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在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大背景下，毛主席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指示，中苏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展开了积极交流，苏联对新中国建设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军队建设方面，根据“将苏军的一切先进经验学到手，加快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指示，大批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到解放军中指导帮助工作。从军事训练到军校教学工作，都能够看到苏联顾问的身影。各大军校都有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工作。
当时，虽然我国的军校都是刚刚建立，但中央军委高度重视军校建设，并配备了十分优秀的领导班子，不少军校的校长都是由军级首长担任的。刘伯承更是在得知中央军委要创办陆军消息后，主动提出承担筹建大学的建议，并得到中央和毛主席批准。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成立，校址定在南京，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此后，刘伯承将自己的满腔热情投入到了军校建设中。
当时，除了顾问和专家外，苏联方面还向我军提供了大量军事方面的书籍、刊物等资料。在引进并使用这些教材的同时，我军也为统一军事术语做了大量工作，将它变成更适合中国军队的情况。
这一时期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候，在这一大的框架下，也很少能够听到公开反对学习苏联经验的声音。
然而，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全盘否定和批判，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了强烈反应。中共中央提出了要克服学习马列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全党全军开始以更加批判的态度学习苏联经验。刘伯承也十分重视反教条主义，他在给军事学院领导同志的信中这样写道：
“一般说来，学习苏联经验而运用于中国的问题，也就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问题，学与用结合的问题。”
然而，随着军中“反教条主义”运动逐渐升级，刘伯承、叶剑英相继受到影响。尤其是刘伯承元帅，他在身体状况极度糟糕的情况下，坚持在1958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读自己的检讨。
1958年6月，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谭政来哈军工视察，他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开展“反教条主义”运动。
当然，为了保持大局团结和稳定，谭政并没有公开点名批判，而是选择了开会的方式交流思想，开展宣传工作。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谭政在主席台上讲到一半时，台下的一员大校却突然拍起了桌子，并当着众人的面直言：“我们的教学都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的，‘教条主义’这个罪名，我们不认。”
虽然被公开顶撞，但谭政并没有生气，他始终是一副冷静的模样。但这员大校却越说越激动，说到高潮处，更是质问道：“你们这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这对学院是不负责的。你们究竟要干什么？”
这个愤怒的大校就是徐介藩。他的声音落下后，整个会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中，徐介藩见这么多人没有一个人响应，他更觉气愤，不顾一切地摔门离开了。
事后，谭政并没有因此计较，更没有阻挠徐介藩的发展。三年后，徐介藩被授予少将军校。
值得一提的是，徐介藩跟林彪还有点关系。
徐介藩在1956年时，经人介绍与张梅结婚，张梅是林彪的前妻。婚后，徐介藩和张梅过得十分幸福，他对继女林晓霖更是视如己出，林晓霖也曾说：“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继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