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和斯大林作为中苏两个大国、两个大党的领导人，曾经有过不寻常的交往，结下了不平常的关系。透过这些关系，折射出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许多恩恩怨怨、是非曲直。
毛主席曾经说过自己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但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
关于这三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毛主席也做过解释：
第一篇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当时欧战爆发，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我抛弃个人感情，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祝寿。
第二篇在莫斯科，是1949年他70寿辰时的祝词，我去莫斯科祝贺斯大林70大寿，不歌颂他难道骂他吗？
第三篇是斯大林去世之后写的，发表在真理报，是悼词。
当时，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于是我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文。
然而，颂扬斯大林，却非毛主席本意。毛主席不加掩饰地说：
从感情上说，我对他就不怎么样，为斯大林歌功颂德，不是出于内心愿意，而是出于需要，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
显然，毛主席写这些文章，是出自维护斯大林的形象和国际共运的全局，不情愿和无奈溢于言表。
毛主席与斯大林之间的芥蒂，缘起于身为国际共运领导人的斯大林对毛主席未曾谋面就有着先入为主的排斥。
毛主席认为，中国革命首要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中国的国情。斯大林对此大惑不解，并由此认定毛主席有狭隘的农民意识。
由于此时中共主要领导人盲目迷信十月革命的道路，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借助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绝对权威对毛主席进行排斥、打击，致使毛主席对斯大林感到不满。
毛主席多次说道：
我想起第一次王明左倾路线和第二次王明右倾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一想起来就有气。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后，毛主席所提倡的独立自主原则，所坚持的中国革命要由了解中国国情的同志来领导，不仅使斯大林伸向中国革命的指挥棒不再灵光，而且使其在国际共运中享有绝对权威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两位巨人之间因此出现了长时间的面热心冷。
由于毛主席和斯大林在中国如何抗战认识上存在着重大分歧，结果，在抗战时期斯大林毫不犹豫地将苏联对华援助全部投给国民党，向国民党提供武器装备，派崔可夫来华，出任蒋介石的高级军事顾问。
对斯大林有悖常理的做法，毛主席是有看法的，只是克制着隐忍不发。
然而，并未给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援助的斯大林，却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共应当以苏联的利益为进退。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担心日本将趁机发动日苏战争，使它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再三要求我党不顾一切拖住日本，催促八路军打到东北去。
就当时看，日苏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极大，斯大林的担心不无道理，然而一旦出现这种局面，中共如果处理不当，力量将遭受极大损失。
为此，毛主席反复思考我军配合苏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决定采取“战略的配合”，“长期的配合”而不作“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
1942年4、5月，苏联红军在取得莫斯科保卫战和冬季反攻的胜利后，准备在斯大林格勒地区与德军展开决战。
斯大林担心，日本会在这时借机配合德军从东线发起进攻。为此，连续几次给中共打电报，要求八路军走出根据地，向北向东，以大规模行动牵制日军，给苏联以直接援助。
毛主席反复考虑这些要求，衡量利弊得失，决定坚持长期配合的方针，毛主席亲自致电斯大林，
……如要我们离开根据地不顾一切牺牲动作，我军就有可能被打败，无法长期坚持，这于我于苏都将不利。
斯大林对毛主席几番未按他们的要求做耿耿于怀，认为中共不愿支持苏联，搞的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国并由此认定毛主席是民族主义者。
当庆祝抗战胜利的鞭炮还在噼啪作响时，斯大林出自苏联本国利益的考虑，认为要保证苏联在东部边界平安无事，保持同英美在战时的关系，修好同蒋介石关系，十分重要。
为此，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同罗斯福、丘吉尔达成协议，决定把中国全部给蒋介石。
1945年8月，苏联又和国民党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依据条约，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
尽管碍于中苏两党的关系，斯大林对中共建立东北根据地的举措，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更多的考虑还是苏联自身的利益，目的是期望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成为苏军撤出东北后牵制国民党和美国的力量。
而从总体上说，斯大林是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能够打败蒋介石的。
为此，他拒绝在军事上向中共提供援助，并在抗战结束后，连续给中共发来两封电报。
在第一封电报中他提出：
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
这份电报引起了毛主席极大的不快，他气愤地说：
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在第二封电报中，斯大林再度提出，
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毛主席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将不能理解。
两封电文，一个调子，既反映出斯大林的本意不希望因为国共双方的争斗而损害苏联在华的利益。
这也反映出在斯大林的眼里，中苏两党的关系不能超越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蒋介石的分量比毛主席要大些是毫无疑义的。
在中国革命的航船即将驶向胜利的彼岸时，毛主席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认识又是相悖的。
米高扬
由于当时西方各国散布毛主席将会成为铁托第二的谬论，使得斯大林对毛主席是否会走南斯拉夫式的道路一直心存疑虑，又由于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民主人士和各党派人士参加，斯大林又添新政府会不会选择一条亲英美的西方路线的担心。
斯大林曾对赫鲁晓夫说：
毛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不懂得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或许他不想理解这些真理……
为此斯大林迫切想了解，被他视为半个铁托或准铁托的毛主席在取得政权后会不会对他俯首帖耳，苏联会不会失去其在华的特权和利益。
1949年1月14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决定派米高扬为特使即刻秘密赴中国与毛主席会晤。
1949年初，在西柏坡，毛主席会见了米高扬，由于这是毛主席第一次以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同苏共代表面谈，意义自然十分重大。
米高扬表示自己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毛主席的意见的。
毛主席十分重视同米高扬的会晤，他开诚布公地向米高扬谈了新中国未来的内政外交，说：
我们将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面的，真正的友谊和援助只能从这一方面去找……
毛主席还特别就斯大林担心的如果解放军向江南推进，可能会导致美国的直接干预，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阐述了中共的立场。毛主席说：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是一定要实现的，至于外国的干预，直至目前看，美国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的内战，美苏必战只是一种烟幕。
毛主席对形势的透辟分析，令米高扬折服。
米高扬以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身份对毛主席作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
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米高扬对西柏坡的短暂访问，对斯大林了解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中共中央的大政方针，重新认识毛主席，不能不说有极大的影响。
1949年12月，毛主席期盼以久的访苏计划终于如愿以偿。
斯大林对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有些看不起，而对毛主席则完全不同，很尊敬。
这份尊敬表现在从1949年到斯大林逝世，凡关系到中苏两党的事情，在苏联一方可以说无论大事小事都是斯大林亲自过问、亲自处理，任何人不能插手。
斯大林这样做，一方面是表示对中国的重视，另一方面是担心下面办事的人做错了事而影响同中国的关系。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进行的第一次直接会晤，巨大的民族差异和久已存在的隔阂，双方都不愿开诚布公谈对问题的认识，初次会谈，就因转弯抹角地谈中苏友好协定签仃问题而产生隔阂和不愉快。
十几天过去，斯大林和毛主席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谈判显得颇费时间，举世瞩目的毛主席访苏之行没有消息报道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毛主席感到自己受了冷落，发火要打点行装回国。
其后，在谈及关于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问题、在关于聘请苏联专家问题、确定人民币与卢布的比值等问题上，斯大林的大俄罗斯做法，都令毛主席十分不快，感到斯大林为了本国利益，即使是对最友好的兄弟国家也是不平等的。
毛主席感到斯大林不但干涉了中国的内政，同时也暴露出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倾向，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
毛主席当时从中苏结盟的大局出发，表现得极为克制，虽与斯大林有争执，但相应也作了些让步，只是心里一直感到不平衡。
在莫斯科期间，针对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所散布的苏联正在夺取中国北部的四个地区的谎言，苏方建议中、蒙、苏三国各发表一项官方声明，驳斥艾奇逊的无耻谰言。
艾奇逊
苏、蒙外长分别以官方身份发表了声明，中国则采用战争年代常用的做法，即以记者发表讲话的形式表明我们对某一局势的立场。
尽管以新闻署长胡乔木名义发表的声明是由毛主席亲自起草的，但在斯大林的眼里，这是非官方性质的、不具有权威性的，斯大林为此专门约见毛主席，指责中国不信守诺言，过激的言辞把毛主席深深激怒，两位巨人对相互间的个性有了新的了解，原本未曾弥合的裂痕又添新痕。
尽管毛主席访问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中苏两国、两党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时期”，但毛主席与斯大林个人之间的隔阂并未消除，甚至可以说又出现了新的隔阂和不和谐。
尽管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胜利精神准备不足，对毛主席心存疑虑，但在苏联无需付任何责任的情况下，在美苏之间确立的雅尔塔体系中，被中共在东方打开一个缺口，使苏联多了一道辽阔的屏障，对斯大林来讲，是欢迎的。
为此，斯大林以喜悦的心情迎接胜利者的态度给了毛主席很高的接待规格，克里姆林宫的人对待毛主席就像对待斯大林一样尊敬。
斯大林本人也作出了一些在他的外交活动中极为罕见，尚属破例的举动如首次会面，斯大林异乎寻常地站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小会客厅门中迎接毛主席。
然而，毛主席似乎并不领情，一见面，他就有意识地要在斯大林面前发牢骚，以吐出长期以来对斯大林的成见。
当斯大林称赞毛主席“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时，毛主席出乎意料地答道：“我是长期受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然而，斯大林无心听毛主席道冤屈，他以“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打断毛主席的话。使毛主席原本想痛快宣泄的不满咽了回去。
其后，毛主席又一次在斯大林约见他和周恩来、王稼祥时重提十年内战期间受过错误路线的排挤、打击，但话题很快被引开，“毛主席始终未能在斯大林面前一倾衷肠，吐出胸中的冤枉和怨气。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与斯大林的交往是友好的，尤其是通过毛主席首次访苏，斯大林“领教了毛主席那不屈的个性和维护民族独立的坚强决心，他知道毛主席这个人有自已的见解和主张，不那么肯听使唤，不好对付。
因此，斯大林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人是持重的，处理中苏关系是谨慎的。在中苏结盟的同时，斯大林也默认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相对独立的地位，并把中长铁路和旅顺军港等归还中国，这在苏联处理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是特殊的。
但由于斯大林在国际共运中享有绝对支配地位，习惯于发号施令，在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中，不可避免地具有凌驾于中国共产党之上的老子党作风，毛主席对此进行了坚决抵制。
1952年8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交给苏方中国一五计划的全部方案，并向苏方提出有关援助的一些具体事宜。
周恩来
但是，方案交给苏联后，一直没有下文，又几经修改，依然没有答复，负责商谈此事的陈云因在莫斯科一个多月无所事事而回国，直至1953年2月苏方才派人与中方开始会谈。
期间，斯大林召集包括苏方谈判代表在内的党政高级领导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询问中国什么地方有金矿和钻石矿，又提及苏联极需要橡胶，本国不产橡胶，如何借机向毛主席提出让苏联在中国建立一个棣胶园的要求，在场的赫鲁晓夫提议，以向中国提供一些贷款和技术为交换条件。
斯大林采纳了赫普晓夫的建议，以毛主席提出给苏方一些土地在中国建立一个橡胶园的要求。
毛主席委婉地拒绝了斯大林想打中国主意的做法。他说：
我们同意在中国南海上的海南岛为你们建立一个橡胶种植园，但是要有一定的条件。具体地说，我们建议你们提供为建立这个种植园所需的货款、机器和技术援助，而由我们自己来建设和经营。我们将把橡胶装运给你们，用以偿还你们所给予我们的帮助。
毛主席的答复在斯大林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这件事就这样搁置不议了。
苏共二十大会上，赫鲁晓夫以突然袭击的手段，作了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毛主席认为有失公允。
他说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
毛主席决定以发表文章的形式表明中共对斯大林的态度，在讨论基本思路时，毛主席定下调子
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有伟大功绩。
在毛主席的心里，无论对斯大林有多少的积怨和不满，他始终承认斯大林不失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承认斯大林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1956年夏秋之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恶果日益显露出来，西方政界人士借机诋毁社会主义制度，波匈事件发生后，有人把它归于咎于斯大林主义。
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引起毛主席的警觉，他决定组织撰写《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讨论文章的基本格调时，毛主席说：
现在还是离不开斯大林问题，我坚持他是一个犯了几个错误而不知其为错误的人。
斯大林一生，当然是丰功伟绩，这是主要的一面。
毛主席特别指出对斯大林的衰贬，不仅关系着苏共和苏联国家的威信，而且直接关系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
他列举三件事，说明斯大林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是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二是在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三是战胜了法西斯。
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危害性，说：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但我们不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杜勒斯
毛主席和斯大林虽然有不愉快的过去，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还是不肯泼脏水，秉公直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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