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许多地区的农村开始实行包产到户，这是一种比较符合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它一问世，就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其中搞得比较好的是安徽省，1961年，安徽在省委书记曾希圣的带领下搞起了“责任田”，当年安徽全省粮食产量达900多万吨，比建国后粮食产量最高的1959年还多200万吨。
1961年12月，毛泽东找曾希圣谈话说：“生产开始恢复了，是否把‘责任田’变回来？”
曾希圣回答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但毛泽东对此没有明确表态。
1962年初，毛泽东为了了解包产到户的真实情况，派秘书田家英带领一个调查组到湖南进行调研。此时的田家英和毛泽东的想法一样，也是反对包产到户的。1961年3月，田家英看到了一份关于包产到户的材料，材料里说一些缺乏劳动力的社员、特别是孤儿寡妇在生产和生活上遇到了很多困难，他便含泪给毛泽东写信说：
工作是我们做坏的，在困难的时候，又要实行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开不管，作为共产党人来说，我认为，良心上是问不过去的。为了总结经验，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试验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遍推广。依靠集体经济克服困难，发展生产，是我们不能动摇的方向。
1962年3月底，田家英带领调查组抵达湖南韶山。调查组一进村，就遇到了一个没有料到的情况：社员们普遍要求实行“分田到户”。原来农民们普遍认为，现在实行的农业政策，虽然改善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面临的经济困难，不能有力地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农村经济的有效办法，只能是以户为单位，分别承包和管理少量田地的生产。
调查组的成员丁伟志后来回忆说：
他们信心十足，认定只要准许“分田到户”，完全有把握把生产和生活搞上去，于国家于农民，必定两利。老乡们苦口婆心，言之凿凿；调查组的成员们则听得目瞪口呆，无言以对。
田家英听到老乡们的这些议论后，没有马上表态，他对调查组的成员们说：“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他还要求大家认真调研，写出几份有分量的研究报告。
此后调查组在田家英的带领下，先后写出了《大坪大队基本情况》、《唐家坨情况》。1962年6月初，田家英派丁伟志等3人前往安徽无为调研包产到户的情况，丁伟志等人到无为后，经过调研，很快写出了《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调查》，这篇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
至于当前的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农村，则呈现出一派令人无比振奋的兴旺景象：男女老少起早贪黑的生产积极性，鸡鸭成群、鱼虾满塘、食足民安的情景，说明这里正在恢复着向来是长江“粮仓”之一的地位。
这年7月，田家英把《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调查》刊登在中央办公厅的《简讯》上。这样一份措词尖锐、态度明朗的报告，田家英居然敢登在中央办公厅的内部刊物上，送到中央领导面前，这说明他已经对包产到户持肯定态度了。
调研结束后，田家英来到上海，把调查组的调查报告上报给了在上海的毛泽东和陈云，并寄给了在北京的刘少奇。刘少奇和陈云看了报告后，都认为报告观点鲜明，写得很好，毛泽东的态度却很冷淡，他后来在听田家英的口头汇报时还发了火：“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7月8日，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他再次召见了田家英。田家英系统地向毛泽东陈述了此次调研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他说：“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40%，另外60%是集体和半集体的。这是临时性的措施，是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农民引导到集体经济上来。”
毛泽东听后却问田家英：“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田家英马上明白，毛泽东怀疑自己的话来自于其他领导人的意见，为了中央领导同志之间的团结，他主动把责任承担了下来：“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在不久后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两次点名批评了田家英。从此以后，田家英很少再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也没有再搞过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