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惠霞
1944年冬，毛泽东和战友们在延安机场。右二起：博古、朱德、毛泽东、任弼时、李富春、张闻天、聂荣臻等
白修德，本名为西奥多·H.怀特，国际知名的新闻记者和作家，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1915年，白修德出生于美国波士顿的一个犹太家庭，因家境贫寒，少年时期曾以在街头卖报维持生计。1934年，白修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教授，主修汉语和中国历史。毕业后在导师的推荐下，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前往重庆。他先是受聘于国民党宣传部担任顾问，后任《时代》周刊驻远东的首席记者。从1939年到1945年，白修德曾亲历了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对处于大动乱中的中国进行了客观的报道，特别是他曾经到访过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进行过交谈，对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进行过比较详细的报道，为时人和后人客观了解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有着罕见的自信与朝气
1944年11月，白修德搭乘飞机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很多重要领导人陆陆续续回到延安，使得白修德能有机会与众多的领导人相处往来和交流谈话。在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中，白修德发现，“中共党的领袖们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团体”。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充满乐观、浪漫主义精神，具有顽强坚毅的品格。经历了多年的革命战争，他们几乎变成了一家人。特别是面对日军侵扰和国民党政府的封锁，他们毫不畏惧，身上洋溢着乐观、浪漫主义精神。有时甚至还会在繁忙工作和戎马倥偬之余，去参加延安知识青年组织的交谊舞会。例如：叶剑英会带着他3岁的女儿妞妞参加舞会，无论演奏什么乐曲，“他都用跳探戈和华尔兹的潇洒自如的步法同他的舞伴在舞池里转来转去”。他们穿着厚棉衣，戴着便帽，拉着胡琴，吹着口琴，敲着鼓，在锤平了的泥土地上翩翩起舞，一直跳到深夜。白修德发现，共产党的领导人不仅乐观、浪漫，而且具有顽强坚毅的品格。虽然他们曾在长达20年的斗争中遭受严重迫害，但多年的苦难没有将他们打倒，反而使他们磨炼为“韧如皮革，坚如钢铁”的战士。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具有民主平等、艰苦朴素的作风。对于国民党污蔑延安“是一种极权性的独裁专制统治”的言论，白修德以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对国民党歪曲事实的行径予以了驳斥：“我在延安却找不出这种压制性机构的任何迹象，我在那里只有短短的几个星期，但是其他留在那儿几个月之久的美国人，也同样找不出中共有任何像重庆那种独裁专制性的机构。”他认为，延安充满民主平等氛围，彼此之间相处轻松，毫无约束。如周恩来会邀请他的年轻的译员陈家康或者其他人在食堂打乒乓球；朱德和彭德怀会在听了对方讲的笑话后开怀大笑；即使是与外国记者交往，他们也似乎没有任何隔阂，常常像朋友一样走访美国人的住地，品尝西餐，喝茶聊天，谈笑风生。白修德说：“在延安的那几个星期是在欢笑声中度过的。”所有人的脸上都有着愉悦的笑容，而这背后正是延安轻松活泼气氛的显现。白修德认为共产党人之间的平等还体现在他们的领袖“从没有重庆的高级官员们的奢华生活”。即使当赫尔利到访延安，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亲临机场迎接时，他们没有华丽穿着，相反，毛泽东身穿一件没有烫过的肥大蓝色棉大衣，朱德身穿和普通士兵一样的橘黄色毛呢制服，周恩来身穿一件失去光泽的棕色皮外衣。他们的穿着与普通士兵和广大党员无异，身上看不到像“重庆的部长老爷与他的战栗而褴褛的书记之间的那种鸿沟”。此外，由于白修德可以在没有人陪同的情况下到处走访，他发现，与重庆国民政府官员相比，在延安，共产党人经常进行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作，如“对于一个方针的执行不当，对于无论文武当局的过错，任何人都可以予以批评”，甚至“他们总是用一面放大镜在那里检验着他们自己的过失”，即便如此，这里却没有“重庆那种紧张的空气”，没有“重庆官员们烦恼的钩心斗角和例行公事的担子”，与国民党内部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另外，白修德发现中国共产党人有着罕见的自信与朝气。为克服严峻的经济困难，共产党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口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这场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自救运动中，所有人均得参与生产来获得自己的所需，即使是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也不例外。他们通过耕耘土地来生产自己所需的粮食和蔬菜。中国共产党人之顽强令重庆国民政府始料未及。白修德写道：“当我1944年访问延安时，他们实际上比重庆的领袖们无论在体质上或思想上都要坚实得多。”而且，白修德发现，与重庆官员和军队的胆识和能力相比，共产党人充溢着自信，他们从不受制于报纸和文章的言论，而是坚信自己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此外，白修德认为，在他所采访的共产党人中，邓发是“一位令人难忘的人物”，是“政治局里寥寥无几的真正无产阶级分子之一”，以起草标语口号的专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修德写道：“当邓发以其职业性的热情谈起他怎样通过口号向妇女、农民、工人和群众宣传各种主张时，我感到他也许已经成了麦迪逊大街的一名了不起的广告员了。”由此可见，共产党人身上蓬勃与朝气的活力。
所有这一切，让白修德发现延安是与重庆不一样的新世界，共产党有着与国民党宣传中完全不同的形象。
“新的政权，社会改革，军事领导构成了中共的方针”
虽然在延安仅停留了短暂的数十天，但白修德却以敏锐的观察力发觉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成功的秘密。
其一，白修德发现共产党有自己独特的政权体系，即“三三制”。在这个制度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分别占政府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一，即使不完全遵照这个比例，中共在政府人员构成比例中也不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实行“三三制”，是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体现，这样不仅能将地方上最积极最进步的人吸纳到自己的政权当中，而且能够以讨论的方式来解决彼此间的分歧，“以一个共同得出来的方案呈现于全体人民面前静候他们的批准”。各党派通过协调配合和密切合作来抗击共同的敌人，以实现“造福大众”的目标。同时，白修德认为这一政策推行得“如此成功”，以至于在这样一个团结的政策下，“每一个文化和民主活动的圈子里都成长着对中共的热爱……因而使人充分相信，在未来十年或几十年中，中共一定将继续和下层中产阶级融洽地协调”。
其二，中共进行了联合社会各个阶层的改革。在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中共认识到只有“动员中国社会中的每一分子”，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才能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联合社会各阶层的改革。例如：在解放区教育农民自治，成立村和县的议会，赋予其解决农民基本生活问题的种种权力，使农民有权力选举自己的政府、决定自己应纳的赋税；实行削减土地租金、减轻借贷负担的“减租减息”；教育农民领袖，使其变成军事指挥官，组织农村自卫团；引导知识分子和学生，使其成为各地的组织工作者、教员和政府的工作干部；成立“妇女救国会”，教授农妇纺织、读书和写字；甚至成立“青年救国会”，指引十来岁的孩子侦察军情，传递消息。可以说，中共的一切改革都是在“上级严密指示下进行”。同时，对于中共的社会改革，白修德评价道：“在那几年相持的局面中，一方面是国民党的死不进步和官僚腐化的愈益深重，而另一方面中共却不断地在各地训练新的人才”。
其三，呼吁实行全面抗战，发挥游击战的优势，体现人民战争的特点。中国共产党清楚地知道自己赢得广大民心与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作战息息相关，而保卫家园以取得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对军事的领导。共产党深知自己缺乏枪支弹药、飞机大炮，难以同日军进行大规模的战斗，因此，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游击战作为最主要的作战方式。同时，在华北，也流行着由中共所指导、百姓所热衷的“地雷战”和“地道战”。但无论是哪种作战方式，都离不开人民的支援和配合。此外，对于国民党关于中共的宣传，即“中共根本不抗战，他们积极于与日本人勾结，他们只是一个恐怖分子的组织，用武力统治着乡村”的说法，白修德以其在前线的直接观察认为“国民党的说法完全是造谣”，“简直是不正确到成了荒诞”，“日本人已经在中国大肆屠杀，而共产党人是最得力的抵抗力量”。
总的来说，白修德认为“新的政权，社会改革，军事领导构成了中共的方针”。
“即将掌握中国命运的人”
在抗战胜利前夜，国共两党新一轮的较量即将开始，“中国向何处去”的疑问不仅是每一个先进的中国人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国际社会包括白修德在内的新闻记者所热议的话题。白修德以无数无可辩驳的事实，以国共鲜明的对比给予了共产党高度的好评：“共产党在和国民党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在国民党是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洁白。在国民党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地方，它给人民带来了救济。整个抗战时期该党用英明的领导，不仅抗击敌军，保护人民，而且使人民脱离古老的苦难，这样获得了威权。访问过中共区的人士似乎是逃脱了国民党的压迫，进入到光明的地区。”他预言共产党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第一，共产党对民主的探索与实践是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都曾以民主作为自己的口号，但在对民主的实践中，双方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局面。白修德发现，国民党曾推出一条法律，即限制地租不能超过当地收获的37.5％，但这一由国民党自由分子表决通过的法律却从来没有施行过。然而在中共所在的地区，由人民选举的议会已经将这一法律付诸实施。白修德认为，中共的“这个表决可能是不合‘法’的，但却不可能说它是不民主的”，因为没有人会投票反对将他的租率缩减一半。同时，参与这一会议且支持中共政府的农民懂得“政府是一根杠杆，可以被应用来服务于他们的利益，同样也可能被应用来反对他们的利益。民主意味着在耕者的篮子里多装点米谷”。白修德也明确指出：“在日本人所不能侵入的中共区里，在抗战时期，农民实际上过着一个他们前所未有的好日子。”另外，相比于国民党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白修德发现外国记者从延安发出的电稿，从来没有被检查过。对于这一点，白修德曾向中共的领导人提出疑问：“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话？”得到的答复是“只要他们不与人民为敌，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话”。言论自由是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共产党在对民主的追求与探索中，也在切实推进与实践着民主。
第二，军民关系融洽也是共产党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白修德注意到，在全国性抗战爆发的最初几年，蒋介石被视为“全中国反抗侵略和争取自由的意志的具体象征”，但是蒋介石却“并不依赖广大的农民对他的感情”，而是“依赖军队和他的枪支”。反观共产党，白修德发现，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将农民和军队融成一体。因为单是共产党人无法打赢这场战争，只有将农民教育起来自己保卫自己，自己管理自己，才能有取得胜利的可能。共产党将差不多所有健全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民众自卫队，即民兵。这一数量庞大的后备力量在非战争时期耕地，在战时或是单独与敌人作战，或是在与正规军即八路军或者新四军合作中与敌人作战。共产党不仅提供给他们武装，而且用最基本的战术教育和训练他们。此外，无论是正规军，还是游击队，抑或是民兵，都离不开人民的支持。一方面，人民为部队提供给养，使广大军队将士能获得最基本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人民为中共提供情报，使处于装备劣势下的中共军队也有取得战斗胜利的可能。中共以军民团结来对付敌人的全部行动。白修德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农村收获的季节是敌人进袭的大好机会，因为一次袭击不仅可以得到粮食补给，同时也会使得农民有几个月没有饭吃。为了避免这种掳掠，中共武装即使在不利的情况下也会英勇作战，以保护正在收割的农民。白修德认为，“除中共外，中国从来没有过一个集团敢于武装人民，因为这就等于使得农民能够解决他们自身的痛苦。为民众普遍拥护的中共，能够武装成千成万的人民，而且知道这些武装是不会调转头来反对他的”，可见中共领导下的军民关系之融洽。
第三，共产党赢得民心是在中国赢得胜利的根本原因。白修德发现，蒋介石国民政府同人民是完全隔绝的，“对本国人民一无所知，要向他们了解中国国内的事态完全是徒劳的”，而人民对国民党蒋介石，先是忠诚于蒋的领导，后生离心倾向，最后起而暴动。白修德说道：“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乡村，上百上千的乡村中，散播着不满。贵州、甘肃、福建、湖北都有民变。四川的乡下，则有愤怒的，组织散漫的，无法平息的暴动。”然而中国共产党“彻底地了解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了解农村。他们可以说是社会关系的工程师，他们完全懂得农民的疾苦是些什么，而且完全懂得这些疾苦怎么样能转化为行动。他们以农民为他们基本的力量”。反过来，农民也视共产党人为“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和“他们自己意志的代言人”。正是由于共产党关注到国民党未曾注意到的广大人民，了解人民的苦难，正视人民的需求，因而能够赢得民心，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并能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力量。白修德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当他离开延安时，他深信“共产党掌管着打开中国未来大门的钥匙”，预言中国共产党是“即将掌握中国命运的人”，共产党终将在中国获胜。
1937年，以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为开端，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以白修德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记者不顾个人安危，来到这片烽火连天的土地。他们深入前线，行迹遍及各大战场，对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进行了客观且公允的报道。他们也曾到访中共革命圣地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亲眼看见了中国共产党及其红色区域的实践，用笔记录了真实的中国共产党。
1946年，白修德与贾安娜合著的《中国的惊雷》一书问世后，立即受到西方的关注，不仅让美国人民了解了有关中国的真正的事实，而且出色地预测了中国的前途和中美关系的前景。正如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言：“白修德的著作对今天要了解中国那场使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政权的最后阶段斗争是不可或缺的。它可与那使我们了解三十年代毛泽东领导下在延安兴起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的斯诺著作相媲美。”“他不遗余力地想在局面变得不可收拾之前，让美国人民掌有关于真正的中国的事实。他出色地达到了目的。”也如埃德加·斯诺所言：“这本书不仅在事实上是又正确又可靠，依正当的次序与轻重比例来处理各个事件的一本历史，并且是一本最值得一读的战争书籍。”
正是白修德等新闻记者全面且客观的记述，让世界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全新的认识，改变了以往对中国共产党有偏见的认知，赢得了国际进步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战时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塑造者和传播者，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贡献的国际友人，因此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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