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周总理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特殊运动导致的动荡，导致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群众怨声载道。危难之际，谁能统筹全局，将国家由大乱治理得走向大治呢？
毛主席想到了一个人：邓公。此时的邓公已经被下放到江西劳动三年有余，虽然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他时刻不忘要为国家发展继续贡献一份力量。
为此，他曾向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份长信，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决心。1972年8月14日，毛主席在邓公的长信上批示：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然而，当时的政治形势复杂多变，伟人的指示迟迟没有得到落实。直到12月18日，在周总理的催促下，政治局才做出相关安排——恢复邓公副总理的职务。
政治局给伟人汇报得到同意后，很快以中央的名义发出通知。邓公接到通知后，无限感慨地说：“我还可以干二十年”。
1973年2月复出参加工作后，虽然还是遇到了来自“四人阴谋集团”的种种阻力，但是在伟人和总理的支持下，邓公大张旗鼓地整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赢得了许多人的支持。
邓公长期在伟人的领导下工作，彼此都十分熟悉，相互之间也了解。邓公在遭受磨难期间，对未来一直充满信心。1973年复出后，他充满感情地回顾：
“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派我非常重要的任务。”
也正是因为两人之间的这层亲密关系，加上互为欣赏，他们之间存在着分歧，但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上也能够达成默契。
邓公复出后，在一次会谈中，伟人突然提出一个十分犀利的问题：“我死后，中国将会怎样？”
现场鸦雀无声，无人敢回答也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个问题既敏感，又确实难以回答。
当时在场的一位王姓领导回答说：“会坚守主席的革命路线”。很显然，这种回答平淡无奇，不过也与王姓领导的一贯作风相关，特殊时期，他就是靠着打着这种旗号，靠着政治投机崛起的。
洞悉一切的伟人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伟人扫视众人后，将目光看向了邓公，众人也屏气凝神地盯着邓公，希望他能给出一个合适的答案。
邓公表现得十分平静，直截了当地回答：“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听到这个回答后，与会人员顿时露出了十分惊讶的表情。
伟人却非常认可这个回答，认为邓公的回答堪称完美，是对未来可能发生忧患的的预判。
邓公不仅做出了预判，而且对这种预判的情况还有解决的方案。伟人担忧的是他逝世后，部队会发生不可控的情况，这是他一直担忧的问题。
邓公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回答才得到了伟人的认可。接下来，邓公做了一个动作，将会谈桌子上的茶杯移动了一下位置，伟人立马领会了其中的深意。
因为，伟人与邓公的想法不谋而合。几个月后，八大军区司令对调进行，这项工作邓公也是主要参与者和重要主持者。
1973年12月22日，伟人当面宣布对调命令，军区司令们无一人犹豫，全部按照毛主席的要求迅速到新的岗位上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