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桂莲 王光荣
雾锁千嶂夜未央，众星拱月斗寒霜。
万佛洞内机喷瀑，宝塔山前骡列行。
出版唯嫌时日短，发行偏喜路途长。
由知巨手指航向，决胜非徒在战场。
这首诗为延安时期担任过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秘书长兼党总支书记，解放后曾任中组部统计室主任、辽宁大学代校长等职的苏生所作。这首诗是当年延安出版发行工作的真实写照，它为我们展示出一幅战争年代我党出版发行工作者在毛泽东的关怀下舍生忘死、艰苦奋斗的生动画卷。
李富春兼任发行部部长,内部投寄只能靠几头毛驴来完成
建立和发展出版发行工是党的一项紧迫任务。1936年8月5日，在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进驻保安不久，毛泽东、杨尚昆便向各部队发出电示：为在国内外扩大红军的影响，拟定出版一部反映万里长征中所历战斗及奇闻轶事、民情风俗的《长征记》，并为该书发电征稿。1939年１月22日，毛泽东又亲自致电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周扬，将自己办公室秘书李六加、和培元所著的《陕甘宁边区实况录》一书初稿送到周扬处，劳周扬“全权负责修正此书”。毛泽东在信中明确指示周扬：争取２月15日前完稿，２月底出版。其重视之意、切切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周扬等人很快完成了书稿修改任务。该书出版后，被认为是陕甘宁边区向中外人士作的忠实、全面的介绍，批驳了当时少数人攻击边区是“封建制度”、“破坏统一”等颠倒黑白的邪说，使边区这一抗击日军最坚决的地方为世人瞩目。
毛泽东当时还函告周扬：“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给你与李、和三同志，以表酬劳之意。”
1939年３月22日，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加强对出版发行工作领导的决定，任命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兼任发行部部长，王林为副部长。同一天，发行部召开会议，任弼时也赶来参加。会上，大家明确了党的出版发行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把党的方针、政策、指示和马列主义理论，通过书报、杂志等多种形式，迅速地、不断地传播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大后方，切实有效地扩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影响，教育、发动、组织全国人民，壮大抗日队伍。
李富春、王林立即着手出版发行机构的筹建工作。他们以中央党报委员会发行科、中央印刷厂、党的各地交通组织及军队兵站为基础，吸收和调动了一大批爱好这项工作的同志，迅速建起了有关机构。６月１日，中央发行部正式宣告成立。９月，中央发行部进一步充实了人员，扩展了业务，改为中央出版发行部。下设秘书处（处长为苏生），出版处（处长为孙萍、副处长臧剑秋），发行处（处长向叔保、副处长成文宪），印刷处（处长由中央印刷厂厂长祝志澄兼任）。９月１日，作为党对外公开发行实体的新华书店也正式成立，毛泽东亲笔为新华书店题写了店名。
出版发行部的发行任务异常艰巨。新华书店直属中央出版发行部，负责对外发行。对内发行的材料都是党的重要文件和马列理论书籍，属党的机密，必须秘密进行，由秘书处直接负责。发行范围首先是中央、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其次是中共北方局、南方局、中原局、陕甘宁边区党委、山东分局、晋察冀分局、南方工作委员会及各省区的党委；再次是八路军各师、旅，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等。内部投寄全靠秘书处、运输科专设的骡马大队来完成。这个骡马大队起初并无骡马，只能靠几个交通员和几头毛驴，向各地定点分送。交通员赶着毛驴，昼夜兼程，穿插迂回，通过一道道敌人的封锁线，才能到达目的地。
毛泽东十分清楚远在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以及国统区的党组织，非常需要及时掌握来自延安的精神食粮。同时，他也了解中央出版发行部同志的困难和急切心情。毛泽东指示王林设计几个运输方案，画出运输线路图，然后直接向他汇报，共同研究改进运输的办法。为了确定新的运输方案，毛泽东与中央出版发行部的负责同志多次在煤油灯下勾勒运输线路，找出最近、最快、最安全的运输线，研讨和确定切实可行的运输办法。
不久，出版发行部的同志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首先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兴县设立了新华书店的第一个分店，从那里把出版物运往晋察冀、太行山、冀鲁豫和山东各地。同时，他们还在西安设立了一个转运点，与《新华日报》西安营业所一起办公。凡八路军总部和各部队的汽车去西安时，便由总部后勤部长叶季壮电话通知出版发行部，把材料用汽车捎运西安，然后再由西安负责转运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的新四军留守处，转发新四军各支队。对国统区的发行，由各转运站点送往地下交通站秘密发出。
从延安开赴到敌后的一批批同志，也有携带文件和书籍的任务，成为出版发行部的义务运输员。这些同志宁肯少带些衣物、被褥等生活必需品，也愿意背着沉甸甸的印刷品奔赴抗日前线。这样一来，运输工作比起初有了很大进步，加快了周转，提高了时效。许多运输队员、交通员都说：“咱们走的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
1940年新春伊始，中央出版发行部派发行处处长向叔保及运输科长许光庭由延安出发，沿路建立通往晋察冀根据地的发行网点。经过千难万险，在敌人的封锁线上，终于完成了建立由延安通往晋察冀发行网点的任务。
马兰纸虽粗，印出马列篇；清凉万佛洞，印刷很安全
发行工作历程艰险，出版工作也面临着重重困难。为了集中力量编译大批马、恩、列、斯的著作，向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提供最佳精神食粮，毛泽东亲自担负起组织者的任务。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致信中宣部副部长凯丰说：“整风完后，中央需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量，则译英、法、德等古典书籍。我想亮平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请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当时，延安的山坳里集中了许多知识分子。他们积极响应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纷纷当起“唐三藏”和“鲁迅”，拿起笔来编译马列著作和外国名著，并深入生活，搜集素材，著书立说。这样，中央出版发行部的稿源就逐渐丰富起来了。
延安纸张十分匮乏，这给出版印刷带来了极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印刷厂出版发行部的同志设法在边区富县的茶坊等地，建了两个造纸厂，将收割来的马兰草，洗净蒸熟，用耕牛拉着石磙碾碎，又将碎草放入石灰池内浸泡，待泡成纸浆后，又用细竹帘儿一张一张地捞出来，贴在光面白墙上晾干，剥下来。这两个厂每月可生产250至300令（原张的纸500张为１令）马兰纸。这种土造纸粗糙易碎，颜色发黄，大小不一，且30％都有残洞。为了减少浪费，工人师傅们便积累残纸，重新整裁，大的用以重新印纸，小的便用以修补纸洞，既保证了印刷质量，每年又可节约上千令纸。曾有一段时间，印刷《解放日报》的新闻纸供应不上，同志们就在黄陵山中建起了造纸厂。他们把自己制造出来的纸打捆包装，硬是靠人背骡驮，从深山老林送到延安。
印刷厂的职工在毛泽东以及出版发行部领导的关怀支持下，在清凉山的万佛洞里、神庙里和佛窟里，进行了革新改造的劳动竞赛，使老掉牙的印刷设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月产量达300多万字，赶上了当时全国同行业同等规模企业的最高水平。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主席谢觉哉为印刷厂欣然命笔：“马兰纸虽粗，印出马列篇；清凉万佛洞，印刷很安全。”
1940年春，中共中央给出版发行部发出紧急通知：一个月内必须赶印好《克服投降危机力争时局好转》、《必须制裁反动派》、《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等文件。毛泽东的这些文章，集中地阐述了我党对时局的看法及采取的对策，批判了各种投降主义。第一种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投降主义；第二种是抗日战线中右翼集团“战则亡，和则存”的民族投降主义；第三种是党内一些同志抹杀左、中、右不同阶级集团的存在，抹杀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主张把无产阶级领导权拱手交给蒋介石的阶级投降主义。毛泽东指出，我党的政策是要坚决建立一条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发动广大群众，大打人民战争，实行全面抗战的正确路线。这些著作对武装全党头脑，提高全党思想水平，鼓舞人民斗志，至关重要。
出版发行部接到党中央的指示之后，马上动员各处负责同志，实行分工负责和团结协作相结合的办法，立即投入生产。中央印刷厂厂长祝志澄到各车间督阵，与职工一同铸字、刻字、排字、印刷、装订。工人们情绪高涨，加班加点，连续作战。清凉山夜夜灯火通明，机器隆隆作响。任务顺利完成后，中央出版发行部还作了专项工作总结，不少同志受到表彰奖励，一些同志还被组织吸收为党员。在这种情况下，新书广告经常出现在延安的报刊上和街头。
1944年７月５日，延安新华书店张贴出新书广告：毛泽东的《论新阶段》（第三版）、潘菲洛夫的《目击记》（校正本）、考涅楚克的《前线》、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
1945年９月25日，边区新华书店再次贴出新书广告：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列宁的《两个策略》、柯鲁包夫的《鼓风炉旁四十年》、别克的《恐惧与无畏》。
同年11月13日，边区新华书店又一次贴出新书广告：茅盾的《子夜》、《蚀》，高尔基的《母亲》，李菲野译的《虎皮武士》，契诃夫的《时代的智慧》，邹韬奋的《经历》等。
1946年１月23日，延安新华书店与韬奋书店联合登出九种新秧歌剧本广告：《保卫和平》、《神神怕打》、《张琏卖布》、《山药蛋》、《夫妻劳军》、《瞎子开荒》等。
同年６月２日，报载新书广告：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韩起祥的《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刘御、钟灵编绘的《看图识字》，章安亭的《儿童日记》等。
同年９月30日，《解放日报》又登出一则新书广告，有边区出版的读物《常大郎吃元宝》、《睁眼瞎子》、《上天堂》、《难民》等；张家口出版的书刊：《血泪仇》、《英雄传》、《毛主席近影》、《北方文化》等；渝沪出版的书刊：邹韬奋的《流亡生活》、《我的大学》等。新书预告：《保卫和平》、《吕梁英雄传》、《刘巧儿告状》。
当年延安的出版物和书店的书刊不仅内容新颖，且部类齐全。在今天的延安新闻出版纪念馆展室存放的书籍中，仅马、恩、列、斯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著作和政治经济学、哲学等理论专著就有数百种。配合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抗日战争编辑出版的《整风文献》、《土改整党手册》、《七大文献》、《解放区战场》、《红色文献》等，为数也很多。
一张报纸，比几十甚至几百发炮弹的作用还大
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强调指出：“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机关。”在此之前的９月10日，中共中央已专门发出了《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明确地对各级党组织和部队指示道：“要注意组织报纸、刊物、书籍的发行工作，要有专门的运输机关与运输掩护部队，要把运输文化食粮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一张报纸比几十、甚至几百发炮弹的作用还大”；搞好党的报纸和图书的出版发行在“和平时期有第一重大意义”，甚至比用鲜血和生命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大片土地的意义还更为重要些。抗日战争胜利不久，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进行紧张的谈判期间，仍专门给党中央并转华中解放区负责人写下了一份《尽快去上海等地办报》的电稿。他明确指示：
（一）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根据国民党法令，可以先出版后登记。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
（二）华中可去上海等地公开活动的，如范长江、钱俊瑞、阿英、梅雨等，要多去，快去。除日报外，其他报纸、杂志、通讯社、书店、印刷所、戏剧、电影、学校、工厂等方面无不需要。就近请即先到上海工作，在今后和平时期中有第一重大意义，比现在华中解放区意义还重要些，必须下决心用最大力量经营之。
（三）工作进行情形望随时电告，以便配合。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国统区和敌占区的党组织纷纷办起了自己的印刷厂和发行运输机关，公开和秘密的党的书报、杂志出版发行站点星罗棋布。中央出版发行部的同志把发往国统区的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和书刊，事先打成清样或纸型。当时能够打纸型的用纸极缺，主要是从敌后弄到的从日本进口的燕皮纸。燕皮纸薄而坚韧，拉力极强，能耐高温。中央印刷厂用这种纸先打好纸型，再浇成铅版，而后印出的书报不仅质量好，而且还节省铅字，发行部门只需将这种纸型送到敌后各地，那里的印刷厂点浇好铅版即可印刷，给长途运输减轻了负担，减少了危险，也使出版物可以迅速、安全地送往各抗日根据地，可以更快地与前线的兵民、与在国统区从事地下斗争和民主斗争的人士见面。当时，延安的清样、纸型，突破重重关卡，直接运到西安、重庆、桂林或香港等地，在那里印刷或翻印。仅重庆，就有新华日报社、中国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三家与中共中央南方局有联系的出版单位和书店。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尽力解决书刊运输问题，要箱备箱，要车派车，热情帮助，全力以赴。
各地印刷、出版厂家和机关的建立，与延安出版物、印刷品运送工作的改进，使我党出版发行业务在全国范围内相互配套，面貌大为改观，一批批精神食粮在炮火中，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手中。
1943年，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在国统区广为散发。延安出版发行部将各界批判此书的文章汇集成册，印刷出版，并尽量使这本书的封面、版式、装帧、书名与蒋介石原著一模一样。我们的这本《中国之命运》通过地下交通一直送到了国统区许多机关、学校的图书馆里。因而，许多读者捧起了来自延安的《中国之命运》，领会了共产党人的主张。国民党当局发觉后，虽严加缉查，但却收效甚微。
国统区的出版发行工作者还担负着为党中央搜集国统区各种重要出版物的特殊任务。1940年春，延安新华书店的周保昌第二次被组织派往重庆。他在重庆、桂林、贵阳等地与夏衍、华应中、沈静藏、许觉民、诸度、周积涵等出版界的同志广泛联系，搜集了大量图书资料，并且还购得20部《鲁迅全集》。周恩来在重庆接见了周保昌，了解各地图书资料的搜集情况。当周恩来得知周保昌订购到《鲁迅全集》后，特别嘱咐他把带回延安的两部先送给毛泽东一部。
当时，延安经常举行集会活动，非常需要毛泽东的肖像画。延安印的毛泽东像是木刻的，许多单位把画好的像挂在幕布上，规格不一。在报刊上印制领袖人物插图照片时，由于马兰纸粗糙易破，拉力小，不仅不能使用带钢纹的钢板印刷，就是木板插图也须线条简单，几笔勾出，才能印出有较好效果的图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廖承志在香港设法用最好的图片纸印制了毛泽东的大幅像，上下两端均镶有铜边，转运重庆，并交周保昌负责运回延安。周保昌乘坐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派往延安运送图书资料的汽车，昼夜兼程向北驶去。
中央印刷厂机器部的蔡善卿是从上海印刷厂来的技术人员。他经过反复琢磨，将何旭春用土法制出的一百线的四开毛泽东肖像锌版，又用包硬衬的办法，改木底托为自制铅底托，采用软胶辊等印刷术，终于在四开老式平台机上印出了质量颇佳的毛泽东肖像，不仅供给延安和边区，而且还发往各根据地和国统区，使远隔千山万水的人们能够见到毛泽东的面貌，从而把亿万人心引向祖国西北高原上的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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