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平按： 此文刊于10月17日之《南方周末》，此前，由南周APP先推送。
今年7月底，南周记者刘悠翔先生自广州飞成都，复到平乐镇上（由田勇将其接到平乐时，已是凌晨12时过），对我进行了两天的采访，然后写成此文。
此文准确、真实地反映了我目前乃至近几年的生活及写作情况，文笔精准老道。感谢悠翔。
对我不了解的朋友，可以借此文知其大概了。
又，顺便广告一下，文中提及的我的几本近著，如《寻秦记》（中华书局），《少年中国史》前三辑（三联书店），目前在当当、京东各大平台均有售。
聂作平恐高。
他不敢坐飞机，也几乎不爬山，因为会不受控制地生理性战栗。但出游是这位作家的工作，山河万里，他只能贴地而行。
绿皮火车时代，最远的旅程长达四十多个小时，窗外山川是旅途中不倦的读物。出川北上，成都平原到绵阳告一段落，来到群山的章节；山势渐高，至广元“剑阁峥嵘”；进陕西，出潼关，“感觉黄河在非常平的大地上铺过去”。
中国自古不缺山水诗和游记，但聂作平认为“一直缺少把科学精神和田野考察融入其中的大地理随笔，直到徐霞客出现”。他将自己的文字定位为“史地大散文”，融入田野调查、文献钩沉、诗文解读和场景还原。近年来，他的创作勃发，多个系列同时推进：《寻秦记》交织着《杜甫的人生地理》，抗战中的大学与春秋诸国同步寻访。
旅途中的一段经历常被家人重提。当时坐火车软卧，中途上来一对带孩子的老夫妇，“他们对我们特别警惕，上厕所的时候都把大包小包全部拿走。”聂作平的妻子周小华回忆。聂作平仍然跟往常出游一样，一路与家人漫谈窗外所见，讲风景背后的历史人文，“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老太太才跟我们搭话：刚才上来的时候，以为你是坏人。”
进入中年后，聂作平就保持光头造型。他身量不高，膀大腰圆，自评“很凶的样子”，曾被好友唤作“土匪”。在一次四川作家盘点中，他与另一位光头被合称为“双鬼拍门”。诗人张新泉说：“除了形象上不是那么英俊以外，聂作平的文字基本和他（本人）是一致的。”
全职写作已有十多年，聂作平迄今出过五十多本书。凭借手中那支笔，他也实现了人生的迁徙，从川南小镇来到成都，从合租陋室到住进属于自己的洋房。
“聂作平是我看见的中国作家当中没有背景，没有后台，完全靠自己的一支笔养活一家人的。”张新泉说。张新泉是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曾长期担任《星星诗刊》常务副主编，三十多年前因为文字与聂作平相识。
没有单位、没有工资，聂作平唯一的社会职务是四川轻化工大学中国白酒学院兼职教授，笑称用于“持证喝酒”，文章就是他的名片。
不出游时，这位全职作家每天“工作”三小时左右。他的写作通常从中午开始，“中间吃点零食，跟我老婆聊会儿天”。
下午三点多，聂作平“下班”，开始玩乐器，吹管、口琴、吉他；傍晚吃饭后，骑车或散步一两个小时；晚上回到家，看书到深夜。第二天他总是九点半起床，吃早午饭到十点多，看国内外新闻，然后记下前一天的日记。
这些日记更像账本，“只记干了什么事，收了多少钱，写了多少字，见了谁，不会抒情”。一年到头时，他会翻日记做盘点：“2023年，码字50万。这一数字，远低于2022年的85万和2019年的60万。”
聂作平曾经算过，每天写2000字，看起来比较少，但如果坚持一年，就有70万字。尽管2023年有所“减产”，他觉得可以接受，毕竟写作日常会被三种情况中断：出游，喝酒，以及“有厌倦感，最近不想写”。这一年，他出游比前两年多，喝酒则少了一百多场。
“我比较满意的是，我干的工作是我喜欢的，”聂作平说，“那些写作有多巴胺在里面。”聂作平坐在书房化的客厅，三面落地书柜围着窗外的幽绿，一家三口每人一个“工位”。几千册藏书像藤蔓爬满每间屋子，有时主人要找某本书也迷失其中，“只好重买一本”。只有卧室里买了台电视机摆着，不久前聂作平的母亲过来住，才发现已经打不开了。
聂作平至今忘不了那个漩涡。二十多年前，他去都江堰参加一场笔会，站在延续两千多年的古堰上，望着水中的漩涡发呆，这是流逝与永恒在对话：“我想，这辈子一定要写出伟大作品。”2024年，他55岁，“有很强烈的紧迫感”。
2019年，聂作平在黑龙江畔的乌苏镇。（受访者供图）
诗人
聂作平用电脑写作已经快三十年了，但只要写诗，他坚持用纸笔。诗歌是他的文学初恋。
写诗的念头出现在他读小学时，那是沱江边上的一所小学，在一座闭塞的小镇上。父亲箱子里的一套《唐诗选注》被聂作平无意中翻出，在阅读匮乏的1970年代显得格外美好。当时男孩“经常在作文里引用，后来觉得自己也应该写这种”。由于不懂平仄，只知道写这种诗要押韵，现在回看，“其实写的就是顺口溜”。
蜀地诗人辈出，不过相比李白、苏轼，聂作平最喜欢的是曾在四川生活的河南诗人杜甫和李商隐。读中学时，聂作平曾设想自己的未来：“工作可以是厨子、司机、卫生院医生，关键是在临河的街道有一间小屋，白天上班，夜晚写诗。”
考上几公里外的高中后，聂作平在学校图书馆里读到1980年代的明星级文学刊物《星星诗刊》，里面的诗与《唐诗选注》上的完全不同。他的一个朋友在县城一所全国重点中学读书，有一次分享了一本《朦胧诗选》。聂作平“非常疯狂地迷上了，开始写现代诗”。
那是诗歌的年代，聂作平在三十岁之前，核心朋友圈大多是家乡的同龄人，“共同点是热爱文学，又对与文学毫无关系的工作深度厌倦”。田勇是聂作平的高中同学，中专毕业后进企业做了会计，但几十年来经常跟聂作平参加文学聚会，谈起当代作家作品如数家珍，“我应该是全国见过最多作家的会计”。
从高二开始，聂作平的现代诗在多家刊物上发表，其中包括《星星诗刊》。
诗人张新泉当时是四川文艺出版社诗歌室主任，收到聂作平寄来的诗，立即回长信鼓励。之后聂作平寄诗来信，张新泉每信必复。“当时编辑的压力不大，没有工作之外的舆论或者私心，”张新泉说，“当年的高中生能那样表达自己对文学的热爱、对诗歌的兴趣，和表达兴趣时那种独出心裁的表述，是我看到的为数极少的，所以感兴趣。”这位阅稿无数的老诗人预见，聂作平只要努力上进，将来会是写作上的高手。
几年过去，张新泉的预言似乎落空了。聂作平高中毕业后考上四川一所普通高校的会计和统计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家乡的一家国企做秘书。当时尤其在那个川南小城，这样的工作足以让许多人羡慕。聂作平羡慕的却是专业写作者。他至今记得当时读到一篇文章，介绍作家韩东住在父母家，每天母亲做好饭给他盛一些到保温盒，他拎到自己的小房间里写作。
聂作平（左二）与诗人张新泉（左三）在横江采风。（受访者供图）
在通信中，张新泉得知聂作平还在不断写作，读到这位年轻人的“不得志”。他感觉聂作平当时的困境不在于平台的大小，而是写作与工作之间的冲突，“他那个年岁特别需要读书写作的时间”。
张新泉径自向《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杨潇和总编谭楷推荐了聂作平。“我说你们先把他借来用一用，你们肯定会喜欢。”1996年春天，聂作平因张新泉的引荐，从家乡小城来到成都，此前，两人只在三年前见过一次面。
聂作平喜欢的唐代诗人中，就有提携后进的传统，“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写的就是这种风气。张新泉自己也曾受到前辈提携。他年轻时打过铁、拉过船，当过码头搬运工，因为写诗走上文学道路。“现在我有这个权力，”张新泉说，“凡是经过我的手，我看过的稿子，我能够帮助的一定给他帮助。”
作为诗人的聂作平，面对的是诗歌的退潮。他感觉到圈内愈发森严的壁垒，“比如你写得挺好，他也写得挺好，但因为你不是哥们或者关系不对，某人编一个选本或者写一个评述，根本提都不提你”。另一个问题在出版，“在中国99%（的诗集）都是自费出的，我不愿意，觉得有点侮辱我”。直到2016年，花城出版社以非自费的方式出版了聂作平的第一本诗集。那时，写诗早已不是聂作平的“主业”。
稿王
聂作平没想到，自己在《科幻世界》杂志社只待了一年就被遣返了，而且是因为写作。
当时聂作平除了编科幻小说，业余时间不断给各种报刊投稿。稿费单不断寄到单位来，杨潇、谭楷打电话抱怨张新泉“介绍的是什么人”。“我说这个正常啊，他没有这个本事怎么来《科幻世界》。”张新泉记得自己当时的反应，他问到聂作平的工作表现，回答是“编稿还可以”，“我说这就行了，作为一个编辑，他选好稿，编好稿，另外的事你管他干吗？”
最终，聂作平还是没能在《科幻世界》杂志社转正，借调一年后，他回到原来的国企。
1996年，聂作平初到成都《科幻世界》杂志社任编辑。（受访者供图）
四处投稿的习惯，就是他毕业来这家国企工作时形成的。当时他在工作中“因为年轻气盛，选择默默无闻”，于是有了大量空闲时间，主要用来写作和读史。
没有孤本、秘档，读的都是公开出版物，但聂作平从历史的缝隙中读出许多新意，开始写随笔：“就像厨师，大家的食材都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人做出来菜的味道不一样，跟厨师的取舍和烹饪技术有关。”
聂作平写海瑞内心的可怕、王莽的“白痴”与天才、戚继光献千金姬和房中药……这些历史随笔于2001年结集为《历史的B面》出版。当时市面上还鲜有这类体裁的当代人著作，这本书被几所大学列为历史系学生必读书目。
他的大部分文章先发在报刊上，“那时候四川至少有几十种报纸，每种报纸基本都有一个甚至两个文学副刊，需要发大量的散文随笔，诗歌的话选择性就比较小”。
2024年7月的一场聚会上，聂作平与成都应急管理部门的一位干部一见如故，后者曾在成都消防队办的报纸做编辑，两人在文字上相识已久，却从未见面。1990年代，号称报都的成都不仅消防队办报纸，文明办、交通厅、林业厅、劳动厅等也办报纸——那时开设副刊能彰显品位，来稿的不乏流沙河、刘心武等大作家。2014年以后，报刊经历关停并转潮，存活下来的市场化纸媒，也有不少迫于经营压力压缩副刊版面。
从成都“退”回原单位半年后，聂作平主动请求下岗，开始以稿费为生。
他卖掉了自己在单位的员工原始股，用其中一万多元买了台电脑，当时四万元就能在当地买一套商品房。买电脑是为了写作，更准确地说，是为了提高投稿效率。在以手写信件为主的1997年，要想海投稿件，电脑打印能节省大量誊写精力。
当时他保持着每个月在各种报刊至少发二十篇稿的纪录。“我曾坚信，我是一个活在纸上的人。”在一篇随笔里，聂作平自陈，“我写的不是散文，而是房租、电费、烟钱、酒钱、女儿的学费和母亲的药费……”
1999年，聂作平第二次到成都打拼。虽然阔别两年多，但他对这座城市的一些门牌号更熟悉了——红星路二段85号上有《星星》诗刊、《四川文学》《当代文坛》，红星路70号上有《四川日报》及旗下众多子报，红星路周边小巷中还“藏着蹑手蹑脚的小报小刊”。
二进成都，房子是租的，工作也换得很频繁，没有固定的通信地址。“这对于一个以笔为旗，企图通过不断发表文字来证明自我存在的写作者来说是寸步难行的。”聂作平很快想到办法，在邮局租了一个信箱，每月费用二十元。通信地址是四川省成都市双林路346号82#信箱，从此“我和这个世界便有了联系。我和你们依旧生活在一起，哪怕我没有户口也没有单位”。
出租屋里没有电脑桌，藤椅上只摆得下硕大的显示器，主机和打印机席地而坐，写稿时键盘横在怀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敲，一个夜晚一个夜晚地敲”。二入成都一年后，他凭借源源不断的稿费，按揭了人生第一套房。
常年给报刊写稿的聂作平，推崇“化繁为简”。“把一个简单的事情绕过去绕过来，一会引用一个谁怎么说，就没有看到他自己怎么说，这种我觉得不是水平，”聂作平说，“就是一种装，我非常反感这种文风。”
同时，聂作平也警惕说教。他事后不满意《历史的B面》中大段的主观评判。“我读《史记》，‘太史公曰’（即《史记》中常有的议论段落）我很多时候都是跳过去的，除非必须要看他怎么评价的。”聂作平说，“如果读者看我写的也跳过去，我就很不爽，还不如不写。”
聂作平把这种写作反思写成了一本书，名叫《审判余秋雨》。他曾因《文明的碎片》喜欢余秋雨的历史散文，后来自己写作思变，观感就不一样了。这更像是用小说形式写的一本文学批评。在虚构的文学法庭上，有人起诉余秋雨“谋杀”散文，双方展开辩论，每天围绕一个观点，持续了十天。“我没有完全否定他。”聂作平说，他倾向于把一件事描述清楚，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
如今，聂作平正在写十五卷本的《少年中国史》，目前已出版了前三卷。
行者
写历史和古人，聂作平最大的困惑是史料的残缺。比如关于秦人，最权威的史料是司马迁的《史记·秦本纪》，但其中也有跳跃，“两代人经过了上百年，怎么可能呢”。《史记》中关于苏秦的记载，也被后世发掘的竹简推翻，“跟历史上完全不一样，甚至时期都不对”。“司马迁也有苦恼，秦朝烧了那么多东西，有些史料他没有看到。”聂作平说，他最大的心愿，是有朝一日秦始皇陵被打开，看看会否颠覆史书的记载。
35岁那年，这个困境破开一个口子。
在那之前，聂作平是个书斋写作者，从小在农村长大，上初中才第一次去当地县城，上高中才第一次去当地市区，常对着地图，“一灯如豆，将那些熟悉的地名一遍遍地擦亮”。高考填志愿时，聂作平首先不是看哪个学校好，而是看哪个学校远，齐齐哈尔轻工学院、焦作矿业学院、淮北煤炭师范学院……“觉得遥远的地方可能才有真正的生活”。
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聂作平的手边书，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也让聂作平感叹，书中详细考证了唐代的各地路况。“比如长安到岭南，要经过哪些地方，沿途有些什么东西，”聂作平说，“这个人大半辈子生活在境外，许多地方根本没去过。”
长年累月，这类工具书搜罗了几十种，这些书陪伴他卧游，“我足不出户，却经历着一场又一场浩劫和风雨”。
2008年，聂作平在太行山采访百年老屋主人。（受访者供图）
35岁这年，《中国国家地理》邀聂作平为四川专辑撰稿，从此他开始了真正的远行。对他而言，远行更多地是在验证“书上的和真实的有什么区别”。
为了写《寻秦记》，聂作平遍访秦国九都，2023年秋天他去甘肃寻访秦国历史上的第二座都城。关于此地，《史记·秦本纪》中只有一句简略的“在西戎，保西垂”，“西垂”的具体所指后世聚讼不休。
车开到礼县就迷路了，导航在山下停住。聂作平穿过一个很破旧的村庄，杨树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几个老年人坐在墙根下晒太阳，他问了很多人，辗转翻过一个山坡，秦人四大陵园之首大堡子山迎面矗立，“很大的一个斜面，台地一级一级的，衰草非常高，秦国可能有几千人都埋在这里。”
一代王陵，两千多年后几乎无人知晓。1980年代，当地农民上山种地常挖到青铜器，都连忙扔掉，因为觉得“这是死人的东西，拿回去不吉利”。1990年代引来文物贩子，开拖拉机去拖青铜器，被媒体曝光后，考古队进场做抢救性发掘。秦国九个都城，聂作平一一寻访，如今仍然是城市的只有咸阳，其他的或变成荒山，或变成麦地，还有的怎么也找不到确切遗址。
站在大堡子山上，更让聂作平感慨的是山下的一条河，名叫西汉水，有人考证《诗经·秦风》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就写于这个地方。“秦人比较残酷，都是尚武的，但是他有这种柔情的一面。”
聂作平访甘肃天水、陇南“寻秦”时，忽然想到这里也是杜甫到过的地方。于是聂作平又去寻访了杜甫在当地的遗迹，写成长篇散文《逃向成都：杜甫的入川之路》。
远行二十年，聂作平开坏了好几台车，“杜甫到过的地方90%我都走过”。他想给自己爱慕的这位诗人写传。现代诗人冯至曾写下经典的《杜甫传》，聂作平要写的，不再是“从书斋到书斋”，而是把杜甫的地理、历史、诗歌、人生糅在一块，“更全面、更立体地复盘杜甫的人生”，聂作平将这种写法命名为“人生地理”。
“李商隐的人生地理”紧接着启动，追随自己崇敬的先辈，成为聂作平行走几十座城市的动力。他登上《乐游原》的遗址，荒凉的古原如今车水马龙，不变的是“夕阳无限好”的千年残照，“先人的事迹一旦与风景相交融，便有了弥足珍贵的厚度与温度”。
在北方尤其是河南，聂作平发现，许多历史文化名人的纪念场所是民间出钱修建的，比如蔺相如的纪念馆是蔺氏后裔修的，苏秦墓是苏家后人立的碑，“还有比干庙，大约有二三百亩，是比干后人修的。姓林的凭身份证进去可以免费看，其他人得买票，”聂作平感到疑惑，“这应该是政府干的。”
聂作平的访古脚步正迈向更久远的朝代：“春秋战国现在看来生产力很落后，但它是群星闪耀的时代，那么多大师，到现在还在影响我们，我就想把这些按诸侯国来写，探寻历史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