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峰宇曾与陈先达谈论过生死，“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对于生死非常豁达，多年前他就讲，死亡只是一个个体生命的终结，但你创造的这个世界会因为你的创造而美好。”
文丨新京报记者 李冰洁 汪畅
编辑丨陈晓舒
校对丨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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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堂中央，一张遗像静静悬挂，照片中的人神情温和，但眼神锐利。10月18日，陈先达送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曾经的同事、学生们列队在东礼堂前，送他最后一程，有人特地从远郊赶来，有人在灵堂外默默哭泣。家属们为表示感谢，向前来追悼的来宾送上了陈先达的书籍。
2024年10月10日，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陈先达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陈先达195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195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他是我国培养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杰出代表，被学生称为“行走的马列字典”。
人们还记得，住在人民大学宜园里的陈先达，早晚都要绕着校园散步两次，不时有学生认出他来，向他求教，谈天说地，论古道今。
在他历年所带的博士生中，已有三位长江特聘教授，还有一些成为大学的领导和学科带头人。
在《九十岁的我》一诗中，他写道：“生命是一种奋斗，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九十个春夏秋冬，三万个黑夜黎明。……有限的人生，溶入力的洪流会化作永恒！”
“行走的马列字典”
在生命的尽头，陈先达住进医院，鼻子上插着管子。他吐字已经不清了，但一直在侧的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郝立新大概听明白了意思，彼时，正值今年三中全会，他问的是这届三中全会的内容。
郝立新还记得，那天是下午四点多，他手机里收到了新闻推送，立刻开始为陈先达通读。读完，陈先达竖起了大拇指。
从1956年站上讲台，到2019年正式退休，陈先达在讲台上一站就是一辈子。他被学生称为“行走的马列字典”，即便已过耄耋之年，还是每年都招收博士生。
张楠楠201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耄耋之年的陈先达成了她的导师，这位白发苍苍的导师就住在学校，退休后，他总爱散步，一天两趟，加起来近一万步，是人民大学的一道风景。
张楠楠现在已是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在她的印象中，陈先达总是穿着十几二十年前的旧衣服，沿着校园大步地走。只要想去找，张楠楠总能“逮”到，二人一边散步，一边讨论哲学问题。也总有学生认出他来，陪他走一段，请教他一些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臧峰宇记得，“他声音洪亮，很关心现在年轻学生们都关心什么问题。”
2014年，陈先达的著作《散步·路上：我与学生聊哲学》出版，其中记述的就是与学生在人大校园里散步时谈论的话题。
臧峰宇说，“人们讲他是一部‘行走的马列字典’，我觉得此言不虚。”在陈先达身边工作多年，臧峰宇见识了许多类似的时刻，“我印象最深的，他讲《德意志意识形态》，不需要查阅资料，直接背出书中原文。”
臧峰宇在2007年第一次到陈先达的家中拜访，他还记得要踏入哲学前辈家门时激动的心情，“那时他已经是学界泰斗，我们上学时，也都读过他的书。”
臧峰宇还记得，陈先达向他分享了讲课的心得，建议他一定要好好备课，“只有准备充分，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告别时，还送了他一本《哲学闲思录》。
自那之后，臧峰宇成为陈先达的学术助手，2016年，臧峰宇开始对陈先达做学术专访，回顾陈先达60年的学术历程，那些发生在家中和校园里的对话至今仍不时回到臧峰宇的脑海，“他手把手教我怎么去表达，怎么去思考，在这个过程中，我好像又重新读了一次他的书。”
“他讲问题很认真，目光坚毅，旁征博引。”为了照顾老人的身体，臧峰宇尽量将每次的时间控制在一个半小时之内，“但有时候他谈得高兴了，他会谈得更久。”
两人谈专业，谈哲学，也谈如何更好地度过人生，臧峰宇记得，阳光从窗户里照进书房，洒在陈先达的身上，“他的眼睛里闪现着非常明亮的东西，给了我强大的精神力量。”
教书育人一辈子，陈先达的门生早已遍布天下，不只在人民大学，陈先达的课堂遍布各地，他曾在长安大戏院讲《反杜林论》，“三层的戏台，座无虚席……仿佛名角在唱戏。”后来在中山公园音乐厅，“人头攒动，满满的，有北京市干部，也有中央机关的干部，据说还有从外地赶来听课的。”
在他历年所带的博士生中，已有三位长江特聘教授，还有一些成为大学的领导和学科带头人。他总是要求学生善用知识，绝不能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要对国家和民族作出贡献。他认为，大学“既是传授知识的地方，也是培养人的地方”。
渔民的儿子
小时候的陈先达在鄱阳湖的风浪里，闻着鱼腥气和卤水味长大。他于1930年出生于江西鄱阳一个普通的商人之家，家中祖祖辈辈都是渔民，父亲从小在渔行里当学徒，后来成为渔行老板。
父亲曾幻想他能继承自己的事业，但幼时的陈先达喜爱文学，“最美的梦是当作家。在昏暗的豆油灯下读唐诗宋词，是我最大的乐趣。”
陈先达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最得宠也最淘气，读小学时因为逃学，常被高年级的姐姐“像押逃兵一样”押去学校，姐姐走后，又偷偷溜去油坊，“我坐在牛车上，不时从车上跳下来，从碾槽里抓把芝麻塞在嘴里，又一纵身跳上牛车。”后来又学会抽烟摊牌九，这一段经历后来讲给孙女听，孙辈笑称他是“不良少年”。
读了中学，陈先达自称“顽劣未改”。他留了级，转了学，但对文学爱好不减，第一次高考时，以为国学就是文学，报考了无锡国学专修科，后因战乱未能入读。
1950年，陈先达同时被复旦大学历史系和南昌大学文史系录取，前者的录取通知书先一步到达，他最终选择了复旦大学历史系，成为家中第一位大学生。
复旦三年，老师都是大师级人物，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陈先达曾回忆过自己的大学时代，“我上大学时正是全国解放初，是新旧交替的变革时期。课堂正式讲课时断时续，但社会实践较多。”他参加过皖北灵璧、五河土改，参加了抗美援朝和“镇反”的宣传工作。陈先达说：“对我们搞文科的人来说，这也是笔很重要的财富。”
1953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陈先达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生班继续学习三年。读哲学是祖国需要，他形容自己与专业的关系是“旧式婚姻”：“先结婚，后恋爱。逐步培养起感情。我这一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不离不弃，不管风吹浪打，都不会动摇。”
这成为了陈先达人生道路和学术专业的定格，从此，他与马克思主义结缘，“不管国家遇到多大困难，我个人遭遇如何，我虽然也有过困惑，有过苦恼和迷茫，但从根本上说，我没有动摇过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信仰。”
那一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生班里，同学有老有少，有纱厂女工，也有“老革命”，有红学爱好者，也有经济系应届毕业生。在研究生班里，老师们包括苏联的专家们，有从中国科学院请来的大专家教授，也有刚从华北大学毕业的年轻老师。
陈先达记得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老师是萧前：“萧前老师讲课生动机智，每节课都有火花，深受学生欢迎。他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奠基者，也是我走上哲学之路的引路人。”
读研期间，陈先达和李秀林成为朋友。每当学期考试结束，他和李秀林总是要自我慰劳，一起下小馆子搓一顿，后来二人一同留校任教，由同学变为同事，由朋友变为至交。有时两个人一起合作写文章赚稿费，忙至深夜，李秀林的妻子总会为他们煮点棒子面粥，就着咸菜，周身顿时热乎乎的。
在回忆录里，陈先达写道，马克思主义研究班的三年，是从旧时代转向新时代的思想解放的狂飙时期。“我们政治热情高涨、学习热情高涨，同学之间团结友爱，无忧无虑，基本上没有各种运动，任务就是学习、学习、学习。一天课都没有停过，天天就是学习。”最终，陈先达几乎全部课程都是优，只有一门党史考试得了良。
哲学“杂牌军”
陈先达的教龄与人大哲学系同龄，1956年他刚一毕业，哲学系就正式成立，开始了第一届本科生招生。因为本科专业均不是哲学，他曾打趣说他与李秀林均是“杂牌军”。
才任教时，陈先达担任过萧前老师的助教，负责主持课堂讨论，而且安排有辅导课，作为辅导老师，他得在教室里坐着，等待学生随时抛出问题。
曾有媒体报道，陈先达上课生动有趣，极富逻辑，“把教义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他自信地说，“对于教书，我最大的优点是认真，绝不讲没有准备的课，务求达到讲一堂课有一点思想，绝不倒‘白开水’。”
在人大，陈先达确定了自己的学术方向。他认为，自己在人民大学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无论是哪个阶段，都没有动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仰，但写作的关注点和风格确实发生了变化。
从1953年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到1980年，各种政治运动比较多，陈先达自认为做学问还未上路，属于接受哲学教育的启蒙时期。当时，他不知道怎样研究，成果较少。
值得记的事情包括两篇文章，分别指的是《实践检验与逻辑证明》和《服从多数尊重少数》，均发于1963年。前者强调实践检验和逻辑证明的不同，辩证唯物主义在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基础上，正确估计了逻辑证明的作用，并科学地阐明了这两者的关系。全部文章都是围绕这个中心层层展开。后者则讨论如何发扬民主的问题，陈先达提出“服从多数，尊重少数”的主张。
多年后他回看，认为这两篇文章虽然短，但含金量却不低。他认为应该像这两篇文章一样，多去写点有见解的文章，而不是无棱无角的学究式的论文，“不过这是条有风险的理论之路。真理的探索有时会灼伤探索者的手指，人生的各种偶然性很难预料。”
从1980年至今，是陈先达的独立研究探索时期。在这一时期，陈先达的基本研究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史和马克思早期思想，他参与集体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写了头三章，并负责对全稿进行润色。他还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程》的写作，并担任主编，这两本书都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陈先达还出了首部个人专著《走向历史的深处》，除了注重现实性强的学术文章写作之外，他还开始写时政论文和哲学随笔，他出版的第一本随笔是《漫步遐思》，撰写自己读书时的启发，对社会事件的观察以及个人体悟。
在《八十老儿行不得》的短文中，陈先达指出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一条——“为人民服务”，就是易懂难行的，在现实中，总能见到一些人口不离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个幌子，或者说是用来应付上级、蒙骗群众的“护身符”，不会照着做，也从来不打算照着做。因此，有人革命一辈子，还是一个“八十老儿行不得”的假马克思主义者。而陈先达认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如能终生力行，才是一个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者。
“哲学家不是社会的旁观者”
1995年，陈先达65岁，但他“不服老”。那一年，他开始学习电脑打字，他不会拼音，又是南方人，咬字不准，于是决心学五笔打字法，自那之后，他的著作、文章，都是自己一字一字亲自敲出来的。
进入晚年，陈先达开始尝试哲学随笔，他曾写就《漫步遐思：哲学随想录》《静园夜语：哲学随思录》《哲学心语：我的哲学人生》等，以明白晓畅且独具特色的文风，深入浅出地解答了哲学认知、人生智慧、历史文化、价值信仰等重要命题，作品被评价拥有“哲学的深沉、文学的优美、历史的丰富”。
这一年多，他的博士生贾子贤几乎每一天都待在陈先达家中，即使在最后的时间里，陈先达也保持着过去几十年的习惯，关注现实，读书、看报、看新闻，这几年还会看小视频，“这是他关注社会的新渠道。”
陈先达不愿麻烦身边人，“老师对于细枝末节的事情并不关注，他常说‘还可以’，拿给他东西吃即使不合他口味，他也不会说难吃，卧床的时候有时候不够暖和，他也不愿说冷。”
贾子贤记得，早上起床后，进行大约30分钟的静坐，贾子贤曾问过老师静坐时会想些什么，陈先达的回答是，“静坐的目的就在于暂时不去思考，在脑海中为接下来的思考留出空间。”
贾子贤常常被陈先达的信仰所感召，“他强调在一些历史条件下存在一定的困难，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用坚定的信仰去面对、去解决这些困难，用行动去穿破历史条件，有些问题在今时今日是困难，但只要我们有决心，在未来它一定就会被解决。”
93岁时，人大哲学院举办了一个学术会议，由于陈先达要到场，他的门生几乎全部赶来。郝立新记得，导师当时很高兴，一直站着发表演讲，讲了半小时后，他提醒导师坐着，不要太累。但陈先达继续坚持，又讲了十来分钟。
散会后，人人都想要找他合影，尽管体力早已耗尽，陈先达还是尽可能满足，等到回了家，陈先达已经累得说不出话。
张楠楠记得，导师90岁之前，还在频繁使用微信，只要学生们想找，总能很快得到他的回复。毕业后，张楠楠返校探望导师，陪同散步时，曾遇到一名学生，他身着毕业服，特意跑来找陈先达，“他说，陈老师我虽然不是哲学系的，但是您散步的时候向您请教过问题，现在毕业了，特意来跟您合影。”
相识17年，臧峰宇与陈先达已经从同事变成了家人，在陈先达最后的日子里，臧峰宇每周都去看他，“他有时跟我谈一点东西，但后来身体弱了，在我手里写，我问他理解得对吗，有时他点点头，有时他接着又写一遍。”
臧峰宇曾与陈先达谈论过生死，“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对于生死非常豁达，多年前他就讲，死亡只是一个个体生命的终结，但你创造的这个世界会因为你的创造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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