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我们把五福和六极的含义与关系为大家介绍了。这次我们探讨一下五福的排序。
我们都知道，五福之说出自《尚书·周书·洪范》。《洪范》虽出自《周书》，却是商朝的文化，是商朝遗臣箕子（商纣王的叔叔，后来建立朝鲜）对周武王讲的商朝的治国安民之道。
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这个顺序不是随便排列的。里面暗藏着深刻的文化密码。主要是商代的文化。我们的思想文化受周文化的影响比较多。但是商周其实既有传承也有变革。探讨五福的排序可以看出商周文化的差异，也可以看到商代文化依然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
第一位就是寿
把长寿排在五福之首很有道理。没有寿，活得不长，再富裕、再有德行也终究是个遗憾。就像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最后一个王朝的皇帝——周世宗柴荣，人生几乎完美，作为皇帝富有四海却勤俭爱民；德行很高，从不滥杀无辜，即使对政治对手也能以德报怨；南征北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样完美的人，可惜上天不眷顾他，39岁就英年早逝。没有长寿，人生怎能称得上完美。长寿就像十进制数当中最前面的那个1，没有它，后面有再多的0，人生也会归零。所以首先得活得长。
长寿几乎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在这一点上商周无异，所以长寿排在第一位无可争议。
第二位是富
请注意，是富裕，不是富贵。只有富没有贵。这一点是商文化与周文化的重要区别。《礼记》说“殷人贵富”，意思是说商朝人以富为贵。所以商朝人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最高是追求长寿，其次就是追求富裕。这和周人截然不同，周朝人最看重的是“贵”。周朝是个等级森严的贵族社会，周朝的贵族最在乎的是血缘关系和宗法传承所确定的社会地位。他们的财富也是由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的。社会地位越高，占有的土地就越多，获得的财富也越多。所以周人的价值观是富贵，先贵后富，这也深远地影响了后世的价值观。后世的官本位就来源于此。
商朝人的价值观则是富裕，是以富为贵，先富后贵。他们没有周人那么强烈的贵族等级观念。原因是商人确实是商人，他们是商业民族。这一点考古学可以证明，周人的典籍中也有体现（商朝没有史书，商朝的历史多体现在甲骨文和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上。），大量的贝和玉在商朝已经出现，盘庚时代已经称贝玉为宝货，周公允许殷民牵牛车到远处贸易，这都证明了商朝有相当发达的贸易。
甚至因为考古学家在中国没有发现中早期的青铜器，商代的青铜器一出现就是晚期发达的时代，所以有人推断商朝人不是中国本土人，而是埃及人或者犹太人迁徙过来的。不过这种观点没有切实的证据，一般不予采信。但是商朝人是商业民族应该毋庸置疑。
商业民族当然以财富论地位。而且商朝是从夏朝演变而来，贵族观念虽然已经有了，但不强烈，社会中还存在好多原始公社公有制的遗迹，当然阶级观念不强，不像周人那么重视贵族地位，所以五福中的第二福，只是富，没有贵。
如果是周人排列，甚至会把贵排在第一位，因为周人视贵族荣誉高于生命，孔子的弟子子路因护冠（贵族等级的象征）而被砍为肉酱的故事非常能说明问题。
后世中国士大夫阶层受周文化影响巨大，把贵看得比较重。而民间百姓受商代文化影响则相对较深，尤其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工商业在近代再次大发展，人们对富的追求就更强烈了。无论是先贵后富，还是先富后贵，这两种观念都一直在中国社会流传，并行不悖。
第三位是康宁。
康宁，健康平安。这种观念也是中国人非常重视的，所以排在第三位。尤其是在战争频繁的时代，人们感受更深。身体健康，出入平安才有机会享受富裕，否则一切都是空。商朝对外战争极其频繁，有的历史学者还把商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于纣王讨伐东边的齐，让西边的周钻了空子。正因为战争频繁，生死无常，所以健康平安才成了人们的渴望。
中国古代治乱循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百姓渴望健康平安就成了常态，所以五福的第三位是康宁。
第四位是攸好德
攸好德，遵行美德。商朝人虽然重利轻义，但是道德观念毕竟已经产生。尽管商人的道德有别于周人的等级观念道德（忠孝节义），但是商人作为商业民族所特有的道德——信却是非常深入人心的。商朝后来的灭亡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缺少信。武王伐纣时指责纣王的很重要的一条罪状就是殷商召集天下的罪人和逃奴，给他们官做。正是因为这一条，周武王才会有那么多的盟友。这些盟友都有逃跑的罪人和奴隶被殷商所收留并重用。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严重不守信用的表现。
商人作为商业民族，美德还是要遵行的。但商朝人最重视的还是利益，所以把富排在了前面，而遵行美德则放在了第四位。
第五位是考终命
考终命，老有善终。人生虽短，但过程也算漫长，不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想得善终确实很不容易，往往可遇而不可求，所以只能保持平常心，把它放在最后。这也是中国人乐观豁达的积极表现。所有中国人都认同此理，在这里，商周文化合二为一。
五福只是中国人美好的愿望，商周文化同时在我们的心中打下烙印。中国人又是很看得开的。不论幸福与否，有个追求总是美好的，至于能不能得到，还是孔子的那句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从未放弃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