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道日回门二札》
水墨纸本 23×12.5 cm，25×11 cm
出 版：《中国书法全集》（第71卷·赵之谦），第160-161页，荣宝斋出版社，2004年。
赵之谦书于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纸本。行书，书信两通，各一纸。第一通（“道日”札），素纸。凡九行（含旁注小字两行），二百一十六字。24.7厘米×10.7厘米。第二通（“回门”札），印花（竹石仕女图）笺。凡九行，一百九十四字；又，本札中有另副笔墨批注小字三行二十五字。二札未署时间，味文意。二札均系赵之谦为长子（继子）寿佺姻事而发。故当书于同治十二年，时赵之谦客居南昌，得差修《江西通志》。第一通，为寿佺姻事准备“道日”礼书之法式而报明于受信人。按绍兴、杭州一带婚姻礼仪风俗，“道日”乃指定亲男女两家间商定婚期、婚宴诸事，一般由男家备定礼书等由婚媒带领赴女家协商。第二通，就寿佺婚后偕新妇“回门”之相关礼仪而致函询问于受信人。而本札中另副笔墨批注小字三行，应是受信人所书之覆言。按绍兴、杭州一代婚仪风俗，“回门”乃指女子出嫁后与新婿偕行首次回娘家省亲，一般在新婚后的头三天内进行。从诸家所编年谱（表），赵之谦为寿佺（小名阿常）迎娶余鼐卿第三女为室，事在同治十二年八月。故第二通（“回门”札）所书时间应以是年八月为确。据邹涛编《赵之谦年谱》援引是年五月十四日致舒梅圃书：“阿常亲事，前信云，江西绅士杨家。近打听新人面上有麻点（新人甚能干，以儿子系过继，故不定麻点之亲也。）有同乡余鼐卿（臬台衙门之友）之第三女。新人甚好，又系老亲，拟定之。但聘金似须五六十金，是此间俗例。本月断下办，下月定耳。又，约七月致友人函：“……儿子姻事已定敝同乡（臬辕刑席）余鼐卿兄第三女，出月吉日下定……”。故第一通（“道日”札）所书时间约在六月至七月间（是年有闰六月）。因两札中赵之谦均以“侄”自称，且内容有前后关联，故受信人当相同，应为赵之谦族中父辈或父执辈人物；又，第二通首句有“清晨走谢未晤”云云，是时受信人亦当在南昌，故以赵之谦父执辈人物为是。据《赵之谦年谱》，是年八月“联姻余宅之媒：王仙舫、孙小荣，陪媒：钟子超、杜啸箴等”，而按照绍乡风俗，姻仪一般都通过媒人在男女两家起协商中介的作用。按理，彼四“媒”应俱在南昌，而王仙舫正是赵之谦以“世叔”相称的父执辈人物，其余三人身份未能详考。此二札受信人或为王仙舫乎？又，赵之谦此次联姻之亲家余鼐卿（《赵之谦书画集》所附年表误作“余寿卿”）是绍兴同乡，时在江西按察使（臬台）李文敏府佐幕。据《赵之谦年谱》可知，赵之谦曾因此番联姻而作《行聘事宜》曰：“因李景堂传述，余家太太来论，必须照江西排场。其实，两家并无一江西产业。绍兴行聘，名目行当虽繁，尚存古人婚仪法式。今照江西派，一切删却，而加上无益之物许多。不知何义也。嗣后子孙行聘，当以此为鉴为戒，不当以此为法，使人笑我为不知聘仪也。”此二札内容正可作一补证。
释 文：江西无“大礼书”（纸铺中无此品），只有“百子图书”，与绍兴、杭州风俗不对。杭州“道日”用“小礼书”一对，又一对曰“鸾书凤目”（“鸾书”则女家写回信一通，“凤目”则大书“荆钗裙布，儒素家风”八字）。江西则用“三代帖”。侄意用杭州式：用一对“小礼书”（女家写式亦有），一对“鸾书凤目”（即以“小礼书”写之，此间亦无此品也），又一对“道日帖”，或再添一对“小礼书”写“姻里侄，姻世弟”。照江西式凑成“三代帖”亦可。务请与鼐翁亲家商定再备，以省旁人议论。又，新妇棉袄、裤已做，系绸面布里，乃家中祖遗旧式。侄并非省钱人，亦恐有议论者。并希报明在案为要。（“鸾书凤目”最为无谓，不用亦可。）清晨走谢未晤，怅怅。明日小儿“回门”，不知跪拜若何。可否不用“起倒拜”，仍行“一跪四叩首”？（旁批：“行此礼可也。”）或须“起倒拜”，以合绍乡风俗？又，杭州“回门”姑爷吃到“四大八小碗”或“二大四小碗”即起告辞，叩谢赐席；绍兴则吃完“一桌”，方叩谢告辞。（旁批：“大四两女‘回门’均吃完告辞。此次应仍旧。”）江西则不终席而告辞，有仅见第一碗菜即起告辞者。现须照何办法，仍望代问一声，以便照行，免致应辞不辞，为下人所笑。又，江西“回门”，有“代果”一款，那：男家封十八元到女家，女家照配一分，仍付新郎官带回。各款男全女半，独此款男半女全。未知要备否？（旁批：“不必备”）此询。即颂升安！侄之谦顿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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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陈丽玲
主编 | 廖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