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贺诚是我军首任卫生部长、党和军队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但在建国后，他当过“五十年代的头号右派老爷、六十年代的走资派、七十年代的复辟派”，吃了不少的苦。今天帝哥就来说说贺诚在建国后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贺诚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军委卫生部长。1953年初，中央军委决定在军委卫生部设立政治部，《八一》杂志社社长白学光调任政治部主任。白学光上任后，到军委卫生部的一些直属单位跑了一圈，走马观花看到了一些诸如浪费、医疗事故和工作人员不安心等不好的现象，便动手写了一份批评卫生部领导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的报告，报告里说：
卫生部领导忙于直属单位的行政事务，对全军的卫生业务以及直属单位的业务工作缺乏指导，甚至根本就没有指导。
虽然当时的军委卫生部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但白学光不顾客观形势，把一般性质的问题说得危言耸听，为党中央和毛泽东提供了一份严重失真的材料。毛泽东历来痛恨官僚主义作风，他看到这份报告后果然大怒，并作出批示：
从白学光的报告看，军委卫生部无领导、无政治，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
贺诚主动承担了军委卫生部的所有责任，他写下了诚恳的检讨：“在胜利形势下，妄想百废俱兴，急于求成，而没有考虑到主观力量和客观要求的结合。”这年7月，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免除贺诚军委卫生部长的职务。
此后的10多年里，贺诚不断受到批判，1970年，他又被林彪的“一号命令”遣送到太原市北郊的“总后干休所”，吃尽了苦头。
“九˙一三”事件后，党内许多冤案都得到了平反，但贺诚一直没得到平反的消息。1972年6月28日，贺诚终于鼓起勇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回顾了自己几十年的历史，逐条驳斥了自己身上的“罪名”，信的最后是这么写的：
主席，我写这封信的心情是沉重而又激动的。但我对前途的展望是乐观的。我的未来，会死在工作岗位上，而不是死在太原北郊的总后干休所。这是肯定了的。
6月29日，毛泽东在看了这封信后，马上作出批示：
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予工作。
不久以后，贺诚从山西回到了北京，总后给他安排了房子，但他的工作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直到1975年春节，贺诚的女儿贺礼荣终于坐不住了，她决定给邓小平写封信，要求为父亲安排工作。信写完以后，贺礼荣和丈夫却很犹豫该不该把它寄出去，因为他们并不打算把此事告诉贺诚，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封信会不会给父亲带来灾祸？如果这封信落到了别人的手上，又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此时贺礼荣还在上中学的儿子早已不耐烦了，他一把抢过那封信，对父母说：“你们怕事，写我的名字，将来有事要枪毙，我还不够年龄呢！”
最终这封信被顺利地送到了邓小平手里，邓小平又把这封信呈送给了毛泽东，并建议给贺诚安排工作。毛泽东听了邓小平的汇报后，十分吃惊地说：“贺诚同志的问题，我在3年前已经批了，为何现在还要议？”
随后毛泽东认真把信看了一遍，并再次作出批示：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傅连暲和贺诚一样，也是著名的红色医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卫生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但他却在“运动”中含冤去世。这个批语，情见乎辞，反映出了毛泽东对傅连暲、贺诚二人的深厚感情，以及对他们蒙受迫害和冤屈的沉痛心情。
不久以后，贺诚出任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开始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