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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与贡献，横跨文化、思想与政治三大领域，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文化方面，
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包括破除封建旧时代的文化桎梏，破除传统文化反科学的因素，破除儒家文化一统的局面等，提倡文化与人性的结合。
在思想方面
，他是五四新思想运动的领导人，可以说，是他提出了新青年，应该追求民主与科学。鼓励青年人用民主的思想，参与到社会与政治生态中来；用科学的精神，摆脱愚昧与落后。
在政治方面，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发起人，是他率先在中国引入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有着完善的社会主义构想，并希望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革命。
正是因为陈独秀超前的意识，开放的思想，先进的政治觉悟，不仅让他站到了时代的前沿，也让反动的旧势力视其为眼中钉，让他在当时的中国，
不仅受到清政府、袁世凯、北洋军阀的追捕，也成为令蒋介石一心想除之而后快之人。
他投身于新文化、新思想的运动，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创建，让
他的一生陷入重重危险之中，曾五次被捕入狱，甚至最后麻木到已经把进监狱当成寻常事。
直到最后一次入狱，因为全面抗战爆发，且国共之间达成联合抗战统一阵线，作为政治犯的陈独秀，因其是共产党的元老级人物，蒋介石才将其予以特赦。
这一年，是1937年8月23日。
出狱后的陈独秀，因为他的名声与地位，蒋介石不仅不计前嫌，而且还邀请他出任国民党政府的劳动部长，甚至允许他成立新的党派，却都被他予以拒绝。
而他却联系了延安的共产党方面，希望能够允许他去延安工作与生活，
但毛主席却为此提出三个条件，并强调，只要陈独秀，接受这三个条件，共产党方面就欢迎他来延安。
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陈独秀竟直接拒绝了。
一心想唤醒民众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者
1879年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十里铺的陈独秀，同当时许多被家庭望子成龙的孩子一样，自小便被送进私塾，攻读四书五经，只为长大后，通过清政府的科学考试，博得功名。
年少时的陈独秀，是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神童，不仅记忆力超群，而且很快便彰显出令人惊艳的文学天赋，诗词文章更是手到擒来。
陈独秀父亲早亡，由祖父与长兄抚养，特别是祖父，对这个孙子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希望他以后能够科举夺魁。
陈独秀并没有让祖父失望，17岁时便一举高中秀才，迈出了科举入仕的第一步。
但随着他外出游历得以开阔眼界之后，他才发现此时的清朝，表面上的安稳平和，内里却已经破败不堪，清朝政府的统治也到了岌岌可危的时期。
有着自主思想与判断的陈独秀，此时已经放弃了科学入仕的想法，他想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他不再想局限于国内这片还渗透着腐朽的土地，他要走出去。
而此时一水相隔的日本，便成了当时许多追求打开视野、学习新知识的年轻人的最佳选择。
1901年与1902年间，陈独秀前后三次往返日本，正是这三次日本之行与学习，让他接触了西方各种新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社会主义思想。
因为强行剪除清政府派往日本的一位督学的辫子，陈独秀被遣返回国。
而此时的陈独秀，早已不是那个一心想考秀才、中举人的旧时代书生。
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人生的目标，就像同样去日本留学归国的鲁迅一样，
他想利用自己的知识与力量，去唤醒一直被清政府愚化的国民，让他们接受新思想，学习新文化。
可是，做这件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一方面困难重重，另一方面还冒着极大的风险。
但陈独秀不怕。
他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从此刻起，便展露无遗。
1903年5月，他先是在老家安庆藏书楼发表演出，并创立安徽救国会，结果被清政府镇压，陈独秀只得逃离。
发现通过公开演说不可行之后，1903年11月，陈独秀，又在上海创办《中国日报》，结果又被清政府予以查封。
1904年3月，不甘心的陈独秀，冒着被清政府抓捕的风险，再次返回安徽，利用他在安徽的同窗及秀才同科的关系，创办了《安徽俗话报》，全部采用白话文的行文语言，通过让老百姓看得懂的方式，进行思想与文化传播。
这是他第一次把报纸办成，并得以公开发行，但好景不长，很快又被清政府盯上，并被迫关停。
就这样，陈独秀坚持不懈地谋求通过报纸刊物的创办，进行新思想与新文化的宣传，可在满清政府的打压下，总是以失败告终。
本以为清政府的灭亡，能带来政治环境的开明，令他没想到的是，袁世凯的上台，再一次收紧了对新闻出版的管控。
一直到1915年，他在上海法租界，终于成功创办了《新青年》杂志，也正是这本杂志，在当时思想愚昧与文化落后的中国，唤醒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
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新青年》对广大青年，特别是对青年学生的影响，才有了当年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
而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中，所倡导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也成了五四运动的核心理念与口号。
1917年，陈独秀前往北京大学任教，并同时将《新青年》迁往北京，令《新青年》杂志成为北京青年学生的必读之物。
正是因为《新青年》的巨大影响力，让许多象牙塔中的青年学生，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思想、文化、社会与政治，而陈独秀则通过把他的思想、文化与政治观念，通过《新青年》灌输给了青年学生，通过多年的积累之后，这精神与理念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并最终得以爆发。
这场对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力的运动，就是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四青年运动。
虽然五四运动有着一定的历史契机，并有着其他方方面面的影响因素，但陈独秀与《新青年》杂志所起的作用，是最为明显与直接的。
如果非要说，在中国的历史上
因为一个人、一本杂志，而推动了一场规模浩大，并改变历史进程的运动的话，那么这个人只能是陈独秀，而这本杂志只能是《新青年》。
一生五次被捕把进监狱当成寻常事
熟悉陈独秀的人，对他的评价几乎出奇地一致：
胆子特别大，脾气特别拗。
胆子大，
是指他根本不怕当时的反动政府势力，无论是面对清政府，还是袁世凯以及北洋军阀，抑或是蒋介石与国民党，不管采用怎样的高压手段，都吓不住陈独秀。
陈独秀非常清楚，他所做之事，小则可以让他进监狱，重则有杀头的可能，但面对这种时时刻刻都存在的危险，他竟从未有任何的惧意。
脾气拗，
是指他只要认定的事，无论面对多少困难，经历多少次失败，他都不会放弃。正如他想通过创办报纸杂志进行新文化与新思想的宣传一样，前后历经十多年，一次次地被打压、一次次地被停办，但他总是会选个地方从头再来。
正是因为他所从事的唤醒国民的行为，是任何反动的王朝与政府都不想看到的，所以，他一生所追求之事，必定会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而他对这件事的坚持与决绝，又让这种风险时时刻刻都可能发生。
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相对于许多拥有新思想，包括投身革命的伟大人物，陈独秀因为言论与政治的原因而被捕入狱的次数，竟高达5次，无人可出其右。
第一次入狱，
1913年，因为袁世凯复辟称帝，崇尚民主共和的陈独秀，追随柏文蔚参加护国保国的反袁革命，在安徽芜湖被亲袁世凯的地方政府抓捕。
第二次入狱，
1919年，陈独秀不仅利用自己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影响并推动了由爱国青年学生所发起的五四运动，而且亲临学生运动现场进行鼓动与演说，并成为五四运动的倡导者与精神领袖。
而此时掌控着中华民国政府权力的北洋军阀，为了镇压五四运动，首当其冲，就是对最为关键的人物陈独秀进行逮捕。
当别人劝陈独秀躲避时，却被他笑道：“即便不抓我，我都想进去，我要让更多人看到，对于中国之改变，必须要承受这些，如果连这种风险都惧怕，中国又何来将来、何来希望。”
他甚至被抓进监狱之后，仍旧热情澎湃地向狱中的学生进行五四新思想、新文化的宣讲，可以说，不仅处之泰然，而且不放过任何宣传的时机。
第三次入狱，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缺席会议的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书记。
9月，他带领一批新加入的共产党员进入上海时，因为从事秘密活动，而在法租界内被逮捕，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后，他以共产党员的身份首次入狱。
第四次入狱，
1922年8月，陈独秀参加完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会议结束后没多久，警察再次上门，对陈独秀家中进行搜查，查出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与资料，于是，他再一次被投入监狱。
而这次被捕的原因，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罪名竟然是私藏违禁书籍。
第五次入狱，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罪名是非法创建政党，这次负责抓捕的，名义上虽然是公开租界的巡捕房，实则背后是国民党与蒋介石。
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与蒋介石与共产党正式决裂，再加上共产党在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对国民党造成了重大打击。
蒋介石一边调动军队对共产党的根据地进行“围剿”，一边在国统区加强了对共产党人的大肆抓捕工作。
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曾经的高级领导人陈独秀，自然成为国民党特工重点关注的人物，甚至一度进行重金悬赏。
直到1932年，国民党的特工才在上海公共租界找到陈独秀的住所，但碍于公共租界的执法权，但通过租界巡捕代他们抓捕陈独秀。
这一次蒋介石是铁了心的要处死陈独秀，但考虑到他在国际上的巨大影响力，
甚至连爱因斯坦都写信给蒋介石，希望他释放陈独秀，
在此情况下，对于陈独秀自然就不能秘密处死，考虑再三，他便安排了一场虚伪至极的公开审判。
最后在章士钊的辩护下，陈独秀仍被判了13年。
1937年8月23日，因为此时国共之间已经开展了第二次合作，并进行联合抗日，蒋介石可能也觉得，如继续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关押，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而且还会造成不好的舆论影响，便将他提前释放。
拒绝毛主席提出的条件而未能前往延安
离开监狱的陈独秀，他是想回归到共产党内的工作与生活，但是，因为历史的种种原因，他与在延安的党中央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关系，甚至连他的党籍都没有被保留。
但无论如何，陈独秀对于中国新文化、新思想运动的贡献，以及他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方面的历史地位，是铁打的事实，是任何人都动摇不了的。
此外，延安方面也不希望陈独秀被国民党与蒋介石所拉拢与利用，将会对共产党的形象造成不利的影响。
而且，在联合抗战方面，陈独秀早已表态，自己是完全站在延安方面的。
虽然，陈独秀在共产党的政策与方略的制定上，犯过些错误，但是，功过相抵，他终究是功大于过的。
所以，在陈独秀流露出想来延安时，共产党中央经过研究，认为可以接受。
“但是，我们要给他提三个条件。”
毛主席对待陈独秀回归一事，非常谨慎。
“第一，公开放弃托派理论，并承认自己所犯错误。”
“第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第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对联合抗日统一战线的拥护。”
陈独秀看到这三点之后，对于第二第三点，倒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当他看到第一条时，他却发了火。
“我根本就没有所谓托派的概念，也没有犯下什么错误。既然无错，何来认错。”
至此，不是他是否接受的问题，而第一条的要求，让他放弃了去往延安的想法。
至于毛主席为何如此强调第一点，这也是有着重要原因的。
因为，他知道陈独秀的煽动力与影响力，再加上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身份，如果他不改变原有的思想认知，那么，他的到来，
可能会引发党内思想理论的激烈冲突，这样完全不利于共产党的思想统一与团结。
这是毛主席最为担心的事情，也是如果允许陈独秀来延安，可能会导致的巨大风险。
结语
陈独秀在重庆江津的一个偏僻的山村里，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并度过了余生，1942年5月因病去世，享年63岁。
陈独秀的一生，是颠沛流离，也是波澜壮阔的一生。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但他也犯下过许多的错误，给共产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与损失，但功大于过。
除此之外，
陈独秀还以不服输的精神，甘冒风险的勇气，唤醒民众的决心，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者
正是因为他的存在与付出，中国的历史格局才得以改变，中国民众的面貌才得以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