业。到1951年抗美援朝运动形成，更需要国内的团结一致，一直到今天。在这一年多时间内，大家对资产阶级不警惕了。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 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 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他还说:“现在出现了 种很严 重的情况。一部分，人家打进来;一部分，叫人家拉出去。1950年自发搞社会主义，想搞垮资产阶级，是不对的：后来，又自发地搞资本主义，资本家向我大举进攻，也不允许....要整党内那些买房置地、入股、当董事经理的人，同时也要搞不法的资本家。这是一场恶战。”
1952年3月23日，毛泽东在批转《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加强私营厂、店工人、店员工作的指示》中，把这次“五反”斗争的任务及其必须达到的目的又进步具体化了， 提出了八条。
从上述部署看，毛主席并不是把“五反”运动仅仅看做场经济斗争， 也是把它看做一场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政治斗争。在运动的指导上，毛主席则再强调要按照《共同纲领》办事，要掌握一条政策界限，就是违法不违法。民族资产阶级在《共同纲领》范围内的发展，是合法的:离开了这个范围，就是不合法的。他说：“违法不违法， 对资产阶级是一个政治标准。”这不是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改变，目前还是搞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是削弱资产阶级，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是要打它几个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