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有序发展需要相应的土地资源配置。从此前的工业用地面积50强城市来看，工业大市的工业用地面积更高，工业三巨头城市里深圳、上海都是如此，苏州的工业用地或因统计口径未排在前列。东莞的工业用地面积与其“世界工厂”之名相符。
制造业强而所需工业用地多，工业用地的数量、质量保障被认为是制造强市、工业大市的成功必备要素。但对于各个城市而言，以开放眼光和务实战略进行土地的合理配置与利用说易行难。
工业用地供应趋紧、物流仓储用地供不应求是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的常态。将制造业留在大城市被认为是落后的工业化思维，大城市的产业功能应更趋向创造，城市产业经济增长真正依靠的是大量创新产业、战略新兴产业，对于大城市更是如此。但大城市也不可轻易剥离制造业，一边将其迁离至周边中小城市实现产业外溢，一边大搞“工业上楼”“都市工业”是近年来我国高线城市的惯常做法，其中尤其以深圳、广州等城市为代表，工业用地并不紧张的成都则正在积极推进这一做法。
近年来，工业用地出让居多的城市，多是制造业表现强劲的地级市或资源型城市，如唐山、南通、徐州、潍坊、鄂尔多斯等。
工业用地的大幅调整，比如用地规划规模扩大、审批速度加快，往往意味着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招引有了较大的突破。但工业用地的出让与后期运营都存在变数，比如佛山工业用地出让数量位居广东省第一位，也有超百亿的项目进驻，但正式投产日期尚远，原本的房地产行业和传统汽车行业下滑造成空缺的经济指标难以及时填补。
整体来看，我国城市工业用地管理一直较为粗放，也有诸多限制，比如一些省区的部分地区划有农业用地红线，一些省区整体承担农业用地重任，工业用地的规划和审批更显严格。江苏早前的工业用地指标、园区审批大都给到苏南，盐城、泰州等城市至今承担大量农业用地红线。河南一直有耕地红线不可破的传闻。为了获取更多的工业用地，不少城市用尽方法，比如“成都工业用地指标不够，将简阳划进来刷工业产值”的传闻虽然并不属实，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大城市的工业用地面临困境。深圳等城市是否需要严守工业用地红线也是一度热议的话题。
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工业用地是不少城市在进行制造业招商引资时的利器，从偏远地段和农村土地转化工业用地确实成本极低，但转为真正合规的工业用地实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对所在城市的财政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城市面积和建成区实际规划等也需要充分考虑，以住宅和商业用地的高价格对冲工业用地的低成本，非常考验实操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