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0日的夜晚,北京市的一个小区内有几位居民正在散步,虽然天气很冷,但他们说说笑笑地看起来心情很好。几人缓慢走着,丝毫没有注意到身后一栋高楼上有个女人的双脚已经悬在了阳台外面。
一声“砰”的巨响突然传来,正在散步的几人吓了一跳,迅速转过身来。只见一个女人倒在血泊中,心跳呼吸已经全部停止,她的四肢因为受到的冲击力太大而诡异地扭曲着。惊恐的尖叫声划破了静谧的夜色,随后赶到的警察将案发现场快速围住,准备进行下一步的调查。
调取了小区的监控之后警方发现,这位跳楼的女子,是在女儿戴真的帮助下完成的跳楼过程。即使戴真坚持称母亲是自己想要自杀,但在我国的刑法体系下,帮助他人自杀,同样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奇怪的是,面对司法机关的指控,戴真一句辩驳也没有。而对于3年有期徒刑的判罚,她最后却又主动提出上诉,诉求是提议自己应当被判处死刑。戴真的母亲究竟遭受了什么,非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最后等待戴真的又是什么呢?
出人意料的审判过程
案发后的第三日,根据掌握的证据,警方便主动联系到戴真,并将她带回了公安局进行询问。面对警方所说的帮助母亲自杀一事,戴真一开始并没有承认。
她的态度很抗拒,回答问题时言语也有些含混不清,只是坚称母亲跳楼完全出于她自己的意愿,自己并没有任何违法举动。当警方把她协助母亲跳楼的监控视频调取出来放给她看的时候,戴真又显得很惊讶。
视频中的人的确是她,但是她脑海中有关这段事情的记忆好像变得很模糊。戴真开始前言不搭后语地回忆着,因为那天母亲腹部的伤口一直在往外流血,所以整个人的状态都很痛苦,精神上也受到了很大的折磨。
而在母亲去往十楼之前,自己在家清理过好多次血迹。之后自己好像发现母亲不在家中,担心她会出事,最后在十楼找到了母亲。但是有关戴真的说辞,警方并没有找到可以佐证的证据。
从戴真母亲范荣的遗体来看,她的腹部只有一个手术留下来的疤痕,看起来已经愈合很久了,不可能会大量出血。而在戴真的家中,警方也没有找到任何处理过血迹的痕迹。因此警方判断,戴真要么是在故意混淆视听,要么是精神方面出现了什么问题。
鉴于存在这两种可能性,警方决定将戴真送往司法鉴定处,对其精神状态进行检查。最后出来的鉴定报告显示,戴真具有一定的人格障碍。案发当时,她正好处在急性应激反应状态当中。
也就是说,帮助母亲跳楼这一行为可能不是出自戴真的本意。她在做出该行为时,是不能完全自控的,辨认和行为能力都存在障碍。经过进一步鉴定,警方认为戴真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指的是已满8周岁但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有精神疾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成年人。这类人必须有法定监护人看护,他们在做出违法行为时,相应责任也会得到减轻。
当戴真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时候,她已经回到了清醒状态,并且意识到了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她连日来都沉浸在懊悔和痛苦中,却怎么也回忆不起自己当时的想法,为什么自己会同意帮助母亲轻生呢?
她的身体中似乎分化出了另一个人格,而真实的自己却在那时候睡着了,她被操控着做出了无法挽回的决定。可无论怎样,母亲的死亡已经成了既定事实,而自己必须对此负责。
面对法官的审问,戴真一直都很配合地回答,也没有对自己进行辩解。由于她认罪态度良好,加上案发时精神状态有问题,最终法官判处戴真有期徒刑三年。
令人意外的是,戴真似乎并不满意这个结果,一审结束后她提出上诉,理由是她觉得自己应该被判死刑。司法机关试图了解戴真的想法,却从中牵扯出了一段令人唏嘘的往事。
噩梦的开始
戴真从小就生活在北京,小学的时候家中要拆迁,因此得到了一笔不菲的拆迁费,随后也搬到了现在居住的这个房子内。戴真和许多普通的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地长大成人,大学毕业后开始步入社会。
在父母的帮助下,戴真第一份工作是幼师,但她只坚持了两个月左右。培训机构中,每天都是小孩子哭闹的声音,戴真上班时候心理压力一直很大。即使工作结束了,也会幻听有小孩在耳边喊叫。
看到戴真实在没办法适应这份工作,父母也很心疼,最终同意她辞职回家休息一段时间。毕竟家里条件确实不错,就算戴真在家闲散个五年十年,也完全没什么问题。
不过意外来临时,不会给人一丝应对的时间。戴真回家后不久,她的父亲突发心脏病,还没等到送往医院就已经停止了呼吸。对于戴真和母亲范荣来说,一直支撑着这个家庭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
范荣早年在医院工作,但是后来因为和同事产生矛盾,所以选择了从医院辞职。辞职后范荣没有再去找工作,就在家中照顾戴真和她父亲。随着年龄的增长,范荣越发不喜欢出去和陌生人接触,但是和戴真父亲之间的感情一直很好。
范荣不太关心外界都有什么变化,只想着顾好自己这个小家。而戴真父亲就像一条纽带,连接着她和外面的世界。久而久之,戴真父亲成了范荣生活的全部依靠和指望,她几乎从来没想过丈夫要是有一天不在了,自己将会怎么样。
戴真父亲出事之后,范荣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情况都非常糟糕。她成日里不吃东西,总觉得哪里都不舒服,还经常无端流泪,让家里每天都笼罩在悲伤的氛围当中。
戴真也很担心母亲的身体状况,可是尽管她每天都陪伴在范荣的身侧,也不能减轻一点她的痛苦,反而让两个人都越发消极。
父亲的离世成了日日盘旋在戴真心头的一道阴影,她无数次想过当初会不会还有其他办法,自己早一点发现父亲的异常,早一点打出那个急救电话,兴许父亲就还有生机。
原本戴真和母亲偶尔也会出门,可在戴真父亲过世后,她们彻底断绝了和外界的联系。戴真的叔叔因为担心她们的状况,曾经多次上门拜访,都被母女俩拒之门外。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们才会下楼扔垃圾,或者在街道里走一走。
靠着父亲留下来的存款以及当初的拆迁款,母女俩过了三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在2019年初,范荣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她的身体经常持续性的疼痛,每个部位都会传来针扎的感觉。而且一到下雨天,范荣的膝盖就酸痛难忍,严重的时候根本无法走路。
没有办法,戴真只能带母亲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显示范荣只是盆腔炎,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就没什么大碍了。可范荣坚决不同意住院,只吵着要回家。而且她觉得自己患上的不是盆腔炎,而是结肠癌,是和戴真外婆一样的病。
悲剧的延续
拗不过母亲,戴真还是和母亲回到了家中。可由于缺少必要的治疗,范荣的健康状况没有随之好转,而是越来越差。她甚至拒绝吃药,因为她总觉得自己时日无多。戴真现在回想,当时母亲经常和自己说的话就是:“别浪费钱了孩子,我知道这个病治不好的。”
对于许多病人来说,心态都是非常关键的。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努力配合治疗的人,往往能有更大几率战胜病魔。范荣身体上的病症其实并不致命,最终摧垮她的是心理上的压力。
在这种压力下,范荣开始出现幻觉。她经常惊恐地喊来女儿,说自己的肚子一直在流血,让戴真想想办法。一开始戴真也很恐慌,因为母亲的腹部好好的没有任何伤口,母亲口中所说的那些鲜血从何而来呢?
戴真劝慰母亲,让她不要害怕,她只是出现幻觉而已。然而时间久了,戴真有时候自己也会感到恍惚。好像真的有血,地板上滴的到处都是,桌布也被染红了大半。无疑,戴真的神智正在被慢慢侵蚀。在母亲的影响下,她没能发现自己的精神状态也出现了问题。
因为每天活得都很痛苦,范荣非常容易地想到了死亡。她这时已经无法正常下地走路,只能终日待在轮椅上。生活已经到了这步田地,范荣再也找不到任何活下去的理由。
范荣曾经一个人去往顶楼,在天台吹了很久的冷风。她本意是想跳楼自杀,但是看着三十多层的高度,她还是犹豫了。回到家中范荣哭了很久,她和女儿说感觉自己俨然成了废物,是生是死都没有勇气去选择。
受母亲的心态影响,戴真也生活得非常崩溃。她找不到调节母亲心态的方法,她甚至都没有办法让自己变回从前的样子。戴真只能每天尽力看守在母亲床前,不让她离开自己的视线,可换来的却是范荣的指责。
范荣说戴真不孝,自己都活得这么辛苦了,戴真就应该帮助自己早点解脱。她无数次让戴真去给自己买安眠药,都被戴真拒绝。这样长时间的拉扯,对双方都是一种折磨,后来戴真脑海中会时不时出现另一种声音:“帮帮她吧,这样我们就都解脱了!”
在案发当天,范荣先是又出现了幻觉,然后第无数次乞求女儿帮她自杀,这一次戴真同意了。天完全黑下来后,范荣和戴真一前一后出了房门,戴真手里拿着一个粉色的小板凳,母女二人坐电梯来到了十楼,一个足以让人摔死,但又不至于让范荣太恐慌的高度。
夜晚的风很冷,范荣嘱咐女儿把围巾戴好不要感冒。监控显示,两个人在十楼窗边静静地说了一会话之后,戴真帮助母亲踩上板凳,一点点把整个身子挪出了窗台外面。当范荣彻底坠落下去后,戴真在阳台处望着母亲离去的方向默默伫立着,之后转身回到了家中。
结语
检察机关在范荣家中找到了她早就写好的遗书,里面有她萌生自杀念头的记录,对后事的些许安排,以及对女儿的爱意和歉疚。这些证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可以印证戴真说的话全部属实。
最终法院驳回了戴真的上诉,裁定维持一审原判。无论公职人员心中对她有多少惋惜和无奈,都必须不偏不倚维护法律的尊严。
这个姑娘当时还不满三十岁,人生只走过一小半,却要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往事度过三年牢狱时光。希望她在和外界接触的过程中,能从孤僻的阴影下脱离出来,心上的伤口逐渐愈合,努力长出新芽,盛开繁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