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
初到日本的游客想必都会对街道的整洁干净而震惊，但如果你在这个国家长期居住的话，就会完成一个“祛魅”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内向的，甚至不易察觉。破旧的事物在这里随处可见，古树古宅，人工的自然的，但又非常有机地与现代嵌合在一起，丝毫不违和，而且，破旧只是破旧，并不是肮脏。那是一种很干净的陈旧感。
当然，这种陈旧中的世俗烟火往往不易被游客观察到，一来是私人领地难以窥见，二来这些杂乱的摆放往往比较隐蔽。比如，如果你不进入到一户普通日本人家庭，就很难看到昭和时代的那些常规的用料和杂物堆叠：上面摆满了各种除草剂、杀虫剂，以及清理院子用的各种工具。今天的文章，恰好从历史和文化角度，带你进入到一个井然有序但又杂乱的日本。
1990年，一位名叫都筑响一（Kyoichi Tsuzuki）的年轻日本摄影师开始在东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为密集的城市之一中捕捉少有人见的居家生活景象。在三年的时间里，他拜访了数百个东京的公寓，拍摄了朋友、熟人和陌生人的居住空间。
这些照片最终于1993年出版在《东京风格》（Tokyo Style）一书中，展现出了一种与世人所期待的日本极简主义截然不同的景象。都筑的照片是对这种期望的有力反驳，充满了对被各种物品填满的生活空间的赞美。
20世纪后期，日本以其极简主义闻名：禅宗艺术、整洁有序的城市、精致的食物和时尚。然而，都筑揭开这一表象，展示了这个国家更为复杂的一面。而东京则是这一揭示的完美舞台。就像他拍摄的室内一样，东京依然在视觉上是压倒性的，甚至是杂乱的。户外，巨大的动画广告与金属、玻璃、混凝土和塑料的拼图争奇斗艳。在从市中心辐射出去的庞大住宅区中，紧凑的房屋如同半导体芯片上的晶体管般密集排列，而天空中则是电线交织成的复杂几何图案。
在全国的郊区，那些堆满了杂物的房子屡见不鲜，甚至有了一个讽刺的俚语：ゴミ屋敷（垃圾屋）。而在空间有限的地区，杂乱的居所和商店常常不受控制地将东西堆到街上，这种景象如此常见，以至于城市规划者给它起了个名字：溢れ出し（溢出）。这种场景是一种令人欣喜若狂、自然产生的复杂性，源于生活的自然累积和混乱，而非有条不紊的规划。
在1999年《东京风格》的英文版引言中，都筑将西方对日本极简主义的迷恋斥为“某种日本迷的幻想”。他解释道：“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普通得多。我们住在舒适的木结构公寓或迷你公寓里，里面塞满了各种物品。”
广尾的一栋传统木屋，东京最豪华的住宅区之一。花3万日元左右，找到一间三榻榻米、共用浴室、没有浴缸的房间并不难，这很奇怪，因为隔壁的超高端公寓月租金在100万日元以上的情况并不少见。© Kyoichi Tsuzuki
然而，30多年后，当都筑试图唤醒那些做着“日本梦”的人时，外部世界仍然崇拜着日本的所谓极简和克制。这种现象，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精心挑选的日本料理、现代主义建筑师安藤忠雄故意不加装饰的混凝土设计，甚至在像无印良品这样的极简品牌中看到——这个品牌的名字在日语中意为“没有品牌”。
全世界数百万人仍然依赖日本的“导师”们来帮助他们清理饮食、衣橱和生活空间，只留下最必要的物品。像近藤麻理惠（Marie Kondo）《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The Life-Changing Magic of Tidying Up: The Japanese Art of Decluttering and Organizing，2011）和佐々木典士（Fumio Sasaki）《再见，物品：新的日本极简主义》（Goodbye, Things: The New Japanese Minimalism，2015）这样重新定义了杂乱为精神健康和个人成长巨大威胁的书籍，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大受欢迎。
然而，当世界向日本寻求清理之道时，必须记住，这些书最初是为日本读者而写的，它们并非为世界其他地方量身定做的。如果日本真的是一个极简主义的天堂，那它又何需近藤麻理惠和佐々木典士的教导呢？
一位女专科生租 住在学校附近的公寓式木屋。六榻榻米房间的租金为18,000日元，共用厕所和浴室。© Kyoichi Tsuzuki
所以，日本并不是真正精致简约的典范。但如果杂乱是日常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它经常被忽视？世界对日本物品的迷恋，某种程度上根本与日本无关。这是关于我们自身欲望的故事，关于我们的社会焦虑，我们的消费和囤积冲动，以及我们意识到拥有太多物质并不一定会带来更多的幸福。在日本，我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问题的解决方案。
日本的杂乱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它揭示了人与物品之间更复杂、更微妙的关系，暗示极简主义和杂乱并非对立，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日本是一个充满了既精心安排的杂乱空间，又有如极简空间般精致简约的国度。这些塞满物品的地方，与那些空无一物的空间一样令人着迷，迫使我们质疑自己的假设和世界观。
也许，我们对杂乱的看法一直是错的？
以撰写有关成人漫画和电视节目文章为生的作家。卧室很舒适，没有多余的装饰。© Kyoichi Tsuzuki
外国人对日本物质文化的迷恋始于1853年日本港口的开放。尽管当时访问日本仍然不易，开放的港口却使得太平洋贸易兴盛，日本商品源源不断地进入世界各地。欧洲人和美国人很快就注意到，日本制造的物品与众不同。
美国考古学家爱德华·S·莫尔斯（Edward S Morse）在1885年的《日本的房屋及其周边》（Japanese Homes and Their Surroundings）中写道，这些物品“在装饰上有奇特的趣味，虽然违背了我们此前所认定的装饰规范，却令我们惊讶而又愉悦”。
精美装饰的陶瓷、纺织品、金属艺术、家具、珠宝和版画的出口，点燃了欧洲的“日本风”运动，法国人称之为“Japonisme”。而在大西洋彼岸，一场“日本狂热”席卷了美国的品味领袖。维多利亚时代对所有日本事物的狂热，深刻影响了西方对文明与优雅的观念，改变了艺术、建筑、文化和社会的走向。
这场审美变革的余波至今仍能感受得到。印象派的流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的建筑，以及艺术与工艺运动中的平房设计，甚至像爱马仕和路易威登这样的时尚品牌，都通过他们对日本风格的诠释而崛起。蒂芙尼公司创始人查尔斯·蒂芙尼（Charles Tiffany）将他西方风格的餐具、珠宝和家具装饰以葛饰北斋等日本艺术家的图案，甚至宣称他公司的审美“比日本人还要日本化”。
19世纪西方世界对日本的痴迷这一故事众所周知。然而，经常被忽视的是，西方世界对日本“物品的缺乏”有着同样、甚至更大的兴趣。
1863年，英国驻日本的首任大使卢瑟福·阿尔科克（Rutherford Alcock）在他访问期间，注意到了日本人“对秩序和清洁的热爱”。但真正让他惊讶的是，许多他住过的地方都没有多余的家具或装饰：“这种斯巴达式的简朴生活方式有其可取之处，”他写道，“他们对此引以为傲。”
对于日本人来说，空旷的房间并不奇怪。你可以坐在地板上，为什么还需要椅子呢？被褥可以每天早上收起来，为什么要铺在地上？一个闲置的房间空着又有什么不妥？然而，早期的西方访客将他们对自己社会的不安投射到了这些空荡荡的房间。阿尔科克将“奢华的普遍缺乏”视为一种超越，认为这是一种从西方消费主义的物质追逐中解脱出来的表现。
物品的匮乏与其说是美学的产物，不如说是经济的产物。
当时，能从文化角度分析日本家居风格的外国观察者寥寥无几。1885年，莫尔斯愤怒地指出，大多数评论家“并没有从日本人的立场看待这些问题”。在莫尔斯看来，物品的匮乏与其说是美学的产物，不如说是经济的产物。他对其他评论家未能考虑到“这个国家很穷，民众生活在贫困之中”感到沮丧。
对日本设计感的崇拜和居高临下的态度交替影响着西方社会。1882年，范德比尔特家族（Vanderbilt family）在纽约第五大道的“三宫殿”中安置了一间奢华的日本式客厅。这种英日混合的美学迅速从上层社会扩散到整个社会。在1904年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上，日本生活空间的复制品吸引了众多游客，有人甚至感叹：“任何家庭主妇都不应该错过这个展览……它的每个细节都充满了简约与完美的品味。房间里没有堆满粗糙设计和多余的家具！”
日本在20世纪初滑向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终止了世界对日本的迷恋。二战结束后，这种迷恋重新燃起，历史开始重演。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垮掉派”重新发现了日本的极简主义，将铃木大拙（D.T.Suzuki）的佛教禅宗教义解读为对抗“刻板”社会失控消费主义的解药。正如19世纪末一样，这种对日本极简主义和简约生活方式的看法，从早期追随的潮流逐渐渗透到了主流社会。
1954年，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在其雕塑花园中竖立了一座传统的日本住宅时，这座建筑的简朴给纽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同年，一位日本文化爱好者在《纽约时报》上写道：“那些愿意住在他们杂乱的西尔斯百货或罗巴克式现代风格、极其糟糕品味住宅中的人，就让他们住吧。我要选择简洁的生活。”
70年过去了，世界对日本简约的迷恋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达到了新的高度。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到需要掌控自己的生活。而有什么比从我们居住的空间开始更好的方式呢？当一切都显得混乱且难以预测时，我们可以通过整理房间来获取些许掌控感。这就是日本极简主义从一种精神追求逐渐演变为另一种商品形式的过程：一种自我提升的包装。
世界仍然从日本来获取物品；同时，也通过日本来摆脱这些物品。只有一个问题：日本远没有外界观察者认为的那么整洁。
外国人对日本的误解在19世纪是合理的，因为他们很少有机会深入普通日本家庭。阿尔科克将日本的物品缺乏视为一种美德，而莫尔斯则将其视为贫困的象征，实际上他们都错了。
19世纪的日本虽然不像西方那样工业化，但其市场并非没有奢侈品。其主要城市规模堪比最大的外国首都，并且拥有繁荣的消费经济。无数工匠努力为渴望刺激和逃避现实的都市人提供奢侈品和娱乐用品。否则该如何解释1853年日本开港后，高级工艺品从日本工作室流入世界各地家庭的惊人速度？普通百姓的居住空间无疑塞满了小饰品和玩具——但当时那些很少与日本人接触的外国游客，几乎没有机会看到这些。
由于缺乏了解日本的机会，西方人对日本做出了过于笼统的概括：西方人赞扬日本的“紧缩”和“极简主义”，而我们却如饥似渴地消费着日本为自己生产的各种奢侈品——而且，一旦他们意识到国外的需求，他们就会专门用于出口。
同样的模式也出现在20世纪。二战后几十年里，作为旅游目的地，日本远不像现在那样受欢迎。在1985年开始的“泡沫经济”巅峰期，日本街头的外国人仍然是罕见的，更不用说进入日本的家庭了。因此，不足为奇的是，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日本社会在这段时间里变得多么物质主义——或其居住空间变得多么杂乱。
美国人和欧洲人对市场上涌入的日本商品感到愤怒的同时，却忽略了日本家庭也同样充斥着玲琅满目的电子产品和娱乐设施：随身听、卡拉OK机、录像机、电视、立体声音响、无数玩具、电子游戏、卡通漫画以及你能想象到的几乎所有包装精美的东西，这些都先在日本国内消费者中测试，然后再推向世界。
20世纪80年代后期，消费主义达到巅峰，日本家庭经常会丢弃几乎全新的电器和电子产品，以腾出空间给那些仅有小幅改进的新型号。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我在东京留学时，我会急切地等待这些“大件垃圾”日，这时我可以去搜寻一台运作良好的电视或唱机——作为一名美国人，我在日本的垃圾中淘货，这与二战后日本人从美军基地废弃物中寻找物品形成了奇怪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呼应。
日本人在经济泡沫时期以极大的热情消费和丢弃，见证了当时普通民众的富裕。然而，当泡沫在1990年破裂，经济停滞不前，人们开始重新评估与他们购买的所有东西的关系。他们将自己包围在物品之中——这又带来了什么？一场清算正在逼近，一场大扫除。你可能会认为这是历史特定时刻的产物。然而，这里还有一个惊喜：这并非日本第一次面对拥有太多物质的困境问题。
东京西部小平市（Kodaira）的一家酒吧。老板最近从她母亲手中接过酒吧，她母亲自1960年代起就经营这家酒吧。© Lee Chapman
公元927年颁布的《延喜式》（えんぎしき）中，列出了每年清扫京都皇宫的详细步骤。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佛教寺庙和神道教神社也效仿这一做法，到了17世纪，年终大扫除作为一种大众仪式流行开来，形成了“大扫除”（お掃除）：一种为了迎接新年的大扫除仪式。
在1990年代，也就是经济崩溃后的“失去的十年”里，这一传统演变成另一种形式，因为日本正努力应对作为消费制造业大国的难题，而国民对购买东西的态度却越来越矛盾。这些产品曾经象征着摆脱贫困，几年前人们还热切地购买这些东西，但现在似乎成了失控时代的症状，是消费狂热的梦想。摆脱这些东西似乎是必要的，甚至是势在必行的。
但该怎么做呢？
一系列的清洁收纳大师提供了答案。他们将杂乱从一项乏味的家务转变为一种突如其来的灾难，并在此过程中将谦逊的清洁工作变为一种新的整体疗法，将垃圾变为超凡的存在——并带来了全球财富。
在日本重新向世界开放港口仅仅几年后，英国作家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于1859年出版了《自助：品格与行为的图解》（Self-Help; With Illustrations of Character and Conduct），这本书汇编了成功的艺术家、教育家、传教士和工业巨头的故事。1871年，该书的日文版大受欢迎，以至于顾客彻夜排队等候在书店外，确保自己能够抢到这本著作。此书在日本的销量超过了100万册，成为19世纪日本最畅销的书籍之一。
直到2000年，才有人将自助书的概念与日本的家务清洁传统结合在一起。彼时，很明显，“失去的十年”已经成为了新的常态。日本引以为豪的终身雇佣制真正崩溃了。新员工招聘骤减，抑郁症发病率飙升，公众们变得焦虑而迷茫。杂乱成为了所有这种不安和疲倦的代名词。
21世纪伊始，杂乱问题的第一个答案便出现了。当时，杂志编辑转为自由作家的辰巳渚（Nagisa Tatsumi）凭借《丢弃的艺术》（Suteru! Gijutsu，2000年）一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本书提出了“积极的丢弃态度”。辰巳渚的目标读者是单身的年轻女性——这是由于结婚率和出生率下降而快速增长的一个新兴日本群体，颠覆了传统的家庭、事业甚至成人观念。
接下来是山下秀子（Hideko Yamashita），这位家庭主妇的书《新·整理术断舍离》（Shin Katazukejutsu Danshari）在2009年迅速登上了日本畅销书排行榜。她从瑜伽术语中借用了“断舍离”这一词，意为放弃世俗的依恋。由“拒绝”、“分离”和“处理”三个汉字组成的断舍离，成为了对抗杂物的完美代名词。
如果无法重新组织社会，至少可以重新整理自己的衣柜，这种观念逐渐流行起来。这一切都为近藤麻理惠铺平了道路，她的《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于2011年问世。她在书的第一章中提到了辰巳渚，并毫不掩饰地将神道教的精神传统融入到自己的方法中。三年后，该书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副标题极具启示性：整理不再是一种家务，而是一种艺术，像书法或茶道等严肃的传统爱好一样。
彼时，近藤前辈们的著作还未被翻译出版，因此她的日式整理方法对外国读者来说如同晴天霹雳。近藤的成功除了得益于努力工作外，还得益于绝佳的时机，因为美国正开始像日本一样转变为后工业化社会。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人经历了与日本经济崩溃后相似的不确定和焦虑感。整理对于那些觉得自己失去了掌控权的人而言，充满了吸引力。
然而，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在日本和西方的超消费社会中，实现极简主义极其困难，更不用说长期维持了。如果极简主义很容易实现，我们就不会对像近藤这样的大师如此敬畏，也不会为禅宗寺庙或神道教神社的简朴生活所感动。它们作为我们世俗生活的对立面而存在。
而回看都筑响一的东京家庭照片，它们暗示着，一个被物品包围的生活并不罕见或病态。这样的生活令人精神振奋，甚至滋养身心。如果都筑响一那些反对整理的宣言中的人们能成功实现这种生活，那么问题真的在于杂乱吗？
日本的整理热潮已经持续了20多年，但这个国家仍然与杂乱共存。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就住在这里。我亲眼目睹了这一现象，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商业场所还是私人住宅。我在自己位于东京的家中打字，房间里的物品无论我清理多少次，还是会不停地堆积。然而，我并不觉得杂乱无章会让我感到压抑，因为我选择用杂乱来包围自己。杂乱就是我。
我也喜欢佛教庭园和神道教神社的优雅简洁，喜欢茶道和怀石料理的精致简约，喜欢简约现代主义的建筑和产品设计。然而，这些事物一直给我的感觉更像是虚拟构造，而非现实生活。它们是在短暂的旅程中体验的，而不是生活的全部，像是在另一个世界中沐浴片刻，然后回到自己“平凡”的现实生活中。不过，当我们专注于“平凡”时，某种力量开始发挥作用。为杂乱而杂乱不是一种美德。我并不是在为肮脏或垃圾成堆辩护，也不提倡不卫生或混乱无序的生活。我谈论的是一种非常特定的杂乱：一种有教养的杂乱。
在东京西边绿树成荫的郊区，有一个完美的例子：那里是城市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著名的动漫制作公司吉卜力工作室博物馆，制作了包括《千与千寻》（2001年）和《哈尔的移动城堡》（2023年）在内的全球知名电影。在这个设计精巧、管理完善的设施内，有一个导演宫崎骏的工作空间复制品。
这是个颇为壮观的混乱景象。手工制作的木制书架上堆满了各种小物件和厚重的书籍。房间的焦点是一张坚固的古董书桌，上面堆满了参考书，粘满了便签，还有装满了笔、刷子和颜料的罐子，随时准备捕捉新的灵感。在房间的另一边，是一张堆满了纸张、工具和正在建造的模型飞船的工作台。更多的模型飞机挂在天花板和墙壁上，旁边还钉着古老汽车、建筑物和飞机的参考照片。彩色玻璃窗让房间中的陈设在阳光下显得温暖；一个盛满柴火的篮子准备随时为旧炉灶添火。房间里散落着几个空酒瓶，可能是深夜头脑风暴的残留物。
最好的杂乱是品味和时间的产物，随着空间的使用而积累和叠加在宫崎骏的工作室复制品中，甚至连阳光中飘扬的灰尘颗粒都显得如艺术品般精致。
但正如许多吉卜力工作室的电影一样，这种幻想源于现实的一粒种子。 宫崎骏确实打算每个月在这里工作几天，坐在那张舒适、看起来昂贵的木制旋转椅上，作为送给粉丝的一份礼物。 然而，第一次尝试时，博物馆 通道里挤满了游客 ，迫使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视觉上密集的杂乱场景是宫崎骏电影中一些最引人注目的时刻。《哈尔的移动城堡》中哈尔那杂乱的卧室，或者《千与千寻》中的堆满食物的餐桌，都让它们成为典型的宫崎骏电影。而宫崎骏也深知这一点，这可能也是他觉得有必要在一个井井有条的博物馆中构建一个混乱的模拟空间的原因。像宫崎骏的办公室一样，最好的杂乱是品味和时间的产物，随着空间的使用而积累和叠加，随着拥有者获取更多符合其个人兴趣爱好的物品而逐渐增多。
这种杂乱在日本随处可见，你可以在都筑拍摄的家中找到这种杂乱。或者像我偶尔会去的东京高圆寺古董玩具店“哥斯拉屋”（Gojira-ya）这样的商店中找到它，店内的每一寸墙壁空间，甚至天花板都被各种小物件所填满（事实上，这家店是我对杂乱产生兴趣的起源） 。 你还可以在餐馆、酒吧和工作场所中找到它。尽管关于日本的简约主义、极简设计和文化的论述比比皆是，但关于日本精心杂乱的一面却很少被提及。
在东京一个凉爽的春日下午，我在一家咖啡馆见到了《东京风格》的作者都筑响一。他坐在窗边，窗外是一处交叉路口，几乎和他书中那些拥挤的公寓一样狭小。我问他，是什么吸引他去挑战日本作为极简主义天堂的传统形象。
“杂乱的空间反映了其居住者的生活方式，”都筑响一告诉我，“而极简主义则是一种建立隐私的方式。你看不出那个人穿什么或吃什么。”
“杂乱其实并不是东方和西方的区别，”都筑响一接着说，“这是富人与穷人的区别。不论你走到哪里，世界上的富人都住在干净简约的空间，而穷人则不得不挤在狭小拥挤的空间里，无法隐藏他们的物品。 想想茶室，很多外国人将它与日本的极简主义联系在一起。那是一个小空间，里面什么都没有，对吧？但你得有钱和空间去建一个茶室。极简的空间是那些拥有足够空间和金钱的人才能创造的。”
耐人寻味的是，许多与日本极简主义密切相关的事物——比如石庭、寺庙、能乐舞台、水墨画或花道——几乎都是社会精英的专属领域。19世纪来访日本的许多外国人看到了这个精英阶层的简约。阿尔科克在担任英国大使期间写道，“田园般的简约”在日本与西方“炫耀的娱乐”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是“痛苦”的根源。日本的简约象征着西方工业化复杂性的对立面——并体现了西方可以学习和效仿的哲学理想。
但阿尔科克从未想过要问日本人是否会以如此对立的方式看待这些问题。
在文化评论家松冈正刚（Seigow Matsuoka）的《日本的方式》（Nihon to Iu Hoho，2016年）一书中，他也探讨了类似的观点，松冈用“减法”和“加法”哲学来描述日本规划其文化的方式：“‘减法’给我们带来了通过简约定义的艺术风格，如茶室或禅庭、能乐和舞踊，甚至包括和歌和俳句。这些都是上层社会的地位象征。与此同时，“加法”则给我们带来了大众化的娱乐：盛大而华丽的祭典游行花车，歌舞伎舞台，或是日光东照宫的炫丽风格。”
减法是沉思的，加法是刺激的。但最重要的是，松冈说，日本人是“编辑”的大师，他们在对立的极端之间挑选，来适应不同的场合。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仍然在西式住宅中保持脱鞋习惯的原因，也是他们在食物、酒店，甚至厕所之间仍然区分日式风格和西方风格的原因。对松冈来说，减法和加法的方式并没有本质上的对立；这种区分只是语境的不同。然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减法似乎比加法吸引了更多的外界关注。
一名电脑程序员住在车站前一栋多租户建筑的四榻榻米房间里，这让人想起香港而不是东京。没有浴室，每层有一个厕所，使用时必须自备卫生纸。他每个月工作大约10天，其余时间沉迷于喝酒、古典音乐和哲学书籍。© Kyoichi Tsuzuki
高中毕业后，一名男子将自己的所有物品装上一辆小摩托车，从九州前往东京，他在玉川附近找到了一套公寓。由于还不能靠他喜爱的音乐谋生，他每天和从家乡搬到东京的乐队成员一起在建筑工地工作。房间里没有一件家具，所有东西都放在地板上。© Kyoichi Tsuzuki
部分原因在于，减法的极简主义似乎与精神性密切相关，尤其与神道教和佛教有关。但松冈暗示，杂乱或许也有其精神家园。这在日光东照宫体现得最为明显。东照宫是位于东京北部约两小时车程的神道教神社，埋葬着统一日本的德川家康，他于1600年统一日本，并在1603年被任命为幕府将军。
通常，神道教神社以其质朴的魅力而闻名。许多神社都是用未上漆的木材建造的，装饰极少。但东照宫完全相反。几乎每一个表面都覆盖着精美的雕刻，描绘着植物、动物和英雄，涂满了彩虹的每一种颜色，所有这些都被数十万片金箔点缀。这似乎旨在以视觉效果展现德川家康的伟大，但对于不熟悉的人来说，这可能显得过于华丽了。“野蛮的巴洛克风格，”1937年，德国建筑师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在参观东照宫后怒不可遏地批评道，他称之为“日本垃圾的历史源头”。
与此印象相对的是一句著名的日本谚语：“未见日光，莫说完美。”对许多人来说，日光东照宫的极度装饰是超凡的，其装饰意在唤起震撼与敬畏，正如那位供奉其中的领袖曾经做到的一样。
为什么同一个文化既崇拜极简主义，又对极繁主义情有独钟？通常，人们将简约与杂乱对立起来。但在日本，减法和加法是密切交织在一起的，它们自古以来就处于文化对话中，像潮汐一样来回流动。它们不能单独存在，只能通过相互对比而存在。杂乱与整洁并不对立。它们互相创造。
即使是那些被誉为极简主义的地方，也揭示了这一点。佛教寺庙和神道教神社被广泛视为日本最具沉思意味的空间。然而，每年一次或更多，许多神社都会举办祭典活动，花车游行的奢华与东照宫的华丽风格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花车有许多形式，甚至最不起眼的花车也镶满了闪闪发光的金属饰件，通常顶部装饰着华丽的金凤凰，由一大群人抬着，伴随着有节奏的喊声，还有些小酒助兴。节日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临时购物街，五颜六色的招牌和旗帜，各种传统小吃和玩游戏赢取玩具的机会。祭典既是表达精神感激，也是让社区团结在一起、放松娱乐的机会。
但正如华丽的东照宫一样，狂热的祭典表明，一个加法、刺激性的文化时刻可能拥有与减法、沉思性时刻同样多的精神力量。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长期以来一直在亚洲文化中寻求极端表现，正如巴勒斯坦裔美国哲学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他开创性的著作《东方学》（Orientalism，1978年）中所探讨的那样。萨义德指出，这种现象不可避免地以东方为代价，与“正常”的西方相比，东方被他者化。
长期以来，世界一直向日本寻求简化生活的灵感。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将他们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西方失去的价值投射到日本的艺术和手工艺品上。垮掉的一代在佛教哲学家铃木大拙那里寻找涅槃。科技公司里的年轻人们在极简主义趋势中重新塑造自己，仿佛成了科技苦行僧，正如作家凯尔·查伊卡（Kyle Chayka）2016年所称的“硅谷版的禅僧生活”。而世界各地的人们则通过应用近藤麻理惠的神道教色彩的人生整理魔法来尝试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日本拥有能够解决过度消费问题的答案，这种迷人的声音在不同的年代时强时弱，但从未消失过。
然而，正如日本为我们提供了简化生活的路线图，它也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杂乱的画面。这个国家可能拥有整理的魔法，但它的杂乱空间同样具有魔力。现代文化中有一种令人乏味的同质化现象，市场调研和算法的力量将一切粗糙的边缘抹平，变得平淡无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的电影是续集的续集，我们听的音乐是取样再取样，或我们穿的时尚不过是无尽的复制。
日本精心策划的杂乱空间则与之不同。最好的杂乱空间中有一种与简化同样的精神投入：一种增加而非减少的刻意美学选择——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但始终是充满个性的。杂乱为现代生活中令人麻木的标准化提供了一剂解药。
快时尚、大型商店和在线购物的短暂性质，意味着我们不再那么在乎它们了。
在我和都筑告别前，我问他是否有考虑出版《东京风格》的续集。 但30年过去了，时代已经改变。 “如今，持有大量物品保持一生的想法正在消退，”都筑说道， “比如衣服。以前好衣服都很贵。你会买下来，精心保养，穿很多年。因此你自然会积攒起一个收藏。但现在，我们周围充斥着刚好够用的低价零售商。你穿一季就结束了。”
对于都筑来说，“刚好够用”意味着一个充满一次性物品的世界。 我们周围的物品很少是珍贵的。 当年轻的日本人厌倦了他们拥有的东西时，他们往往通过在线拍卖或二手交易平台将其“放生”，而不是直接丢弃。 其结果是，我们将“拥有的东西更少”。 这似乎是反直觉的： 难道像快时尚、大型商店和在线购物这样的发展不会激发我们消费更多吗？ 但这些物品的短暂性意味着我们不再那么在意它们了。
年轻的DJ学徒居住着的三榻榻米木结构公寓。虽然没有厕所和浴室，但在距离许多人工作的新宿步行范围内，27000日元的租金很有吸引力。 © Kyoichi Tsuzuki
19世纪晚期，莫尔斯试图解释为什么日本人住在‘最简单的住宅’中，他给出的理由是： 简约的出现，是因为日本的国民“在各个意义上都很贫穷”。 但都筑颠覆了这一观点。 他说，简约根本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富有。如今，简约正通过全球化的廉价劳动力、物流和技术的革命向大众渗透。
仿佛极简主义和杂乱的概念正不可避免地融合成一个奇点：当可抛弃性或可回收性内置于购买行为中时，积累这一概念本身就被抛诸脑后。随着我们的生活——尤其是购物——越来越多地发生在虚拟的在线空间中，这一进程正在加速。获取本身的含义也在改变，因为我们购买的东西往往是数据而非实物：如今我们往往是“借用”和“分享”而非实际拥有。日本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杂乱与整洁之争，但如果当前的趋势继续下去，这场争斗可能很快就会失去意义。
即便如此，我怀疑日本永远不会真正摆脱杂乱的空间，因为杂乱与整洁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永远相互联系，失去了对方的背景，单独存在就毫无意义。毕竟，如果没有混乱来激励我们，我们怎么会去清理呢？而且仔细想想，这完全合乎情理：如果日本人真的生活在极简主义的寺庙里，为什么他们还需要像近藤麻理惠这样的人来教他们“整理的魔法”呢？
世界喜欢将日本视为极简主义的天堂，但精心布置的杂乱告诉我们，“多”可以像“少”一样神奇。在一个充满过时与同质化的世界里，布局良好的杂乱空间感觉就像是一种解放的宣言。它们可以成为人性的绿洲，像我们一样杂乱无章、不可预测、充满创造力且真实。它们是“平凡的”。而我们也是。
文/Matt Alt
译/tamiya2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aeon.co/essays/the-life-changing-magic-of-japanese-cl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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