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6日傍晚,台北飞行社一名飞行教员和两个朋友一块谈笑风生地走进了台北的一家歌舞厅。

歌舞厅里人头攒动,年轻的男男女女在一起玩得很热闹,飞行教员像往常一样喝酒聊天,啤酒一杯接着一杯的喝,一夜未睡,到了第二天凌晨五点多,三个人离开舞厅,从舞厅的门口,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台北松山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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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在台北松山机场一辆飞机动了起来,速度不是很快,还是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地面,飞行的方向是大陆。

这时飞机上响起塔台通过无线电的喊话:“谁从这里起飞?赶紧回场落地!”

没有得到回答,塔台很紧张,不断对这架起飞的飞机进行劝阻,并且说:“你们年纪轻不懂事,不要受坏人利诱,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只要你回来会原谅你的。”

驾驶员直接用无线电回复:“我是韦大卫,你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韦大卫是谁?为何要从台湾驾机回大陆呢?

韦大卫于1930年出生于广西一个普通乡村家庭,从小比较顽劣,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他从小就有一个飞行梦,原来韦大卫的三个叔叔都是空军飞行员,都参加过抗战,韦大卫从小就以叔叔们为榜样。

空军飞行员是一个要求十分严格的兵种,除了有较好的体能外,还要有天生的平衡感,这就好像有人乘船会晕,但是有的人天生就不晕船。

大概是得益于家族基因,韦大卫从小就表现出了这种天赋,在韦大卫11岁的时候,考上了空军幼年学校,他希望自己将来也像叔叔一样当飞行员,可是他的三个飞行员叔叔,有两个在与日本空战时牺牲,有一个从德国回来,在飞机表演时失事摔死了。

曾经让人羡慕的一家都是飞行员,如今却没有一个活着回家,家里人认为当空军太过于危险,因此没同意韦大卫去读空军学校。

1945年日本投降时,韦大卫在广西桂林读书,当时国民党特务在桂林制造混乱,搞得人心惶惶,韦大卫就和同学参加学生运动,反饥饿,反迫害,因为韦大卫是带队的积极分子,比较活跃,特务们注意到了他,准备抓他,韦大卫就和几个同学听到风声后连夜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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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韦大卫和同学们来到广州,那时的广州还没有解放,兵荒马乱的,韦大卫等人没有亲戚,没有熟人,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大家天天都在考虑如何解决温饱。

当时街头上到处都有国民党张贴的招生广告,有空军军官学校,海军军官学校,陆军骑兵学校等等,在招生广告上还写着成绩优秀的学员可以保送到美国深造。

韦大卫等人没有地方去,认为自己读过书,有文化,以为到了台湾可以继续读书,就都报了名参加考试,他们哪里知道,这些广告都是骗人的。

1949年8月23日,韦大卫等人到了黄埔港,国民党征用了一些商轮、客轮,每天往台湾那边送人,韦大卫等人上了一个叫“惠民轮”的轮船,并不怎么大的一艘轮船上呜呜泱泱挤满了两三千人。

等到船离开黄埔港以后,韦大卫等人同船上的水手聊天得知,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军官学校的学员,而是被抓了壮丁,他们当地话叫“卖猪崽”,原来国民党自知败局已定,为保住台湾,急需大量补充兵员,一些征兵的单位,不得已才用这种“假广告”来哄骗那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据说招兵的每招一个年轻人上轮船,国民党要发给他13块银元。

得知真相后,韦大卫也很气愤,认为自己上当受骗了,喊道:“我们上当了,和他们拼了。”

这时周围的国民党士兵已经将枪口对准了他们,韦大卫知道,事已至此,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但是在心底发誓一定要出了这口恶气,并回到大陆。

惠民轮走了三天三夜,才到达高雄码头,他们本来打算到了高雄,立刻趁乱逃跑,谁知到了高雄码头后,有很多国民党士兵将码头团团包围,就连机关枪都架好了,似乎早就想到他们这些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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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韦大卫只好妥协,这些被欺骗来的大陆青年,被国民党士兵簇拥到一辆卡车上,将他们拉到凤山等待收编。

韦大卫和骗来的青年拒绝收编,于是坐在操场上绝食抗议,国民党当局就让他们选出谈判代表,青年们选出了30个代表与当局谈判,谁知第二天,这些人再也没有回来,大家也不敢再反抗了。

就这样,韦大卫和一同被骗来台湾的两个同学被强行分开,韦大卫被编入国民党陆军第80军340师,成为一个二等弹药兵。

当时,台湾虽然到处都充斥着“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胜利”的口号,但是大家都对国民党军不抱有任何希望,因为国民党的军队很有问题,士兵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大家都疑神疑鬼的,两三个人来一块说几句话,军官就会怀疑你们在密谋什么,因为压力很大,很多被骗来的“猪崽”人都傻了,也有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的而自杀的。

有一次,在南部恒春,一个晚上上吊自杀了三十几个,那都是集体感到没有前途了、没有希望了,韦大卫听到这种自杀的消息,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想法,认为自杀的人太愚蠢,明明身上长着腿,却不知道逃跑。

受训完后,韦大卫被派驻到红毛港,这里位于台湾的西部海边,被国民党看作“前线”,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月,韦大卫就在谋划逃跑。

有一天,当国民党军官都躲在营地里喝酒赌博的时候,韦大卫钻进一片甘蔗林,发现沿线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岗哨,想要依靠自己一个人逃回大陆,根本不可能,韦大卫只好到屏东住了下来,待了五个月后,海军士官学校招考学员,韦大卫前去报考,学习两年毕业后成了海军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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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韦大卫是有着自己的谋划的,原来韦大卫得知有一艘英国送给国民党的“重庆号”成功起义,可把蒋介石气坏了,那是老蒋当作宝贝的军舰,就这样被开跑了,韦大卫也想劫持一条军舰回国。

不久,韦大卫被分到“永泰号”任职,一直暗地里谋划起义准备,这时他却发现劫持一条军舰回大陆也不容易。

当时有两艘军舰打算起义回大陆,但是军舰上的人太多,有的人想回去,有的人不想回去,争执不下,导致起义搁置,这时台湾当局派军舰赶来进行拦截,舰长和部分船员被枪毙,从此,国民党海军为防止军舰起义,加强了防范。

韦大卫认为操控军舰需要好多人,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想回大陆,那样就容易失败,而且军舰跑得很慢,假如贸然出港,很容易被快艇拦截,或者被炮火袭击,韦大卫灵机一动,想到劫机起义,因为飞机只要一两个人就能操控,速度又很快,起义成功率更高。

想到这里,韦大卫就报考了空军,然而考取后,海军却不愿意放行,要求他在海军待够五年才能走人,韦大卫找到海军总司令,表示如果不让他走,他就开小差。

海军总司令自然不同意,韦大卫说到做到,直接跑到空军办事处,说明了自己的处境,空军招个飞行员很不容易,一看到韦大卫的各项身体素质都很好,家里又有人在抗日空战中牺牲,当即留下了韦大卫。

海军总司令发现韦大卫真的跑了,就发出了通缉令,可韦大卫已经到了空军,海军也没办法,就打报告到“国防部”,空军也没有放人,就这样,韦大卫顺利进入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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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韦大卫受训期间,结识了很多飞行员朋友,这些人里很多都是和韦大卫一样被骗来到台湾,也都有驾机起义的想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韦大卫打算和其他11名飞行员一块驾驶12架飞机起义回大陆。

然而就在他们等待时机时,一名叫陶开府的飞行员驾驶一架飞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义,并安全降落在福建漳州机场。

台湾“国防部”立刻下了停飞令,所有飞行员都被逐一调查,就在这时,国民党海军政治部来了文件,说韦大卫有共产党嫌疑。

空军政治部不敢怠慢,赶紧对韦大卫进行审查,这一审查,发现韦大卫确实有点问题,因为空军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飞行员都必须是国民党员,但是韦大卫却坚决不入。

空军政治部为了搞韦大卫,天天找韦大卫谈话,每次都谈到晚上12点以后,然后凌晨3点就让韦大卫起飞训练。

当时有一个教官看不下去了,偷偷对韦大卫说:“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找你谈话?”

韦大卫说不清楚,那个教官就说:“他们是没别的办法整你,只好希望你睡眠不足,然后驾机摔死。”

说完后,韦大卫后背发凉,国民党的人果然心狠手辣,这样的手段都能想得出来,但是韦大卫身体素质很好,就是这样也没有出事。

空军政治部没了办法,直接将包括韦大卫在内的八个飞行员一块给抓了起来,其实当时的他们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只不过当时岛上人心惶惶,看谁都像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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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大卫等人被转移到台南的空军监狱,他们想托人打官司,可没有一个律师敢接这个官司,后来他们才知道,当局已经打算把他们送到火烧岛。

火烧岛是台湾的一个附属岛,四面环海,临海处到处都是峭壁,外面的人想登陆费劲,里面的人想要逃跑更困难,只有岛的西南方向有平缓地区,但是那里却有士兵把守,这里相当于国民党的一个天然监狱,里面更是关押着来自全台湾的特殊分子,尤其是政治要犯,台湾人听到火烧岛这三个字都会不寒而栗。

韦大卫心想,这不就是要搞死他们嘛,大家都开始想越狱的计划了,这时被捕的人中有一个叫苏思齐的,他姑父是周至柔,周至柔是蒋介石的亲信,以前是空军总司令,退休后担任“国防部”的参谋总长,他得知苏思齐被抓了,立刻打电话给在任的空军总司令,臭骂一顿后,韦大卫等人跟着沾光,一块被放出来了。

大难不死,让韦大卫意识到,空军不会再信任他,也不可能让他再飞了,于是悄悄溜到了台北,当时韦大卫没有证件,又是大陆人,想找工作很困难,所幸他认识了一个美国人,把他推荐到美军顾问团去做事。

后来韦大卫“活动”到松山机场里的台北飞行社,在那里当飞行教练,那里有20多架飞机,但大多都是教练机,不仅速度慢,而且携带燃油量少,并不适合长途飞行。

在所有的飞机中,只有一架美国进口的“赛斯纳”性能最好,因为这是国民党装甲兵总司令蒋纬国指挥地面作战时的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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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大卫想要飞回大陆,只能依靠这架飞机,但是这架飞机保密性很强,有专门的飞行员、机械师和警卫,别人根本无法靠近,更别提开走了。

韦大卫不肯气馁,而是从外面找了很多关于“赛斯纳”的资料,甚至在蒋纬国驾机时用望远镜来观察它的飞行状况。

为了接近“赛斯纳”,韦大卫就请这架飞机的警卫抽烟喝酒,整天混在一起,很快就混熟了,大家都知道韦大卫是飞机教员,稀罕这架飞机,因此让韦大卫靠近观摩,有时还能到飞机里面坐一会儿。

在这段时间,有两个一块被骗到台湾的同学找到韦大卫,想要一块回大陆,三个人于是一块筹划。

1956年1月6日傍晚,看守“赛斯纳”的警卫是与韦大卫相熟的警卫,韦大卫拿着事先配好的钥匙,对那个警卫说:“倒霉,明天我要驾这架飞机去莲花港执行任务,今天先试试。”

警卫知道韦大卫没有开这架飞机的资格,但是他不明白“试机”是什么意思,又看到韦大卫手上有钥匙,以为是上面允许的,就没有多问。

韦大卫让他帮自己把飞机加满油,又把零部件都安装上了,然后又去叫上那两位朋友,当天晚上,他们来到歌舞厅,一夜未睡,就等着凌晨劫机起义。

到1月7日凌晨,韦大卫领着两个同伴再次来到飞机场,值班的还是前一天帮他加油的警卫,本来韦大卫想把他也一块带上,但是韦大卫想到他是国民党陆军79军退下来的,那支部队反共最激烈,而且他在大陆也没有亲人,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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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大卫让警卫把飞机推出机库,然后用自己配的钥匙启动了磁电机,确认一切运转正常后,韦大卫把警卫拉到值班室喝咖啡,然后让躲在暗处的两个同伴趁机偷偷上飞机。

看到同伴都上了飞机后,韦大卫才再次登上飞机,打算启动飞机起飞,谁知这时却发生了故障,他配的钥匙怎么也启动不了磁电机,他拔出来一看,原来是钥匙被拧弯了。

为了把钥匙掰直,他让同伴下飞机隐藏起来,然后他去工作室敲敲打打了一阵,回到飞机上,才把飞机发动起来,这时他的两个同伴急急忙忙冲上飞机,结果却被那个警卫看到了,警卫知道出事了,立刻冲出来大喊大叫,试图让飞机停下来。

但是韦大卫哪里顾得上那些,不管不顾地驾驶着飞机,警卫掏出手枪对这飞机射击,连打五枪,所幸都没有打中要害。

由于韦大卫没有通行证,进入不了跑道,只能从停机坪起飞,但停机坪距离很短,两边又有很多飞机,稍微不注意就容易跟别的飞机刮碰,那样就起飞不了了。

韦大卫用高超的驾驶技术,谨慎地驾驶着,尽管起飞的时候飞机速度不够,但是韦大卫还是狠狠拉着飞机,摇摇晃晃地离开地面。

塔台发现机场一架飞机正在起飞,紧急通过无线电喊话:“谁从这里起飞?赶紧落地!”

韦大卫早已失去了耐心,于是说出了那句后来在台湾影响力很大的话:“我是韦大卫,你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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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方面见韦大卫是铁心要开走蒋纬国的专机,于是命令桃园、新竹两个机场的F-86喷气式战斗机进入一级战备警戒状态,准备起飞拦截。

本来韦大卫想直飞大陆,这样距离更近,但是他想到F-86速度更快,大概只要8分钟就能赶到出海口,对韦大卫的“赛斯纳”进行拦截。

因为那天正在下雨,云层很厚,韦大卫就贴着地面低飞,从阳明山蒋介石的官邸上头钻了出去。

F-86的速度很快,再加上对台湾的地形没有韦大卫熟悉,因此不敢飞得太低,这样F-86并没有看到韦大卫,于是韦大卫顺利飞过台湾岛。

正在韦大卫准备飞过台湾海峡时,却发现前面有三条军舰,那是美国第七舰队的驱逐舰,以这些驱逐舰的火力,如果发现韦大卫,那必然会被打成筛子。韦大卫立刻掉头,回到基隆后,再从屏风山俯冲下去,避开了美舰的攻击范围。

韦大卫本来想要飞到福州,但是他却无法跟大陆这边的无线电联系,考虑到福州是大城市,又是前线,火力比较强,如果对他开火,他很有可能被击落。

应该说,韦大卫的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后来韦大卫在北京见到了在台湾时带队的中队长吴宝智,吴宝智在1961年的时候到大陆拍照的时候跳伞被俘了,他知道这件事,他告诉韦大卫,当时台湾当局已经调了两架F-86在福州进行拦截,韦大卫如果飞福州,即使不被解放军击落,也会被台空军拦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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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飞福州后,韦大卫向南飞到泉州,泉州湾的渔船比较多,但是地面上却没有人,韦大卫知道一定是解放军拉响了防空警方,所以老百姓都居家不出。

韦大卫开始谨慎起来,果然,没一会儿身边就响起了高射炮,打了一会儿高射炮就没了,事后韦大卫才知道是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判断这架飞机很可能是起义的,因此下令:“如果继续朝大陆方向飞,就保护它;返回台湾的话就予以击落。”

尽管高射炮停了,但估计是通讯问题,还有的机枪和步枪在射击,飞机中了子弹,韦大卫只能迫降,因为周边没有平坦的地方,韦大卫好不容易发现一所学校的操场,打算在那里迫降,但是降落时发现操场上有学生,不得已紧急迫降在小学旁边的土道上,这时立刻有解放军包围上来,问韦大卫等人是干什么的,韦大卫说是起义的。

然后就让解放军帮忙把飞机推到树林里藏起来,并在上面盖了树枝和伪装网,因为他担心台湾会派人来毁灭痕迹。

很快韦大卫就受到福州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款待,在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后,政府就找到了韦大卫的家人,在天津读大学的妹妹给韦大卫打电话,告诉他家里一切都好,就是很想他。

回到大陆后,韦大卫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82年韦大卫加入民革,成为民革中央“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的副主任。

1988年,台湾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第二年,蒋纬国派机要秘书孟昭旭通过民革中央找到了韦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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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昭旭说:“纬国将军很关心你,特地让我来看看你。”

韦大卫很惊讶地说:“当年我把他的飞机给飞回来了,他不恨我啊?”

孟昭旭说:“他不恨你,纬国将军还挺欣赏你的,知道台湾留不住你,也觉得台湾对你不公。”

蒋纬国当时是台湾的三星上级,也是“国家统一委员会”的委员,孟昭旭经常被蒋纬国派到北京来出差,有的事,孟昭旭搞不定,就让韦大卫帮忙,就这样,韦大卫和蒋纬国反而因特殊的机缘成了未曾谋面的朋友。

韦大卫后来一直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蒋纬国曾两次要求韦大卫到台湾去看看,但是因为韦大卫敏感的身份,台湾出入境管理局都给拒绝了。

但是韦大卫在台湾的那些老同学和朋友都跟韦大卫有联系,只要回大陆,都跟他联系,他们告诉韦大卫,“韦大卫”这三个字在台湾就是一个“传奇”,大家都羡慕他当初有勇气做大家不敢做的事情,因此都很佩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