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祎金
北京工业大学
社会学系
副教授
走出“应成一困境”
——早期中国社会调查的方法想象与本土策略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5期
作者 | 何祎金
责任编辑 | 何钧力
20世纪早期中国学者的社会调查实践产生了丰富的成果。由于社会调查的开展困难重重，早期学者应成一甚至有“一个不受调查的中国”之提法。基于舶来“技术”与“中国土壤”的互动，本土学者结合切身的田野经验形成并拓展了社会调查的方法想象，还根据遭遇的“困难”对方法进行调适与修正，并发展出契合社会现实的本土策略。早期中国社会学者不仅以行动扩大了社会调查方法的实际内涵，其学术韧性也是新时代建构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的重要历史资源。
社会学研究方法是学科构成的重要维度，也是本土化社会学的核心对象。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早期中国社会学的方法实践还被赋予多重意涵。20世纪上半叶，本土学者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的求索包含双重目标：既要寻求革命性的认识论，以区分过去的学术传统，还承载着本土学者为民族奋斗的道德担当（Liu，2004：162）。研究方法的历史实践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相互交织。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陶孟和便在这场运动的旗舰期刊《新青年》上撰文，提出以社会调查的“事实”反抗封建社会的“愚人政治”（陶履恭，1918）。社会调查也是李景汉寻求社会改造与为中国现代化“开路”的“新工具”（阎明，2004，2024）。此外，李景汉等人的社会调查实践亦可以视为一种暗含现代国家想象的学术运动，它有别于美国式的社会改良调查（何钧力，2023）。
研究方法的早期历史实践产生了丰富的成果，且实践过程中发生的困难和挑战、应对与超越为本土学者形成方法的反思和再造提供了契机。回看本土学者的方法实践与调适、舶来“技术”与“中国土壤”的接触互动，社会调查展开实践的实际内涵已经超越了作为工具的研究方法。本土学者在以方法“研究”中国社会时，其对田野中各种“困难”的感知、认识、破解及超越既形成了方法实践的本土策略与方法论的反思意识，也是在以方法为媒介想象中国的社会和文化。
社会调查方法依旧是当代社会学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在新时代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早期社会调查实践的本土化进展是重要的学科历史资源。本土学者在田野逆境中的求变与创新不仅为社会调查方法注入了鲜活丰富的中国理解与阐释，也是中国社会学学术能动性和自主性的表现。并且，当代方法实践的问题导向和田野挑战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密切相关。在突破田野困境、寻求契合本土现实的方法与积极投身社会建设事业等方面，早期学者的学术韧性为当下的方法实践和创新提供了历史维度的镜鉴。
一、社会调查的“困难”：技术、文化与社会
研究者在田野中的方法实践常常会遭遇到各种困难挑战。默顿（Robert K. Merton）注意到，尽管研究方法书籍报告努力表现出一副“完美外表”，但是这种完美只是方法的理想模式；研究过程总是充满了各种思维跳跃、偶然和失误，这些因素被选择性地忽略了（Merton，1967：4）。詹妮弗·普拉特（Jennifer Platt）对研究方法在20世纪中期美国发展的历史考察揭示了美国社会学方法书写与实践的社会性，个人偏好、项目经费和研究机构等“一系列非理论要素”影响了学者的方法选择和实践（Platt，1996：138）。约翰·劳（John Law）的认识论主张则更为激进，他将方法看作一个描述和参与生产社会事实的行动过程。在一套看似标准化的操作程序与规范背后，方法实践总是无法回避特定的政治意涵（Law，2004：143）。对方法实践各种社会性因素的揭示并非要消解方法，类似研究为我们理解历史情境下方法实践与方法论建构的复杂动态有所启发。
一般而言，田野中发生的“困难”包含普遍性与特殊性两面：既有一般性的挑战，如经费不足、拒访、语言差异等问题，又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和地方社会发展程度与文化情境相关。也正是基于此，这些被忽略的甚至是有意遮盖的事实往往是地方社会学构建与反思本土方法实践时重要的参照。
自陶孟和发起开展社会调查的呼吁之后，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社会学兴起了社会调查的潮流，相关方法书籍也大量出版。在孙本文（1948）对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全景扫描中，“社会学方法的研究”单列一章，其中介绍了蔡毓骢、樊弘、杨开道和李景汉等人的社会调查研究，共计14本方法研究和调查类书籍。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汇总的信息，从1927年至1949年，自蔡毓骢的《社会调查之原理及方法》出版之后，“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目下的出版物多达27本；农村调查的方法书籍单独分类，数目亦有11种之多（北京图书馆编，1995）。
随着本土调查实践的深入，方法类专业书籍的出版在专业化与系统化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如果说早期仅是对方法课的笔记整理与对西方教材和经典研究的摘译，到了20世纪40年代，孙本文认为中国社会调查类书籍已应有尽有。孙本文对李景汉的《实地社会调查法》评价颇高，认为这是“规模最大，内容最为切实，尤为杰出之作”（孙本文，1948：176）。专业书籍出版是学科本土化建设的重要一环，随着学者自主调查实践增多与对本土经验的整理和理论化，本土调查案例不断加入。彼时本土学者在书写方法时已经突破了早期方法“搬运工”的角色。在调查成果与专业书籍之外，当时还出现了大量在中国土壤下反思田野经历与调适社会调查方法的文章。
早期研究者进入中国社会的广阔田野从事方法实践，其所遭遇的阻力与窘迫为本土社会学想象、理解和调适方法提供了丰富且生动的参照。“困难”是本土方法实践者的共同感受与遭遇，也是理论化方法时要处理和移除的阻碍。在本土情境下所呈现的问题已经超越了调查方法的工具范畴。
陶孟和曾专门撰文从个体与制度两个维度探讨“社会研究的困难”。首先是主观见解的影响，研究者需要规避自身的情感与成见。陶孟和承认完全摒弃个人主观情感存在困难，因为“人是用过去的眼光观察的”（陶孟和，1930：4）。情感与成见问题可以进一步拓展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利害关系，以及研究者本人的希望与理想对社会研究的影响。其次，困难还包括统计资料与相关制度的缺乏。陶孟和（1930：10）结合中国社会的情境，提出官方和私人机构建立系统保存与资料公开的制度。上述主观与客观问题的讨论属于方法论的范畴，而数据和资料的制度化建议来自其对同时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现状的反应。
1930年2月8日，中国社会学社在上海的四川路举行了成立大会。孙本文、许仕廉、吴泽霖、杨开道和陶孟和等人当选为第一届理事，应成一、游嘉德和吴文藻等五人为候补理事。应成一主持了同日下午“社会调查及研究”的小组会议，参与发言的学者包括孙本文、游嘉德、言心哲和王济昌。
在这场极具学科象征意义的大会上，除了介绍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发展经过，以及孙本文为科学研究中国文化而拟定的全国调查计划和大纲，探讨在中国实践社会调查方法的“困难”与应对策略是一个显著的主题。游嘉德结合自己的调查经验分析了实践方法的诸种困难：民众不具备应对能力、缺乏信任和信息真实性问题是开展社会调查的不利因素（游嘉德，1930a）。应成一和游嘉德都以本土实践经验来阐释其对方法和中国社会的理解，后者以中国家庭成员生活严肃、沉默寡言为大多数人的特性来解释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互动时的常见困境。
社会调查方法的“困难”不但指向中国社会固有的特点与文化，还激活了方法背后对人、社会和国家的现代想象。李景汉是中国社会调查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对“困难”有着深刻的认识，其代表作《实地社会调查方法》以一章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在中国从事调查的“困难”，既包括社会发展程度与制度支持的不足，也包括民众的疑虑与调查文化的缺乏等（李景汉，1933：29-35）。
李景汉为社会调查奔走疾呼，他虽然承认这些困难可能会在其他国家和文化中出现，并不限于中国，但是它们在中国“特别浓厚，有积重难返之势”（李景汉，1932a:689）。除了一些客观因素带来的困难，李景汉对社会调查方法的讨论还在现代国民和国家之间建立了关联，这里的逻辑在早期情境下包含一个内在悖论：社会调查是实现现代国家的有效途径，但是社会现实又阻碍了社会调查的开展。如不迫切展开社会调查，不知何时才能达到“最低限度之近代国家资格”（李景汉，1932a：689）。
可以看到，不同于默顿所谓研究实践总是力图将方法呈现一个清晰理性的“完美外表”，早期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学者不吝于表达实践方法碰到的阻碍甚至是混乱。来自田野的“困难”是西方方法与中国土壤发生遭遇和互动之后的产物，本土学者亦借此对方法和本土社会进行反思，一面修正与调适研究方法以契合本土社会现实，一面批判本土社会和文化，发出建立现代调查统计制度、培育调查人才、提升国民素养与重振社会精神风貌的呼吁。
二、社会调查的现代性与“应成一困境”
在西方语境下追溯“社会调查”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研究方法是社会发展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按20世纪初期学者的理解，欧洲工业革命之后，“现代城市问题”的出现构成了方法实践的基本背景，对治理效率与社会福利的求索而不是“为事实而事实”的技术共同推动了社会调查的发展（Taylor，1919：11）。加里·艾斯索普（Gary Easthope）的方法史著作指出社会学这门“社会的科学”与“科学方法”的出现有着共生关系，以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的伦敦贫困调查为代表，实践者以社会调查的事实揭示工人阶级的艰难生活，并向管理者呈现贫困的事实数据以期进行干预（Easthope，1974：23）。大城市的贫困问题和对传染病的恐惧在19世纪的英美国家激发了社会调查运动，社会调查的参与者也被称为“政策改革的先行者”（Converse，1987：13）。这一阶段社会调查的兴起对英国中产阶级而言是重要的历史时刻，方法实践甚至塑造了其阶层身份与认同（Yeo，1991：51）。有学者认为系统的社会调查在美国社会学中出现与南北战争后的经济混乱有关，失业人口数量居高不下、退伍老兵就业困难构成的“劳工问题”为美国民众和地方政治所关注（Turner & Turner，1990：15）。
早期本土学者反复提及的“匹兹堡调查”以布斯的伦敦调查为参照。匹兹堡有着“世界钢铁之都”的称号，然而在技术与经济繁荣的表象背后，当地居民却在为满足基本生存条件而奋斗。以客观事实呈现工人的工作生活、揭示社会问题、推动社会改革是这项调查的目标（Kellogg，1914：494）。另一个被大量提及的春田调查亦被美国实践者当作地方社会改革的前期准备工作（Harrison，1920：4）。
调查统计与相关的社会控制与改良意味着治理现代性的兴起。在福柯（Michel Foucault）看来，经济起飞带来了资本积累，聚人而治的管理则带来了政治的起飞，由此出现了现代的征服技术（Foucault，1995：220）。新世纪的方法史研究更为注重从社会本体论的角度解释方法的兴起与历史变迁。学者分析“二战”后英国的社会变迁指出，抽样调查和访谈方法等技术对日常生活的经验揭示总是与建立现代、理性和后帝国的广阔社会进程交织在一起（Savage，2010）。
马格·安德森（Margo Anderson）考察了美国人口普查的社会史，提出方法实践不仅嵌入美国的政治生活，还是美国历史的“决定性制造者”。方法及其实践不会止于经验数据的呈现，统计数字的产生不仅涉及复杂的内容设计、科层结构、方法实践和创新，还具有社会与政治效应，且定义了不同时期的“美国梦”（Anderson，2015）。乔治·斯坦梅兹（George Steinmetz）分析了实证主义认识论何以在美国社会学成为主流，强调“社会的本体论事实”是其取得支配地位的原因。重视管理规范和可预见性的福特主义为美国社会带来了模式化的社会系统，成为实证主义取胜的社会基础（Steinmetz，2007）。
安德森和斯坦梅兹等人的研究阐明了方法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对社会调查发生学与社会本体论的西方历史解释突出了方法的兴起与实践背后存在经济、政治和科学发展的相互联系的历史进程。当然，难免会出现一些调查的“困难”，如应答率的降低、历史上原住民对调查员的干扰甚至攻击、方法政治引发的区域和族群抗争，以及战时因经费短缺和科层斗争对方法选择和实践的影响，等等。“困难”具有普遍性的一面，但它们并不是单纯的技术性问题，其出现和破解又深度嵌入实践方法的地方社会自身。
回到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场景，“脱域”自西方社会科学的调查方法承载了丰富的现代性想象。困难及其超越既是实践性问题，也是本土学者完成方法论建构时无法回避的主题。在20世纪30年代诸多反思方法的本土话语中，应成一的方法论阐释对“困难”进行了理论化的探索，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维度探讨了社会调查的前置条件与地方差异。应成一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接受学术训练，师从美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的爱德华·奥尔斯沃思·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归国后参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建设。
社会调查是社会发展程度的反映，应成一对中美两国社会调查实践的情况有亲身体会，他区分了“社会研究”与“社会测验”（social survey）在性质、功用和方法上的差异。社会研究意味着“社会普遍性的考察”，代表一种理论上的社会。社会测验则是地方组织的调查，存在固定的标准。应成一谈到的“社会测验”是他对“social survey”的汉译，“survey”有收集数据、测量与检查等含义，不仅与“社会研究”不同，甚至和“社会调查”也应该区别对待。美国匹兹堡调查被应成一视为社会测验的典型代表，但社会测验在中国尚在萌芽阶段，缺少制度与社会的支持，乃至出现了“调查者孤掌难鸣，彷徨道左，有回顾踌躇之”的情况（应成一，1930：3）。
对于在中国从事社会调查的困难，本土学者已经形成了相对充分的认识。在为复旦大学社会学系针对上海黄包车夫收入的调查报告作序时，应成一（1931）以“不受调查的中国”的修辞来凸显实践方法的本土困境。他对调查困难的分析并没有止步于经验描述与抒发感情，或单纯寻求技术性的解决办法，而是尝试对它进行理论上的解释与方法论层面的反思。
社会调查不是“屠龙之术”，从事该方法的学者大多认可以调查事业推动中国的社会改良和建设的目标，要投身实际应用以避免“专门磨刀而不切肉”的批评（言心哲，1934）。但是，诸多困难的存在却对“磨刀”这项工作带来了阻力。研究方法并不是随意复制和实践的工具，它具有条件性和阶段性。应成一（1930）提出，社会调查在中国通常会遭遇三个问题的挑战：首先，社会调查要求人民具有一定的文化；其次，社会调查与社会改良之间的次序关系如何；最后，如果前述两个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应该用什么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如同一个封闭无解的“循环回路”，这三个问题的有机关系构成了社会调查方法在早期中国的“应成一困境”：当民众不具备一定的文化程度，调查实践如何能够顺利展开？当社会调查无法提供“事实”，社会改良又应该从何而起？当前述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时，本土学者将面对的“终极问题”是：什么样的方法才契合当下中国社会的研究？
作为技术的方法或许可以随意讨论与学习，但是在时空环境中，技术实践依赖的一些前提条件决定了方法的情境性特点。那么，如何对一个区域社会进行“数量上的表现”？应成一概括了三个原则：存在公认的技术单位、技术单位保持稳定，以及预先有一个理想社会的标准（应成一，1930：4）。为说明其中的逻辑，应成一以美国和中国社会进行类比：美国的立国过程是先有文化而后有对自然的开发，可以对事物指定标准与定义，将它们作为社会单位，经过统计可得社会的数量表现；在中国情境下，自然与文化的界限并不明确，导致单位的定义也缺少估定，甚至连度量衡单位也难于统一。对中国的社会测验不能采取美国的社会单位，否则“调查者固茫然无头绪，被调查者更茫然无头绪”（应成一，1930：5）。这里看似是计量单位标准与社会名称的问题，应成一则从发生学上解释了两个社会的状况和特点。应成一（1930）还通过社会变迁中数与质的对比来说明社会测验在中国的困难：美国社会相对稳定，变化只发生在数量层面；当时的中国处在革命的过渡时期，对社会的认识在质的层面大于数的层面。因为数的变化尚不能了解充分，社会测验的困境可想而知。
应成一颇为辩证地提出了社会测验的应用功能。首先，“社会之不能测验即是一种测验”，如果实践的调查与社会之间存在鸿沟，则意味着社会的标准化尚未达到进行测验的程度。其次，“不正确之测验乃测验之最正确者”，不正确在任何社会测验中都不可避免，但是这种不正确即是最正确的证据（应成一，1930：13-14）。不适、矛盾或者困境的存在并不是测验方法出了问题，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真实社会情境的一种“正确”反映。在测验所得的表现之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挖掘社会表象背后的原因和可能。
回看早期中国实践调查方法的历史情境，统一、标准和稳定的度量衡单位既是测验的基本前提，也是社会发展程度的反映。李景汉将度量衡单位的混乱列为社会调查在中国的第五个困难（李景汉，1933：31）。陈翰笙等学者在江苏无锡的经济调查对度量衡问题曾有直接的体验，乃至在正式的调查报告发表之前就先行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亩的差异——无锡22村稻田的173种大小不同的亩》。陈翰笙等人发现，在无锡一带的农村，亩的大小并不是统一的单位，最小与最大公亩间相差三倍有余。几千年分家、租佃、典押、买卖等习俗带来的影响是造成农村土地计量单位混乱的原因，乃至在一户家庭中，其土地所谓的亩也有两三种大小（陈翰笙等，1929：2）。在彼时学者看来，计量单位的不统一不仅是调查统计难以开展的原因，也是中国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的障碍。徐善祥、吴承洛（1928：112）呼吁统一度量单位时曾断言，权度一日不统一，则工商业障碍一日不除，民生主义亦不能得到发展。亩的单位差异不仅会造成无法测算准确的土地面积，还导致农村大量存在收浮租的问题，这对农民而言更是沉重的负担（陈翰笙等，1929）。
陈翰笙等人的单位调查利用了农村的“地方知识”，在“不可为”的情况下找到了一条变通的路径，而没有采用以标准单位去度量其他土地的方法（陈翰笙等，1929：3-4）。他们是根据插秧和收稻特点来确认耕地面积的，这是因为插秧时各秧苗之间的距离比较均匀，通过计算横距和纵距的方式便可以知道一块土地的实际大小。农民对自己土地的稻个数与棵数非常熟悉，在实际调查中先询问其拥有土地的亩数，再询问其稻个数与棵数的情况，可以实际测出亩的单位差异。对稻个数不熟悉的地方，可以采用收稻之后计算秧把的方式开展。基于秧苗间相对均匀的空间分布，可利用有规律的秧把摆放来计算实际的土地的面积。
陈翰笙等人的调查论文为应成一辩证的方法阐释提供给了一个经验个案。在标准化单位缺位的情况下，农村社会的度量衡问题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状况，在问题的表象背后又嵌入了维系农村社会运行的“地方知识”与权力关系。“不受调查的中国”并不是要停止方法实践，而是要求大家思考社会调查的“前置条件”，探索在“测验”条件缺位的情况下本土社会学方法实践的可能性和地方特点，进而通过行动开辟空间，彻底破解社会调查的“困境”。
三、走出方法“困境”：田野困难的破解与超越
1923年，尚在纽约求学的孙本文撰写了一篇题为《一个社会调查大纲》的文章，两年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孙本文试图为改革中国社会且有志调查者提供“依据”，其中包括调查机构的设置和组织实施，以及城市调查的各类“要项”。孙本文提供了一个巨细无遗的调查大纲：在历史、风土气候、市政和犯罪等13个要项下，还包括三级的子项（孙本文，1925）。这些项目甚至构成了一个类型化的社会整体，只待调查员将经验性的结果填写进表格之中。
孙本文并未实践这份大纲，它却概括了早期社会调查的实践特点。从现代国家想象到具体社会的调查，本土学者在拟定的表格大纲中表达了理想化的社会整体模型。在学科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定县调查是这类研究的集大成者。李景汉等学者经过七年的努力，调查了定县的地理、历史、人口、财政和灾荒等17项内容，最终成果达800页，利用314张表格和图片对一个县域社会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李景汉，2005）。整洁清晰的结果呈现与对田野混乱的描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从成果上看，定县及一些本土调查实践显然突破了应成一的方法困境，成功地对区域社会完成了“数量上的表现”。那么，面对民众、社会发展程度和方法之间的张力关系，本土学者的方法实践是如何破解与超越方法困境的？
尽管存在诸多不利条件，本土学者仍结合实践经验，对如何在中国土壤中顺利推进社会调查采取有针对性的方法“调适”，以实际行动破解社会调查的“困难”。“调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调查员标准的设立与调整、对田野“关键人”的选择，以及必要的地方宣传和动员。这些调适内容意味着社会调查的实践性与过程性特点，不同行动主体的参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行动者网络系统。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面对国弱民孱的基本现实，这些具体行动展现了本土学者积跬步以至千里的理想与气魄。
（一）调查员的拣选：从理想标准到就地取材
李景汉不但批判造成调查障碍的社会风貌，也在反思田野的文章中指出大众对农村社会贫穷、苦闷、愚昧和散漫的印象只是一些“表面的状态”，并提出中国农民的“三个优点”：吃苦耐劳、天资聪明与很能接受新事物（李景汉，1935）。这里的前后论述看似反差极大，但李景汉实际上是将这些优点当作推行乡村建设与社会改良的条件基础，只待以得宜的教育和组织来激活中国的农民与农村。这种叙事的策略性还反映在李景汉对调查员的“严格要求”上。为破解社会调查在田野中遭遇的困境，李景汉等学者对调查员的资质做出了有针对性的设计，既致力于破解实践中的方法问题，也在反写的国民性中投射了理想国民的标准。在知识、态度和训练方面，合格的调查员应具备以下素质：辨别力、准确、敏捷、语言流畅、精细、记忆力、忍耐力、同情心、诙谐、谦逊、活泼、自然、端庄、耐劳、相貌端正；在训练方面，“普通的调查者最好是大学毕业，读过经济，社会，理论，统计，心理等功课”（李景汉，1927：269）。这16个特点与李景汉批评的社会风貌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符合资质的调查员可谓代表了理想的现代国民形象。
本土学者在研究方法的大纲性著作中往往会对调查员提出理想化的要求。言心哲不仅要求调查员受过社会学训练，还要求他们接受社会心理、宗教社会学、社会思想史等专业学习（言心哲，1933：30）。这种“调查人才”固然完美，但凭彼时中国的教育与学科发展水平显然无法应付，不仅社会学专业未全面普及，一些专业课程在国内也未设置，完全符合者可能没有几个人（蔡毓骢，1930b）。从理想到务实，本土学者随着调查经验的积累而不断做出改进。李景汉在早期要求普通调查员具备大学学历并有广泛的学科训练显然是过高甚至是不切实际的要求。在调整后的版本中，他根据调查员的来源区分了大学生和中学生、城市工作者和乡村工作者。因应调查工作的内容和地点，他对调查员学识的要求也不尽相同（李景汉，1933：51-55）。李景汉“降低”了大学毕业的要求，强调中学毕业的优秀青年经由一定训练便可胜任调查工作。并且，在地方的青年具有人地两宜的优势，就地取材与就地培训是最好的办法。
中国的广袤农村是社会调查最为广泛的应用场景。在农村田野从事社会调查，调查员的要求包括：当地人身份、三四十岁的年龄、中等学校毕业又有种田经验、强壮的身体与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蔼的态度与诚实质朴的品德、简朴庄重、忍耐心、辨别真伪的能力、有随机应变的才干、谈话技巧的训练、精确的习惯、热烈的情绪和同情的心理、科学的精神与研究的兴趣，以及适合的相貌（张世文，1944：29-34）。对于年龄的要求是因为在守旧的乡村里青年男子反而不会受到欢迎。“适合的相貌”亦是基于相同的考虑，张世文特别强调，相貌的要求并不是笑谈，而是根据实地经验得来的认识。
作为定县调查的主要参与者，张世文结合农村调查的特点修正了调查员的标准，例如突出当地人的作用。他将此列为挑选调查员的第一条（张世文，1944：28）。当地人的优势在于他们熟悉地方的自然环境与风俗习惯，且语言交流也不成问题，更因为其本地身份可以减少民众的怀疑。调查员在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可以为调查所用。这些便利条件不仅利于工作的展开，还极大地提高了调查效率。
（二）乡村田野中的“关键人”：地方乡贤与小学教师
研究者深入田野通常需要一些“关键人”的帮助，利用他们在地方的优势，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联系搭建桥梁。这类关键人也被称为“看门人”，其角色处在数据收集者和潜在的应答者之间，与应答者存在私人或工作上的关系，可以控制研究者与应答者之间的接触（Lavrakas，2008：300）。一般认为，在陌生人社会中，随着大家警惕心理的提高，看门人对研究实践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1924年，布朗大学教授白克令（Harold S. Bucklin）在访学沪江大学期间指导中国师生对上海附近的沈家行村展开调查。较之1921年由甘博（Sidney D. Gamble）和步济时（John S. Burgess）主导的北京调查，沈家行调查的设计、实施和写作皆由中国师生独立完成，结果分别以中英文发表，由张镜予翻译的译本被视为第一个以中文发表的社会调查成果（杨雅彬，1987：34）。沈家行调查以美国春田调查为模板，后者因激发了春田地区民众对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的关注而闻名。在沈家行村，民众意识与组织力量相对薄弱，调查员被村民怀疑为税吏与警察，中国师生便有意识地通过地方乡绅来筹备调查计划。在打消村民疑虑方面发挥最大作用的是一位小学教师。调查者基本是在当地学生、教师和地保的帮助下与村民互动，直接面对被访者的调查仅为一例。因为问卷问答的方式难以从村民口中得到准确信息，调查者认为通过闲谈间接获取事实是更为可靠和有效的方法（张镜予编，1924：18）。本土化社会调查的意识贯穿在方法设计和实践过程之中，中国师生亦提出春田调查的方法在本土情境中需要“略加改变”才能适应中国情形（张镜予编，1924：16）。
即便调查员的资质再优秀，本土学者深入民间社会依然要借助一些“关键人”的帮助推动调查实践的破局。杨开道（1929：95）强调“介绍”的必要，“在我们这个讲面子的国家”，被访人会因为朋友的面子而“真心答你”。如果缺少地方社会关系，转向地方行政长官寻求介绍也是一个方法，但在官民隔阂的旧社会，要做到这点也颇为不易（杨开道，1929：95）。言心哲对社会调查“困难”的估计相对乐观，认为只要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便可以举办社会调查，但是地方机构是否配合、社会领袖是否愿意提供帮助仍是设计社会调查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但凡涉及入户的调查，如果缺少当地领袖的合作，“调查是不会成功的”（言心哲，1937：5）。20世纪80年代，陈翰笙在个人回忆中谈到了无锡调查时期调查者因被怀疑其目的，而在乡间被民众挥舞扫帚驱赶的窘境（陈翰笙，1988：47）。利用地方领袖的社会资源和影响力为社会调查进行宣传动员、打消疑虑，这意义重大，也是陈翰笙在无锡调查时总结的方法经验。
在具体的实践中，既有一定社会声望、又有广泛师生关系基础的教师成为本土学者偏好的“关键人”，这一破局者的角色在早期社会调查实践中广泛出现。1923年陈达主持的宛平成府村和安徽休宁的家庭调查被认为是最早完全由中国学者主持的社会调查，其中小学教师为进入田野发挥了关键作用（陈达，1924）。
张世文根据定县经验整理出版的《农村实地调查经验谈》对实地工作设计的第一步便是到乡村小学拜访教员。在具体操作中，既可以由教师出面要求家长参与访谈，也可以在学生的引导下拜访相关人员（张世文，1934：16）。概述定县调查历史成就的研究亦强调本土学者对地方社会非正式权力资源的重视与利用是其突出特点（李金铮，2008）。在彼时的情境中，乡村教师既是建立调查员与应答者之间联系的关键人，也亲自参与调查实践工作。按照李景汉最初的设想，在乡村寻找大量大学生参与调查并不现实，因此小学老师在调查实践中扮演了多重角色，这也是落实李景汉“就地取材”与“就地培训”想法的一种形式。
小学教师在知识能力与社会关系上具有一定程度的优势，不仅是“合适”的被调查者，经过培训之后还能担当调查者的重任。在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调查研究中，小学教师群体构成了重要主体。陶孟和事先通过教育部门的安排招募了66名自愿参与日记记账的小学教师（陶孟和，1933：10）。这一职业群体对日常生活开支的自我记录与访谈为陶孟和的分析提供了有价值的数据。
及至县域一级的社会调查，县级政府机构的制度支持、乡村公务人员的参与固然关键，乡村教师群体依然被张世文视为县域社会调查的重要力量。小学教师具有许多优势：他们是乡村重要的领袖之一，不仅熟悉地方，也受到民众的尊重，并且还可以承担填写表格、计算整理、绘制图表等工作。张世文提出将社会调查与统计课程纳入师范教育技能的培训，使其能胜任社会调查的工作（张世文，1937）。按照张世文理想化的角色分工，政府调查员承担指导工作，乡村公务人员负责宣传协助，乡村教师则从事实际的调查工作。
乡村教师不仅是调查实践关键的行动者，还是调查成果的推广者。调查收集的地方社会信息可以在教育工作中完成转化，将本地信息融入儿童教学要比随意的设计更为理想。作为一种良性循环，儿童接触相关教育材料之后，对地方社会形成的认识培养了他们对本乡本土的兴趣，甚至在将来能够承担起社会改造的责任（张世文，1937）。教师角色的选择与设计是打破应成一困境的有益尝试，既推动了调查实践的开展，又向代表希望的儿童一代传递了方法与社会知识。
“关键人”打开了方便的大门，在早期的方法本土书籍中亦被当作实践经验加以推广介绍，但也有学者注意到背后潜在的问题。以卜凯（John Lossing Buck）的中国农场经济调查方法为批判对象，钱俊瑞认为通过熟人开展的调查容易产生信息偏差，乃至卜凯呈现的中国农村不似“我们”实际所见的那么破败与悲苦（钱俊瑞，1934）。钱俊瑞是陈翰笙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时的调查团队成员，对田野困境和应对并不陌生，这里的方法批评有特定意涵。在调查实践普遍遭遇的困境面前，本土学者借助地方乡贤与教师的力量，并将他们纳入方法论建构的范畴有其合理性。在张世文的方法想象中，教师关键人的角色发生了扩容，他们不仅是入户介绍人、调查参与者，而且是本土方法知识的传递者。
（三）社会调查的宣传动员：改良社会的起点
在农村社会从事社会调查存在诸多困难，为使地方民众配合调查员的访问、激活民众的参与热情，宣传动员工作也变得尤为重要。孙本文在讨论社会问题研究基础的时候，将引发普通民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视为重中之重和基础的基础（孙本文，1923：685）。中国社会学家有将专业知识通俗化的责任，它甚至是社会学应有的伦理职责；只有让民众了解社会的发生和变迁，才有改造社会的可能（孙本文，1930）。面对封闭的“循环回路”，以各种方式宣传动员广大的民众，普及社会调查的意义和理念是打破回路的一项重要举措。
要完成这项工作并非易事，不仅要使用民众接受的语言和方式，还要创造条件和机会让他们接受调查者的宣传。为求得民众的配合与认同，“营造适合的环境”是社会调查展开前的准备工作，其中的首要措施便是对调查的宣传动员（张世文，1934：52）。在1925年至1927年间，李景汉组织燕京大学师生对京郊一百多户乡村家庭展开生计调查。他们邀请地方警长和乡村精英举行茶话座谈阐明调查的意义，通过学生组织与村民联谊，并以游戏、唱歌、茶点和演讲的方式宣传调查，甚至安排两名女学生在村小担任义务教员，借此打开了京郊调查的通路（李景汉，1929：3-4）。彼时张世文作为学生参与了这项调查，对如何营造适合的环境有切身体会，环境营造的一系列工作显然丰富了社会调查的实践内容。
李景汉的方法教材对宣传工作有专门的介绍，提出以普通的话语、简单的比喻深入浅出地向地方人士宣传社会调查的意义，并拟定了一些可供参考的典故和比喻：对症下药、削足适履和张冠李戴等（李景汉，1933：37-38）。农村的宣传工作还可将这些典故比喻以宣传画的形式张贴，通俗易懂地营造社会调查的氛围。此外，也可以使用一些宣传标语，如“要平治国家，改善社会，须先从社会调查入手”，“用科学方法来调查社会正如请良医来诊断病人”等（李景汉，1933:46）。这些“话术”不仅在语言上注意贴近彼时民众的生活，亦以极具本土化特色的典故和谚语来唤醒民众的参与热情。
言心哲评价李景汉利用宣传画和民间谚语去做宣传可谓匠心独运，认为其做法属于研究方法书籍中一种别开生面的贡献。言心哲本人也重视宣传动员，并根据春田调查的经验将宣传动员分为调查过程中和完成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采用演讲、标语和游行等方法，旨在让普通群众了解社会调查的意义，争取他们的支持，破除对调查员的不信任；后一阶段通过座谈会等形式，将结果向地方的民众进行汇报宣传，以引起他们对地方事务的关注（言心哲，1942：77-78）。
言心哲的论述并非纸上谈兵，类似的宣传动员已在早期的调查实践中得到检验。1935年他主持的江宁县农村家庭调查在开展工作前便举办了一次有700多人参加的篝火晚会，调查组织者、村董代表、地方警察和小学老师代表先后发言，说明社会调查的意义和价值；讲演之后，还增加了游戏和表演助兴环节，少数当地村民加入了歌唱表演（言心哲，1935：3-4）。这场颇具画面感和仪式感的篝火晚会在宣传社会调查功能的同时也试图通过联谊来打消村民的疑虑。
在20世纪30年代本土学者编纂的社会调查方法书籍中，联络地方和宣传动员构成了前期进入田野的重要步骤：首先邀请地方领袖参与茶话会，阐明调查目的，继而向民众宣讲，又以举办展览会、游艺会等活动融洽地方人民的感情（于恩德，1931：42-45）。在民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情况下，本土学者的方法实践要打破困境，以各类宣传动员活动对民众进行方法启蒙，看似和社会调查研究不相干，却成为“关键人”之外的“关键工作”。
四、社会调查的本土策略：融入与共情、体验与微调
调查员的确立、关键人的选择与宣传动员工作的开展为学者走出田野困境实践方法营造了环境。本土学者的方法探索不会止步于此，他们不仅倾注了为国为民的热情，还通过田野中细腻敏锐的观察意识到融入农村生活与共情农民疾苦的重要性，并采取一系列行动寻求契合本土社会现实的方法。并且，社会调查不是教科书中一成不变的静态方法阐释。面对同时代社区研究方法带来的冲击，本土学者没有墨守成规，而是做出了积极的“应变”。他们以强调体验的观察法来修正一般表格调查的不足，并对学界同行批评进行了理论上的微调与回应，相关阐释拓展了社会调查方法的理论意涵。作为早期中国社会学本土韧性与能动性的表现，本土学者在探索中形成了社会调查方法的本土策略。
（一）融入与共情：从“农民化”到“化农民”
农民能否信任与接受调查、并愿意报告事实是社会调查的“中心问题”（李景汉，1932b：39），也是困扰早期方法实践者的一大难题。培育信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但需要时间，还要求本土学者融入农村的生活以及农民的内心世界，并能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感受和理解他们的体验。只有在外表与内心先完成“农民化”的转变，才能实现“化农民”的结果。
在定县调查的参与者李柳溪看来，学者们深入人民间，不仅为了知道民众的“疾苦”，还要在彼时政治和社会都“不上轨道”的时候，用科学的方法了解社会内容的一切，认识中国民族与社会的特点。而在农村从事民众教育与社会调查工作的学者大多来自城市，如何建立与地方民众的信任是颇为棘手的问题。李柳溪描述了彼时深入民间的调查者与民众之间的隔阂与距离感。
我看目下办乡村教育的人，每到乡村里去，不是身着西装，足登革履；就是戴着新式眼镜，手拿文明杖，在他本心原是想着要农民接近，那知道一般农民，看见了这么样的打扮，反倒畏惧不前，老远的慢慢躲开了，连招呼也不敢招呼（李柳溪，1935：28）。
李柳溪根据经验提出了在农村调查的“三化说”：调查员在服装上“农民化”，在言语上“商人化”，在态度上“牧师化”。服装农民化是指调查者为消除与农民的心理距离在服饰与外形上和农民保持一致，但这只是第一步。言语商人化意指调查者在交谈的时候保持灵活性，而非要成为圆滑的商人。态度牧师化则要求调查员在互动中保持和蔼和诚恳的态度。李柳溪提出，进入乡村之后，学者需要经历“农民化”的转变，与农民在精神上打成一片，才能实现“化农民”这一教育民众的工作。于社会调查而言，这种转变更为重要，它是取得民众信任，保证调查结果真实可靠的前提（李柳溪，1940：19）。李柳溪强调本土学者心理与精神上的变化，设身处地地与农民共情，真正和他们站在一起。换言之，角色身份的转化并不是一种只为获取经验事实而被动采取的权宜之计，它还体现了方法实践过程中的人文关怀与价值立场。
张世文曾以诗歌为体裁叙述社会调查在中外发展的历史。在中国部分，他介绍了布济时、葛学溥和甘博等人的调查实践以及李景汉和定县调查的情况。张世文还特别提到了来自定县调查部的李柳溪，并将他称为“无名英雄”。
身高六尺余，看样子是一个笨伙计，但是他做事却是粗中有细，一条好汉称得起，好交际，讲义气，不管好坏天气，他都要出去，风吹雨淋太阳晒，他全不怕，下小刀子顶铁锅他也要跑到乡里，对老百姓真客气，待他们像自己的手足兄弟。到乡下调查他先给人看病，他家祖传的好中医，不收医药费，老百姓大欢喜，看好了病，调查去，乡下人没有不同他说真的（张世文，1948：3）。
张世文生动地刻画了定县调查员的个人和工作情况，其中不乏人物个性化甚至是文学浪漫化的描写。在调查表格和统计数字之外，这些信息从侧面反映了彼时方法实践丰富且复杂的情况。李柳溪亲自实践了融入农民生活的转变，在艰苦的环境中从事调查工作，并利用掌握中医知识的优势和村民建立信任。
廖泰初对定县调查经验的介绍呈现了一个学者融入地方社会的故事。廖泰初强调，自己的田野工作不需要任何额外人员的帮助，只身一人深入农村既有别于那种走马观花式的考察，也可以避免许多“先入为主”的偏见。为了避免引起猜疑和反感，廖泰初化身为一位从北平来的生意人与地方农民互动：他头戴小帽，身着蓝布或灰布大褂，绑腿加布鞋；取下眼镜，便在小茶馆、临时小摊、田地与戏台上和村民互动（廖泰初，1935：144）。
廖泰初描绘了化身为普通人的研究者形象：通过在着装上下功夫，融入地方民众的生活场景。并且，在提问技巧上，廖泰初（1935）提出，在访谈过程中应避免使用纸笔，并以日常生活化的提问方式进行提问，这既能拉近和农民的距离，又可规避那种正式访谈中因为一问一答带来的压迫感。显然，此时的调查者完成了李柳溪强调的角色转化，在形象、言语和态度上融入了乡村农民的生活。
针对调查员言语和互动方式可能给调查带来的影响，游嘉德专门探讨了“闲谈法”在中国社会的应用。调查者与被调查者“闲谈”式的互动是打消后者疑虑、获取有效调查信息的方法。游嘉德以“刺戟”的隐喻描述调查员的工作，调查员需要将问题纳入闲谈之中，并对谈话现场进行引导和控制（游嘉德，1930b：66）。“戟”是一种古代兵器，“刺戟”即为调查员对现场的控制。调查员的能动性关键在于对全局的掌控，从而不至于在闲谈中失去问题的焦点。
与正式的表格法相比，闲谈法具有三个优点。首先，表格法是一种机械式的问答方法，研究问题和内容受到表格的限制；闲谈法则不同，尽管研究者事先准备了问题，但是被调查者在现场的反应可能会激发研究者提出新的问题。其次，表格法所列举的问题通常无法考虑问话时的情境，问题的先后和内容却又容易受到现场情境的影响。游嘉德认为闲谈代表了一种“先看病而后开药”的方法，能够根据现场的情况发问。最后，问卷法的问答与记录容易引起怀疑，进而导致信息偏差，而闲谈法则在不知不觉的互动中打消了被调查者的疑虑（游嘉德，1930b：65）。
闲谈法的实践也存在两个困难。首先是调查人才的缺乏，因为它对调查员的知识储备和应变能力有较高的要求。其次，民众的疑虑阻碍了其内心真实想法的表述。“一个社会大多数人的痛苦和希望，只有从身受或者自身出发的，总是真实无伪”，许多人因为不善言辞或受困于习俗而不能将它们表达出来（游嘉德，1930b：67）。当然，要克服这一困难，调查员需要深入社会与群众。调查员的学识与技术再高超，如果不和社会有深入的接触，将难以形成深切的认知。
进入地方社会与获取经验事实并不是社会调查的全部内容。从融入农村生活到共情农民疾苦，社会调查实践者们在技术性地走出“困境”之后，对田野过程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相对敏感的权力关系和心理状态亦有细致入微的体察与应对，并将它们纳入社会调查的本土策略之中。
（二）体验与微调：超越表格调查的“社会巡阅”
社会调查实践者面临的挑战不止来自田野困境，还有新研究方法带来的冲击。20世纪30年代，在社会调查运动如火如荼开展之时，社区研究方法被引入中国，并在许多方面对社会调查方法发起了挑战（赵承信，1936）。两种方法在科学性和理论优势等问题上形成了学术竞争的格局（吕文浩，2008；何钧力、陈心想，2022），但并非泾渭分明的二元区隔。从事社会调查的学者在方法之间相互借鉴，尝试以注重体验的观察法修正表格大纲式社会调查的局限（廖泰初，1936a）。面对社会调查琐碎与深度不足的缺陷，李景汉通过理论“微调”辩证地处理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凸显社会调查的价值（李景汉，1941）。
廖泰初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其硕士论文以定县乡村建设为研究对象。他曾赴定县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田野考察，结合田野经历反思农村社会调查方法存在的局限，并就如何“补救”提出了一些建议。廖泰初认为自己实践了“体验观察法”，并在其农村私塾研究中得到了应用。在一般调查的问答质量难以保证、普通民众大多无法向调查员做出“正确”回应的时候，预先拟定表格大纲的问卷调查下乡实则为一种泛泛的“社会巡阅”，并不是真正深入的社会调查（廖泰初，1936b：421）。
在一些经验研究中，研究者光靠调查表格无法进入田野，只有在乡间居住下来，与村民形成热络和共情之后方能打开调查局面（廖泰初，1936a）。来自田野的经验甚至“推倒”了机械的方法理解。廖泰初以调查本身的技术问题和中国农村社会特有的弱点来形容“方法走错了路”，定县调查时常常遇到“讲价式”“推猜式”“儿戏式”或“质问式”的调查，这不是人的错误，而是方法出了问题；要得到农村的事实，甚至需要推倒方法，社会调查单纯只是在数量上下功夫，但研究不仅要数量，“还要生命，要准确，要生活的各方面”（廖泰初，1936b：420）。局部与整体、静态与动态的对比，正与吴文藻对社区研究方法的定位相似，它关心发现纵贯、连续与全形的社会历程（吴文藻，1935）。
在体验观察法的基础上，廖泰初以“居住调查法”作为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理想方法”，并特意指出它与英文的参与观察、社区研究和生活研究方法相似，可以超越死的、过去的、静态社会事实。在名称与功能上，它与社区研究阵营学者讨论的功能派之最基本的技术方法相似。赵承信将“住居体验法”当作功能学派实地田野调查的主要方法，提出在中国情境下不但要到农村和民间去，还需要过农村与过民众的生活，以达到社区生活的体验（赵承信，1936：197）。显然，此时的廖泰初已经跳脱了根据预先设计的表格寻求填写事实内容的方法实践，由社会调查转向了吴文藻式的社会学研究。
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是早期中国社会学两种并行的方法实践，存在竞争性的张力关系。以赵承信为代表，他对社会调查方法的批评颇为激烈，并重点讨论了定县调查的局限，认为平教会对中国“愚穷弱私”的诊断实际上结论先于调查，“只是一个以经济为主的统计报告”，这种结论先行得来的“事实”并不会对认识社会问题与改良社会有贡献（赵承信，1936：161-162）。按照赵承信为社会调查勾勒的“生命史”，从向民众宣传认识社会问题重要性开始，直到社会调查在政府部门完成制度化，这场运动已进入最终阶段。1927年到1935年是中国社会调查数量的巅峰，之后开始趋缓，政府机构逐渐承担调查统计工作并发布年鉴，这也意味着调查运动走到了尽头，赵承信以此为社区研究的“入场”进行铺陈。
单纯从学派的刻板印象来理解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的冲突存在忽视两者联系与过渡的风险。许仕廉和杨开道等社会调查的早期实践者在燕京大学开辟清河调查与试验，尝试对一个市镇用相当时间的量化分析来超越一般研究对社会生活的概略叙述（许仕廉，1931）。随着清河试验区的成立与运转，在确立的诸多工作原则中，头两条的要求是“以调查为基础，实事求是”和“以通盘计划应对整体的乡村社会问题”：乡村问题是整体问题，而不是单个的教育或者卫生问题（王贺宸，1936）。这种整体主义的认识论不仅与注重整个体系的社区研究相近，亦区别于平教会在定县分别以文艺、生计、卫生和公民教育来解决四大问题的设计。在研究对象的选择、关注乡镇共同体的市场体系和地方组织等方面，清河的学术实践为日后的社区研究开辟了多个研究脉络（侯俊丹，2018）。清河实践表明，社会调查方法的进化与社区研究存在交汇的可能。
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在早期中国田野中面临相似的“困境”，对进入实地调研的重视又是两者的公约数。面对批评，李景汉不仅在研究中使用社区概念，而且对社区研究的优点保留了开放的态度，在1941年的文章中强调社会调查对整体问题的关注，并对电影动态画面的隐喻进行回应。他认为，从全体观察看，电影是动态的，但它也是由许多静态的单片所合并而成，因此研究者不能抹煞单片的价值，且整体本身存在相对性（李景汉，1941）。虽然社区的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但是在客观条件有限的情形下，可以从复杂整体中先行开展局部调查入手，以注意相互关系的局部研究促成对整体的理解（李景汉，1941：61）。李景汉重申了社会调查在获得事实方面的价值，同时以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关系对社会调查进行理论“微调”。
张世文是定县调查的核心成员之一，在其之后编纂的《农村社会调查方法》中强调“调查方法为实地研究所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同时也明确提出以研究家族组织的结构功能来理解农村社会生活，以类型研究比较农村生活的差异，就此丰富农村社会学的体系（张世文，1944：169-171）。面对社区研究方法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强势兴起，在张世文和廖泰初等人的方法阐释中，社会调查并没有完全隔绝来自社区研究的影响，而是对方法进行“调整”。这既回应了社区研究的批评，也是社会调查在本土情境下方法“韧性”的表现。
在早期社会学本土学者的方法想象中，本土策略的形成拓展了“社会调查”的实际内涵，它已不再限于问卷法和表格法的机械应用。本土学者对田野中重重“困难”进行主动反思与超越，其方法调适突出了融入地方社会、体验本土生活和共情民间疾苦的重要性，并对同时代的社区研究方法进行了回应。
五、余论：社会调查方法的扩容？
“应成一困境”的出现不仅要求本土学者思考研究方法的前置条件，而且对方法的调整与修正、方法论的重新认识也提出了要求。中文语境下“社会调查”的意涵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验研究方法，而是牵涉到从破解社会调查“困难”到田野策略形成的一系列复杂的社会行动。社会调查与中国土壤的互动亦产生了丰富的“地方知识”。于早期本土学者的方法想象而言，社会调查的理想类型更接近于一项认识与改良社会的系统性知识计划，涵盖了宣传动员、收集数据、传播结果、获取反馈与修正方法的动态过程。
英美历史上的社会调查固然为早期中国的方法实践者们提供了方法与理论的参照，但工业化引发的社会变革与后果是英美社会调查兴起的基本历史情境，明显区别于早期学者探索深入的中国社会。本土学者的方法实践与方法论建构并没有盲目地“复制”英美调查的“模板”，来自实地切身的田野经历是他们形成方法意识与调适方法的经验基础。早期投身调查实践的本土学者大多对实地经验留有深刻的体会，这些经验加深了本土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促使他们思考方法论的本土意涵，并摸索和总结出了一些实践技巧。在中国社会广袤的田野中，本土学者感受到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方法想象与本土策略的深度联动，亦能根据现实条件对本土方法论展开反思与修正。
社会调查方法对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和学科建设意义重大。过去如此，今天亦然。社会学的“本土化”包含概念与知识的译介转化、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实践创新等内容，如何根据实践结果与过程经验展开反思和超越，是早期学科参与者需要回应的时代挑战。在社会发展程度、学科基础和大众认知等方面，当代学者面对的研究情境与应成一所处的时代相比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早期学者在方法实践中展现的毅力与韧性，以及在方法论建构中发展起来的本土智慧，既是重要的学科历史资源，也为当代的方法实践与本土创新树立了学术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