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燕京大学的黄鹏霄也是马定祥的好朋友,他在故宫兼职。趁在故宫工作的机会,他将北京宝泉、宝源两个铸钱局进呈的各种钱样都制了拓本,计有几十册。他根据其中一部分撰写了《故宫清钱谱》,在泉界影响很大。马定祥抓住机会向他请教学习,将泉界称为“黄老虎”的清代钱币的来龙去脉和真伪奥妙都搞得很清楚。解放后,黄老将这些珍贵的拓片资料全部转让给了马定祥。
还有一个方子才,是著名画家方雨楼的侄子,与黄宾虹是至交。方子才对中国古币研究很有天赋,是个不可多得的钱币鉴赏家,尤其对战国晋直刀有独到的研究。他与马定祥很投缘,经常在一起谈论钱币、京戏、书法、绘画等。北京泉界还有一个骆泽民,是一个很有眼力的钱币商,开有一家汇泉堂古玩店,在北京古钱界堪称“老大”,是马定祥每次进京必会的泉友知己。他一生曾经手无数珍罕、稀有的古钱,如辽代的天显通宝和金代的皇统通宝,可惜这两枚珍品后来流落到了日本。
马定祥在北京的泉友还有钱币收藏界的大财主王福春、名律师程伯逊和钱币收藏家崔显堂。王福春和程伯逊都喜欢收藏古钱币,崔显堂则喜欢收藏铜元和纸币,并和马定祥一样喜欢收集有关钱币的资料。20世纪60年代初,因经济困难,崔显堂有意将钱币资料出手,马定祥得知后,让小儿子马传德趁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将崔先生多年收集的钱币资料悉数收购,共装了7个旅行袋带回上海。
钱币界的人都知晓,在清代和民国的机制币中以样币最为珍稀,因为是在正式打制之前当作样子用,自然数量极少,有些试制币甚至只打制一二枚,供上级审定。审定同意之后,才能大批制造。因此原始的样币很容易就落到与制币有关系的官员手里。
马定祥所得到的一批金银样币,如“长须龙”金质呈样币等,就是从天津的大宅门里流散出来的。有一年,天津劝业场的古玩商陈振之对他说,有一位清末民初时期在天津造币厂做事的老人,手里有一批从造币厂带出来的好东西,只是价钱贵了些。马定祥一了解,原来是当年天津造币厂主管家里的东西,而且是清代和民国的成套的金银样币,内中除了宣统三年“长须龙”1元金样币之外,还有民国18年孙中山头像的地球版、嘉禾版的1元金质样币、大清户部“中”字银币金样、户部光绪元宝库平五分金质试样币、民国段祺瑞(大脸)试样币…这些都是前所未见的珍品呀!这令马定祥惊喜不已,但是对方表示,“要买就一起去,不能挑着买”。于是马定祥不惜代价,硬着头皮借了钱,用黄金全数收购下来。
半个多世纪后,在2004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开设的“马定祥收藏钱币专场”上,当年在天津收购的那枚“长须龙”1元金质呈样币竟成了中国“最贵的壹圆”—创下了176万元的天价,刷新了中国钱币在国际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