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其政治生涯中，即使遇上极其复杂的问题，也能冷静地思考，从容地面对，这是因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很好的涵养，还有过无数次惊涛骇浪的历练。但在1973年5月，周恩来在一次国务会议上却仰天长叹：“真是周门不幸！”
周恩来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呢？这就要说说本文的主角周伯萍了。
1920年，周伯萍出生于安徽肥西，他在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涟水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经历过多个岗位的锻炼。1952年10月，周伯萍出任中央粮食部党组成员，此后的10多年里，他成为了周恩来在粮食工作上的“大秘书”。
周恩来之所以如此重视周伯萍，是因为他诚实可靠、敢讲真话，从不弄虚作假，而且有着超强的计算和记忆能力。当时粮食部最重要的司局就是政策研究室和计划统计司，其中一个出政策、一个管实施，这两个司局的一把手都由周伯萍兼任。
1961年初，周伯萍在汇总完全国缺粮人口的统计表后，意外发现随着粮食供应日趋紧张，缺粮人口本应越来越多，但这个数字却出现了反常的减少，而且减少的数额还很大。周伯萍经过反复核算，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缺粮人口的减少，表明全国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减少人口”，意味着饿死了不少人！
这天晚上，周伯萍连夜向周恩来汇报了自己的判断，他还表示，自己将不惜“以死相谏”，强烈要求毛泽东立刻批准大量进口粮食，以救灾民。周恩来听后非常感动，他决定由自己亲自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还叮嘱周伯萍：“这个‘非正常减少人口’的数字，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允许再向任何人透露！”
不久以后，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关于分批大量进口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小麦粉的意见。此后周伯萍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铁道部部长一起守在港口，根据各地缺粮情况的轻重缓急，将几十亿斤救命的进口粮一批又一批地发往灾区。共和国历史上一次严重的粮食危机终于被化解，对此周伯萍功不可没。
1964年9月，周伯萍被调到外交部工作，1973年3月，他被委任为我国驻希腊王国的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1973年5月7日，周伯萍为了落实希腊副首相马卡雷佐斯访华事宜，赴希腊外交部与希方联系具体行程安排。这天周伯萍谈完事情返回我国使馆时，发现沿途警车、哨卡明显比平常多得多，这说明当天雅典有重要国事或外事活动，他回到使馆后，便让翻译去查一查新送来的请帖。
碰巧那天使馆的值班人员是一个刚学英语不久的年轻人，他查到了一张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送来的请帖，请帖的内容是邀请我国大使于5月8日12点到13点30分之间去他们使馆出席国庆招待会。捷克斯洛伐克驻希腊大使名叫科威克，其署名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就是“K”，和科威特国名第一个字母相同，这个值班人员没看清具体日期，就误认为这是科威特大使馆请周伯萍在5月7日当天出席活动的请帖。
值班人员马上向周伯萍报告了此事，此时已是13点15分，距离13点30分的结束时间只剩15分钟，周伯萍听后非常着急，他没顾得上看请帖的具体内容，就马上登车出门，车子出门后随着车多人多和有警察引路的方向走，竟鬼使神差般地进了以色列的大使馆。周伯萍下车后，以为站在门口迎接自己的就是科威特大使，便连忙上前和对握手，就连挂在使馆门口的以色列国旗，他都没有细看。
当时我国与以色列还没有互相承认，双方根本没有外交关系。在场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见周伯萍主动进入以色列的大使馆，便问他说：“大使先生，你到这里来，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承认以色列？”周伯萍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走错了地方，他认为这是西方媒体的无理挑衅，便直接顶了回去。
第二天，《纽约时报》专门就“中国大使到场祝贺以色列国庆”发了报道，周伯萍这才得知事情的真相，他意识到自己已经犯了大错，因为当时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势同水火，国际反华势力一定会抓住此事大做文章，离间中国与政治盟友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当时“四人帮”一直把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当成他们最大的夺权障碍，他们也会以此为借口，向周恩来发难。
为了补救错误，周伯萍向希腊外交部和各阿拉伯国家解释，此事件系自己工作失误所致，中国的外交政策不变。不久以后，外交部召周伯萍回国。
周伯萍回国后，周恩来将他的错误定性为“特大丑闻”，说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后来在国务院召开的国务会议上，周恩来还专门发火说：“美国出了‘水门事件’，中国也出了‘雅典事件’，‘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门不幸！”
还好毛泽东在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后，原谅了周伯萍，他在外交部上报的报告中删掉了“极为荒唐、极为严重的政治错误”这句话，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并把周伯萍对错误的认识从“较好”改为“很好”。最终周伯萍不但没有被免职，反而调任驻阿尔及利亚和扎伊尔大使。
2001年，周伯萍正式离休。2012年，周伯萍逝世，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