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日渐分裂，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深。这可能是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近几年共同的感受。
意大利青年亚历也常有这种感受。十年前，二十出头的他怀抱着对世界无限的信任，第一次来到中国。十年间，他目睹了这些年里全世界逐渐走向封闭，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越来越脆弱。
但他始终相信“跨越隔阂，与人连接”的力量，并努力在分裂的时刻寻找信任。
十年后的夏天，亚历用中文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我用中文做了场梦》。在广州方所的新书分享会上，他和文化评论人梁文道、《八分半》内容编辑猫爷一起，聊了聊世界的分裂、荒诞、希望和片刻的幸福。
邢雅洁（猫爷）、亚历ale、梁文道在@广州方所
道长和亚历其实是有一段缘分的。道长在他自己的个人单口播客《八分半》，讲吉林北山公园刺伤外国人事件的时候，读了一篇发表在《正面连接》公众号上的文章，题目叫《世界分裂了，你为什么还留在中国？》，那篇文章的作者就是亚历。想问一下道长，您还记得第一次读到亚历文字的感受吗？
道长：
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亚历自己用中文写的，以为是翻译的，还说翻译得真好，用的文字很地道。那种地道的感觉，就像是一个亚历这样岁数的中国人，今天打开电脑，要表达一些自己的想法时会用的文字，大概就是这种语言的语感。
当我知道这是亚历自己用中文写的时候，我很惊讶，因为它太不像是一个并非以中文为母语的人写的当代中文。我曾经见过一些非中国籍或非中文母语的人用中文写作，他们的写法不是这样。比如一些汉学家写的文章，写得很漂亮，可是你知道他不是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中国的人。这种吃惊一开始会掩盖我对那篇文章主要内容的关注。当然，很快我也就会开始关注他所写的内容焦点，就是这个标题：“世界这么分裂了，你为什么还留在中国？”
《我用中文做了场梦》这本书最有趣的就是后半部开始提到三年瘟疫，他种种在中国的经验。我认识一些在中国的外籍人士，就是那三年陆续离开的。他经历过一些事情，种种的不方便，我也经历过。比如说书中写到他去成都，那个码叫“天府通”，我当时也在全国各地跑，都很顺利地可以得到当地的绿码，但到了成都是不行的。因为他是外国人，没有用护照登记的方式；而我那时候发现用香港身份证、港澳同胞通行证都没有办法进入四川，当时在我旁边还有几个外国人，一刹那间我变成一个“境外人士”，所以感受很深刻。
书里面写的那些东西，跟接下来我们知道的这段期间几乎正好重叠，是一个去全球化的历程，世界各地都在讲各种各样的脱钩。那几个月或半年来，几乎每个礼拜都能够听到一个著名的外资企业要撤出中国，要压缩中国业务或者关闭中国办公室，要裁员。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亚历的那篇文章，“你为什么要留在中国？”，我就觉得特别有趣。那篇文章让我对亚历印象很深，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接下来就要出这本书，书名也特别好，《我用中文做了场梦》。
亚历：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你为什么留在中国”，包括你提到的很多企业都在离开的时候，我现在会想到，做人的逻辑跟做生意的逻辑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在做生意的企业觉得最适合赶快离开的时候，反而是我们作为人最应该留下来的时候。我们留在这里也不是图一个简单的利益，而是在乎一个更深的连接。否则我们根本不会来到这里。
2014年，当时我作为一个很天真的20岁的体育记者到南京青奥会的时候，是把世界看作一个大家都可以很轻易地相互理解、保持开放的一个地方。后面十年的生活经历证明了世界没有那么简单，但也让我想有一个值得去坚持的点，坚持去跟人交流，跟人连接。不管环境、经济有多悲观，不管有多少企业离开，对人性的关注、人文的关怀，在这样的时候是更值得去坚持的东西。
道长：
我怀疑，对于写作来讲，这是很好的一个状态。我有一个朋友在北京负责一所学校国际部的外教的招募。在那三年里，很多外教也走了，或者回不来，于是他就很着急地要找外教。事后，所谓的瘟疫总算过去，各种封锁解除之后，他怎么找外教呢？他首先联系到一些在北京的外国媒体记者，包括常常被我们点名批评的一些媒体。那些记者本来也觉得很惊讶，你这个学校为什么会找我来教书，他们其实也预备离开。
我这个朋友就对着这些外籍记者说，你想象一下，你是记者，你要写作，现在大家都走了，你还留下来，在一个学校教外文，这相当于在70年代，你在莫斯科或者东柏林，作为一个西方人在这儿教书，这个经历回去写出来有多精彩，写成谍战小说都可以。那些记者一听，吸引力太大了：我现在忽然间意识到这不是北京，这是柏林，感觉就对了，就来了。
当然亚历不是带着这种冷战猎奇的心态。但我觉得蛮好玩，在这样的时代，住在异国他乡写作，意义说不定更大。
猫爷：
亚历记得当时是在什么场景下写下这篇长文吗？
亚历：
文章是2022年12月份上线的，那时我已经用中文写作两年多了。我开始比较高频率地在豆瓣上用中文写作，是疫情刚开始的2020年初，那时很多外籍人士都离开中国，包括很多人都是我的朋友。
疫情开始之后，我的生活秩序，我在北京的生活，有一点塌了的感觉。以这个为契机，我一个人待在学校，也比较孤独，于是开始记录下我的日常，像在学校里跟宿管阿姨、维修大叔的日常对话，成了我最早的豆瓣日记。
接下来的一两年，我偶尔会在豆瓣上发日记。2022年夏天，有一家媒体《Nowness》采访我，写了一篇报道。后来《正面连接》又联系到我，一开始其实想写一篇关于我在中国的报道。但后来他们开会时想，这个人不是写作的嘛，要不让他自己写。这一下子把我吓到了，我怕我真的写了，发现自己这六年什么都没干。
公众号的篇幅其实是很压缩的，后来能有机会把它写成一本书是挺开心的，可以展开写很多事情，不用保持那么紧凑的节奏。在那之前，我的写作主要停留在同温层，留在比较安全的豆瓣，我怕被骂，觉得保持低调也是好事。
但《正面连接》联系我的时候，也是给我一个挑战，推着我走出舒适圈，去面对一个更大的中文世界。那篇文章也确实很多人看到了，打开了后面的很多可能性。
猫爷：
我关于亚历文字的感受其实非常私人。当我读完这本书的时候，心情用两个字来说叫“嫉妒”。我现在也在学一门新语言，甚至刚刚还通过了一场考试，但你要我现在用这门新语言去创作这么流畅、还有一种很强在地感的文字，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根本就不可能做到。我当时想，天哪，这个人才学了六年中文，为什么中文水平比我还好，不单是中文的流畅程度，亚历的文字还有一种非常天然的幽默感。
除了幽默之外，亚历的文字还有一种很强的文学性。比如他形容2018年的中国电影市场，那是中国电影最蓬勃发展的时候，他说自己是在记录中国社会开花的季节。我很好奇，亚历能不能分享一下你自己中文创作的经验？
亚历：
《我的天才女友》的译者陈英老师在转发我的书的时候，引用了一句话，“语言是跟着思想走的”。所以我们的表达、我们的思想是可以跨过语言的。当有人问我，你的中文怎么这么好，但我的写作并不是2016年来中国的时候开始的。我十岁开始写东西，小时候用意大利语，后面用英语，来中国时用中文，所以我会觉得表达本身是大于语言的。
具体来说，当我来到一个新环境，我在这里生活，才能慢慢地去感受和体会。为什么用非母语写作难，其实很多语法、词汇，你都是可以学到的，但你要精准地去表达是比较难的，要在具体地生活在这里的过程中，通过跟人聊天，听别人怎么表达，慢慢去感受和吸收。
比如你提到幽默，幽默不一定是和哪一种语言有关，可能更多的是你看事情，甚至看世界的方式。当你身上发生一件很倒霉的事情，你是哭还是笑？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比语言更早发生，或者说比中文更早发生。
道长：
我很怕大家觉得这本书的卖点是一个老外学了六年中文，它写得很溜。卖点不是这个，而是这本书本来就写得好。他写得好并不是因为他中文好，而是他本来就会写。他首先是个会写的、有写作才华的作家，他的幽默感、他语言的走法、行文的方式，是有他的性格和特色的。
如果你常看欧洲文学，特别是意大利文学，偶尔会看到一些整段倒装的结构，那并不是一般中国作家常用的书写方式。但如果你看翻译文学的话，就不会对这种表达方式陌生。亚历的写作很有趣，他的写作像是一个当代中国青年，他的语言是很地道的，但又不那么具有中国当代文学式的表达。文学会有点文学腔。亚历没有那种腔，他就是用日常语言，但你会觉得他写得很好，是因为他背后的整个表达方式，对世界的看法。
他写一群老外去当群演的场景，在一个朝鲜战争的电影里，饰演美军的有俄罗斯人、叙利亚人，凡是老外都能去扮演美军，然后被我们痛打一顿。他写那段的时候用的不是一个当代中国作家常用的语言，更像是一个非常熟练的公众号写作者的语言。因为公众号写作者，或社交媒体写作者，要用最贴近今天日常交流的语言表达来写东西，才能够获得共鸣。
我猜测是因为你的中文学习更多是来自日常，而不是纯书面阅读。我甚至怀疑你可能对中国文学史并不太熟悉，不知道这么讲对不对？而你的写作背后，又是一个本来就具有写作才能，对文学特别有体会和认知的一个人，这是一种很奇特的写作，任何一个当代中国作家都不会是这种写法。
亚历：
你总结得很精准。我的中文是作为一门生活的语言、一个能够帮助我在这里生活的工具去学的。要说谁是我的中文老师，所有人都是。这些年，会有人说我这儿有一点东北口音，那儿有四川口音，我潜移默化地受到很多不同的影响。如果有人好奇地问我，哪些中国大作家影响到你，我就会让对方失望。你提到我的写作风格、用词像公众号，也是源于我学习的中文就是一门日常的语言。
我之所以会有底气用中文写作，是因为我发现我会用中文讲话。毕竟我可以用它来讲话，为什么不能写作。美国新闻学里有一句话说，你要写得让送牛奶的也能看懂。这也成为我唯一的写作原则，就是要说人话，不要让对方看不懂。
猫爷：
跨语言创作，我自己觉得最难的一点就是，你往往会用母语思维去做翻译，但亚历的创作方式其实是直接用中文思维去记录，去创作，我觉得这是一种学不来的天赋。我也很好奇，在道长过往的阅读经验里，亚历会不会让你想起一些类似的跨语言作家。
道长：
我们熟悉的，用中文写作的非中文母语作家，比如吉井忍。日本作家用中文写作的，还有新井一二三、茂吕美耶。但你能明显感觉到不同话语体系的人，写作分别会非常大。几位日本作者用中文写作的时候，语言更像标准白话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在日本学语言的过程，还是说他们原来读的中国文学的影响，他们的特点就是更熟悉中国书写传统。
另一些用中文写作的外国人，比如写梁漱溟的汉学家艾恺（著有《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这个世界会好吗》），他的写作就更加学者散文化，明显就是一个读了很多中国书、写得很顺的人。
亚历跟他们都不一样，亚历的语言是一种日常语言，不是纯粹的书面到书面的语言，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体验。他的语言又不是那种纯粹的口讲的白话，他有很清醒的文学书写的自觉，以及以前书写的习惯和历史。
大部分学习中文写作的人都有个恶习，就是从小要学很多很华丽的形容，这是我最痛恨的。今天中文写作最大的毛病，就在于大家以前念书的时候，绝大部分的作文整篇都是空洞的，除了形容词、排比、对仗，什么都没有。我们这个年代盛产这种新时代的骈体文，这些文字我都觉得很难看。
但问题是，某种形容，比如说至少成语，是大家都要学的。可亚历的文字就严重欠缺这一块，比如你书里面就有一个法国同学利诺背成语，他后来背得怎么样？
亚历：
他很好。利诺跟我的情况很相似，我们基本在同一个时间到北京，然后从零开始学中文。在我还不太会点菜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背成语了，后面他也读了《红楼梦》。他跟我用的策略不太一样，走了书面一点的方向。
道长：
这就是分别。我知道的过去很多用中文写作的外籍人士都是学院出身，他们的写作就很不一样。比如万一利诺将来也要用中文写的话，你能想象到不一样。他用读《红楼梦》来学中文，就相当于今天有一个中国人说要读《源氏物语》学日语，你想想看他的日语会是个什么情况，可能连日常点菜都做不到的。
猫爷：
跟其他跨语言创作者不太一样，亚历写的真的是很日常的生活，感觉就像是你身边的一个很亲切的好朋友，虽然带着这种局外人的视角，记述下你们这几年所经历的一切。很多时候，你会感觉自己是参与其中的。这对我回顾过去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一个很特别的视角。
这种交流在今天是非常可贵的，我们对外国人的认知，以及我们认为外国人对于我们生活的认知，都是非常模板化或单一的。现在塑造我们的信息交流的各种手段，短视频等等，会越来越单一化、极端化，变得非常刻板印象。
亚历的文字让我觉得又亲切，同时又能让我换一种方式来看待。道长和亚历，会觉得外国人和本土人的交流在今天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吗？
亚历：
我不知道是否变化。但从我的写作出发点来讲，我一开始是在豆瓣上发日记，就是跟身边的同学、朋友分享日常的东西。我不是在用我的母语来跟一个意大利的读者讲中国发生了什么，更多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跟用中文的人去分享我的一些经历。我没有再解释，其实我一直对于解释中国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底气，甚至没有任何的追求。我顶多是在记录我自己的生活，会希望把它分享出去。
猫爷：
道长刚提到的吉井忍，虽然她也是用中文写作，但比如《东京八平米》，更多是介绍她在东京的生活。亚历却是在记录我们共同经历过的生活的一些瞬间。
道长：
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作为用中文写作的非中文母语者或外国人士的写作，是相当重要。比如亚历有一天决定用中文讲你的家乡意大利的东西，就像吉井忍现在讲东京，我觉得还是很要紧的，因为它至少进入了一个中文语境的世界。
我记得很多年前，一些学者，包括我也在写很多文章、讲很多节目，介绍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作家。十几年前，我跟出版社介绍像黄锦树、张贵兴这些作家，没有人要理我。那时大陆根本没人知道他们是谁，但我就在强烈推荐这些作家，我一直相信如果中文还有再扩展的可能性的话，说不定会让更多不同国籍、不同地方的人用中文写作，会写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刺激我们中文的读者和写作者，丰富我们的世界。
有个概念叫Sinophone（汉语圈），相似的概念还有Anglophone（英语圈/盎格鲁世界）。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华裔作家，比如哈金，李翊云，他们在美国用英语写作。还有像印度裔作家鲁西迪，用英语写作，英语不一定是他的第一母语。当你用英语写作，你就使得英语的表现力变得更丰富，英语的世界就扩大了。
假如有更多不同的像亚历这样的人，中文不是母语，但用中文写作，其实就在改变我们的中文。我喜欢这本书的一个理由是从语言角度入手的，我很少见到这种语言。仿佛一个中国作家从来没读过中国文学，但写得具有文学性，这是一个很巧妙的写作。如果有更多这样的写作者，我们的中文会变得更有趣。
第二就是猫爷说的角度问题。当然，书里写的一些老外在中国的生活也蛮有趣的，比如说当群演，外国人住宿登记等等。但更有意思的是你其实给了我们一个看中国社会的不同的视角。除了刚才提到那些，我们国家某些我们平常不熟悉的制度，比如说对外国人住宿登记有了解之外，还因为你作为一个样貌明显是个外国人的人，大家跟你打交道的时候，对你的态度，给你的位置，跟我们这种样子的人是不一样的。你能够从这个角度看到一些我们自己看不到的东西。
比如你书里提到的保安，包括在四川带你回家过年的唐先生，是你在绿皮火车上认识一个大哥，他带你回村里过中国农历年。这些事情是我们遇不到的。你给了我们一个我们自己不能进入的角度来看中国，对我来说，这就是这本书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出现的另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它不是猎奇，不是大家今天瞧热闹，“你看，老外在写中文”，不是说在天桥卖艺，而是这样的写作本身就具有语言上跟社会观察视角上的双重意义。
亚历：
其实我对于给这本书“外国人写中国”的标签有一种心虚，包括我去看豆瓣评论，会有人跟以前那些写中国的外国写作对比。但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想着要特别从这样的视角去写。更多是讲我从二十多岁大学刚毕业，到后面快三十岁，差不多六年的时间里的迷茫和探索，它碰巧是在中国。我在这些年里的很多体验，不一定是作为一个老外，很多时候是作为一个在这里读书的人，或者说在这里找工作的人。
如果要用“外国人写中国”的框架来理解这本书，我不否认有时会失望。特别是我看到评论有人说，读到下半部分，就觉得没有局外人的视角了，好像跟自己的生活差不多。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自然的事情，我就是这样生活过，就是这样去记录的。如果要非常刻意地去强调外国人看中国的视角也很奇怪。
道长：
大家隔离在家时其实都一样，你是老外或中国人，都隔离在家，都在抢鸡蛋。
猫爷：
亚历有一句很精准的描述，说那段时间，用一种非常悲伤的方式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分歧。我读这本书很神奇的一点是，你读着读着就会放弃所谓的局外人或外国人的特殊视角，更多是觉得在看一个朋友，记录过去几年他的生活。
当我读完下半部的时候，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出门骑上我的小单车，非常想要出去骑一圈，我太需要那种流动感了。下半部勾起我特别多回忆，这些回忆都是一种很强烈的、静置的窒息感。我当时就说不行，我一定要去骑个车，找回流动感。当时我还说要去北京的长安街绕一圈，结果骑到那里，突然发现限行了。
我觉得这是文字非常奇妙的一点，尽管它是静态的、二维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当你读它的时候，它就是能勾起你非常真实的情感反应。亚历书里有一句话非常戳中我：“我需要的不是情感安抚，需要的是有人来告诉我，我的感受是正常的。”我觉得这是读完这本书对我非常重要的一点，他的很多文字很强烈地构成了我们过去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或者说帮我重新塑造了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我不知道道长有没有这个感觉，它其实更像一部小小的记录，帮我们记录了过去几年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道长：
当然，就像我刚才讲，他是从一个我们不一定能经历的位置上，给了我们看社会变化的一个角度。比如说他在上海隔离的时候，大家封锁在家，我记得我们当时做节目还讨论过那些封锁在家的外国人会怎么样，他们生活上是不是更麻烦？我们共同经历过，经历的方式和切入点是不太一样的，它当然会唤起我们共同的经验，但又不完全是我个人的经验，因为每个人的体验和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整本书的后记《世界公民》，其实是讲你2014年在南京青奥会时第一次来中国，和现在隔了十年，分别其实相当大。当时看到的是一个积极地打开大门跟大家交流的中国。世界的往来非常容易，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忽然之间，一切都变了。
到你2016年来中国在北京念书的时候，那时候的氛围也很不一样，就像一开始讲的，《经济学人》那篇文章在预言中国电影的未来是多么飞黄腾达，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商业上，都会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你带着这样的梦想来中国学电影。
我们仿佛跟着走了一遍过去几年走过的历程。我上午和你的编辑聊天，说起2019年B站出过一个很受欢迎的短视频叫《后浪》。五年之内，那个视频里所期待的后浪，要不就是去了鹤岗，躺平，要不就是卷到死为止。这几年变化太大，你的书给我们的是从这样的角度，看到我们经历过的历程。
猫爷：
刚才提到的写青奥会的那篇文章，放在书的最后，我读完的时候内心是非常五味杂陈的。回望十年前亚历的感受和经历，我觉得还是蛮唏嘘的。你在书中提到“世界公民”这个概念，在2014年的时候，大家还是相信地球村的概念，相信你可以在全世界自由流动，大家最终都会奔着一个融合的状态，往和而不同、天下大同那个状态去。但到2024年，这种想法已经变得很小众。我不知道亚历现在会怎么理解“世界公民”这个概念。
亚历：
这是一个非常私人的概念，对每个人都会不一样，它涉及到你怎么跟这个世界相处的问题。我没有任何资格去告诉任何一个人怎么生活，或者应该怎么跟世界相处，这是每个人要做的选择，每个人具体的现实条件也都不一样，以至于会有人反感“世界公民”这个概念。
我只能说它对我的意义。2014年的时候，这让我作为一个20岁、第一次来中国的大学生，对未来有一种期待，对离我很远的一片土地有一种信任，以至于在两年后大学毕业又想起来了，觉得我可以回到这个地方，跟这里的同龄人一起做电影，我们可以了解彼此。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各种我或任何人当时都预料不到的变化。但我挺感激当时二十岁的天真的自己，因为如果没有那个人，也不会有这本书。
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来中国的时候，我经常会想，我为什么来了没那么重要，我为什么留下来更重要。很多时候你来了只是一个很偶然的契机，二十岁的我无法对世界有非常复杂和成熟的看法，可能只是作为一个有特权、有能力、有机会到中国做七天记者的年轻人，我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幸运，当一个对世界有信任的人。
我很庆幸那个时候的梦想，也可以说是一个对世界过度简单、或者美化的一个理念，它推了我一把，让我迈出第一步，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比世界公民的理念更有意义的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就像在这本书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前面98%的内容，是在后记之前的两百六十多页。
在回顾这些年的时候，我很容易陷入一种对自己的美化，重新架构对自己的叙事。我也学过电影，也知道怎么美化，但我要忍住，努力不陷入这个陷阱。所以我一开始就给自己一个限制，不要去写南京青奥会，不要去写世界公民的理念和梦想。
写到后面，书快写完了，还是觉得有点遗憾，南京十年前的夏天对我还是很宝贵的，要是在这本书里完全没有位置的话，也是挺心酸的。所以我最后决定给它一个在这本书叙事之外的位置。它不解释我这些年的经历，但有点像致谢，在书的最后，给二十岁的自己。
猫爷：
你刚刚提到对世界的信任，我想知道这那份信任现在还在吗？
亚历：
有时候。十年后回答这个问题，肯定和十年前不一样，人变得更成熟，见得更多，现在要去找到那份信任是更艰难的。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留下来的意义，在分裂的时候，在很难找到信任的时候，你如果找到的话也是很宝贵的。
道长：
这篇文章里你看青奥会的经历，包含了一种对世界公民的想象，引发了你对中国的第一次接触，有了好奇心，觉得可以来这里实现或追求某种想象。这篇文章放在最后挺好的，一来可能造成很多读者像猫爷刚讲的那样，看完很唏嘘，前面才讲完疫情怎么封锁，到后面又看到世界公民十年前是什么样的。
但另一方面，也可能给我们提出，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刻，是不是仍然可以有这样的梦想呢？尽管我们知道，梦想很多时候都是一种误会，比如你在书中写到你的父亲，他年轻时是个左派。我认识很多像你父亲岁数的欧洲左派，在意大利、在法国，他们坚定地相信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全欧洲这些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最后都要完蛋，都要学习走我们中国的道路。
亚历：
我爸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去北京那种革命主题的餐厅，里面有很多有年代感的杯子和餐具。我爸那几天已经去潘家园二手市场买了很多时代照片之类的，在餐厅他也想拿一点纪念品带回来，于是让我帮忙问问服务员能不能卖。
我觉得有点尴尬，也知道大概不行，但还是问了，服务员说不行。我跟我爸说了，他还挺高兴的，觉得革命的精神没有输给消费主义。
猫爷：
我今天来这里之前想了很久，我们为什么愿意为这样一本书去买单？我自己想了一下，道长有句广为流传的话，读书到最后是为了更宽容地理解这个世界的复杂。亚历这本书对我来说，视角可能没有那么宏大，相对来说会更聚焦一点，但它的确能帮我更宽容地理解我自己以及我现在所处的这片土地上的生活。
我不知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验，我们很容易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感到厌倦，甚至是厌恶，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种麻木和忽视。但当你有一天突然读到这样一个局外人，或者说是半局外人半局内人的视角，他的一些语词就突然在某一刻击中了你，你就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们很多时候都需要这种豁然开朗。
除了这样的豁然开朗，还有很多忍俊不禁。最重要的是有非常多打动我的时刻。比如亚历有一句话写，“我们当了一个春天的朋友，之后继续生活”。愿你的生活时常有这种被打动的时刻，相信那是很美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