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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从传播学的角度重新界定了数字囤积的概念，结合深度访谈，探察青年群体的数字囤积行为所关联的心理动机。研究发现，青年群体在社交平台中囤积的数字内容指向“有用”的自我优化实践和“有趣”的数字体验实践，前者源于个体应对社交空间及现实生活的双重绩效内卷的焦虑，后者则指向个体获取积极情感能量的需要。我们认为当下青年群体普遍性的数字囤积行为是一种形式上遵从、行动上怠惰的消极绩效主义实践，其心理驱动是自我剥削与他者剥削的叠加效应，也可以看成是功绩主义精神政治阴影下一种摇摆的“进取式躺平”实践，反映出青年群体情感与行为中的内在矛盾。此外，需要警醒数字囤积现象背后的“悬浮”心态，数字囤积有可能会放大数字实践与现实脱轨的风险。消极绩效主义的数字囤积实践如何应对并粉饰当下社会中的结构主义困境，是我们在这个研究个案之外需要持续深思的方向。
作者简介
朱丽丽，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姜红莉，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平台视角下饭圈组织化的多元机制与协同治理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3BXW116）。
一
研究缘起：人人都是数字仓鼠
“每个时代都会产生新问题，探求新答案。”（斯塔夫里阿诺斯，1998/2020：9）数字化时代催生了许多新的数字行为模式及文化现象，它们逐渐沉淀并构成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景观，与技术、时代及社会心理的变迁息息相关。1945年，美国工程师凡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提出了名为Memex的概念性数据存储和检索系统的设想（Bush，1945）。时至今日，Memex作为人类完美的记忆假肢的设想（Mayer-Schönberger，2011：51）已经在各种数字信息存储设备和应用程序服务中变成现实，小到社交平台中的个人收藏夹，大到提供数据存储托管服务的云存储，都显露出了将全媒体时代的信息爆炸转化为个体信息储存的巨大诱惑。
“这年头，每个人都在手机、电脑里建了一座虚拟仓库……你的兴趣和梦想是什么，朋友不一定知道，但你的收藏夹一定知道。”（新周刊，2019）乐此不疲地搜刮和囤积各类数字内容逐渐成为许多“数字仓鼠”（全媒派，2021）的生活常态。囤积数字信息的现象在当代社会越来越普遍，我们的数字生活实践似乎陷入在获取和积累大量数字内容（Sedera，Lokuge & Grover，2022）中循环往复的境地。当代生活方式与数字内容的高度绑缚启示我们，通过了解某一类群体所囤积的数字内容，我们可以窥见特定数字囤积者的心理动机及情感驱动。本研究聚焦于社交平台中囤积数字内容的青年群体，通过收集文本分析材料，并结合深度访谈爬梳青年群体数字囤积的动因、行为及心理。本研究希望透过对青年群体数字囤积（digital hoarding）现象的探究，捕捉数字时代青年群体的特定的生命经验及情感源流，并探察数字囤积现象背后更广泛的深层社会心理。
二
文献综述
数字囤积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学界对这一概念的探讨散落在精神病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尚未形成统一定论，传播学界目前对此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因此，作者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首先尝试对数字囤积这一概念进行界定，然后对与本文方向相关的个体数字囤积行为动因研究进行综述。
（一）概念辨析与界定：囤积症、数字囤积与数字收藏
2015年，精神病学学者Van Bennekom等人首次发表关于数字囤积的学术研究（Van Bennekom，Blom，Vulink & Denys，2015）。他们建议将数字囤积症作为一种新的囤积症亚型看待，并将其定义为“数字文件的积累以至失去了理智，最终导致压力和混乱”。自此，数字囤积带着疑似囤积症亚型病的标签走入学界视野。囤积症也成为相关学者界定数字囤积的参照，例如有学者指出物理上的囤积行为和数字领域中的囤积行为存在明显的重叠，数字囤积行为也反映出囤积症的过度积累、删除困难和情绪困扰等表现（Sweeten，Sillence & Neave，2018）；值得注意的是，吴旭瑶和李静（2021）强调囤积实物更多是一种强迫性行为的表现，而个体存储数字文件相较于囤积症表现出更具目的性的获取，是一种广泛的行为倾向而非心理障碍。这提醒我们Van Bennekom等人的定义可能忽视了数字囤积的某些特点，也局限了它所能指涉的文化现象。
数字收藏（digital collection）是另一个常被拿来与数字囤积进行区分和辨析的概念。Hulber（2020）指出收藏者是以积累特定物品以完成个人收藏的个人，而囤积者是为了获得物品而获得物品的个人，前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改善组织内容的策略，而数字囤积者则会持续经历数字杂乱。更多研究发现收藏者是被一个有凝聚力的主题所规范的、其收藏行为是结构化和高度组织化的；而囤积者则没有重点，主题性更差，缺乏结构性（Nordsletten，de la Cruz，Pertusa，Reichenberg，Hatch & Mataix-Cols，2013）。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有学者将数字囤积与数字收藏的特征进行了区分：相较于数字收藏，数字囤积在内容获取时缺乏连贯的主题、获取的过程是无结构的连续累积、过度获取的倾向更为严重、组织程度和数据使用率更低、删除难度和情感依恋程度更高（贾明霞，徐跃权，赵宇翔，2022）。
梳理发现，学者们对于数字囤积的界定始自与囤积症和数字收藏的辨析，从中提炼数字囤积相较此二者所表现的差异，我们在表1中对现有研究中三个概念在不同维度上的特征进行了对比梳理，可以帮助研究者在比较中明晰数字囤积这一概念的性质特征。
综合来说，数字囤积的概念界定集中在持续获取、丢弃困难、杂乱倾向（Bozacıa & Gökdeniza，2020）以及低利用率四点要素上。例如有学者将数字囤积描述为“对数字内容的过度保存、存档和存储，以及不愿意删除”（Schüll，2018）。有学者将数字囤积定义为获取以及丢弃数字杂乱的失败（Uğur & Çalışkan，2022）。笔者将数字囤积的定义综合为：个体或组织所经历的一种囤积数字信息的过程，意指个体或组织于社交平台上持续获取数字信息，进而其所持有的数字信息处于不断积聚、无组织性和低利用率状态的现象。此定义涵盖了学者们辨析数字囤积与囤积症、数字囤积与数字收藏的研究发现，试图以较为客观的标准描述数字囤积这一现象的发生过程。
（二）数字囤积的动因研究：我们为何囤积数字内容？
虽然学界对数字囤积概念的讨论尚未达成共识，但已有一些研究对个体为何走入囤积数字信息的循环进行探究。有学者发现个体往往将数字内容赋予私有财产的意味，囤积数字信息因而被看成一种通过个人财产塑造自我意识和使命感的行为（Chen，2014）。有学者提出个体囤积数字信息的行为与构建自我身份框架的需求相关（Neave，Briggs，McKellar & Sillence，2019）。Schüll（2018）进一步阐明了数字囤积对于个体构建自我的意义：“数字内容是他们留下的痕迹、是他们思想的结果……舍弃这些数字内容意味着面临自我解体的风险”。另一类研究发现个体出于汲取回忆和投射情感的需要囤积数字信息，这源于一种把过去理想化和渴望逝去事物的情感结构。例如对数字囤积者的访谈表明数字信息是他们记忆生活的一种代理，可以提供情感上的支持（Vitale，Janzen & McGrenere，2018）；有数字囤积者也表现出对数据的情感依恋，因为数字内容让他们有机会回忆，并且促进个体的沟通（Sweeten，Sillence & Neave，2018）。
此外，一些心理学者提醒我们关注个体性格和社会心理效应对数字囤积的影响。在个体性格方面，造成数字囤积的一类原因是个体对数字内容的所有权意识薄弱，呈现出消极管理的冷漠态度，因而随着时间推移走向数字囤积（Neave，Briggs，McKellar & Sillence，2019）。在心理效应方面，吴旭瑶和李静（2021）发现损失厌恶心理会导致个体高估数字物品的价值，从而趋向数字囤积。另有研究指出个体对团队中其他成员囤积知识的感知可能会增加其知识囤积的行为（Su，2020）。
总体来说，既有研究阐明了构建自我身份框架、寻求情感支持以及个体性格与心理效应是个体囤积数字信息的三大动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个体数字囤积行为的动因可能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而变化，例如有学者发现美国民众的囤积行为源于“情感依恋”“记忆辅助”等信念，而中国群体产生囤积行为则主要源于“有用”和“避免浪费”等信念（Timpano，Çek，Fu，Tang，Wang & Chasson，2015）。吴旭瑶和李静（2021）也指出：相较于西方语境，在讲究“关系导向”的中国文化背景下，个体还表现出了囤积网络人脉的新现象。刘天元和贾煜（2023）发现了兴趣习惯、自我驱动、错失焦虑等因素是青年群体进行数字囤积的关键动因。以上研究表明，文化氛围可能是影响数字囤积行为的重要因素，中国社会中个体的数字囤积行为背后可能存在一些未被察觉的、差异化的动因。
（三）关联绩效、功绩社会、加速社会
考虑到需要深层挖掘数字囤积行为的心理动因，我们也引入了“绩效”（performance）作为考察的重要视角。目前，学界对绩效内涵的观点并不统一，已有的概念化表述一直存在行为导向和结果导向的分歧：Bernardin和Beatty（1984：12）认为绩效是在特定工作职能上的产出记录；也有观点认为绩效是员工与组织目标有关的贡献行为，从贡献行为而非产出结果出发的定义被认为更加匹配当代社会全面、公平和严谨地评估个体工作表现的需求（Campbell，McCloy，Oppler & Sager，1993；Sonnentag & Frese，2002）。在澄清绩效概念的基础上，Borman和Brush（1993）强调关联绩效（contextual performance），即员工在工作角色外的自发行为，它不直接对工作的技术核心产生贡献，但为其所需的组织的、社会的和心理的环境提供支持。不少相关研究也丰富了关联绩效的结构，验证了人际交往技巧、协助他人的意愿、尽责性等关联绩效表现对个人整体绩效评价具有重要影响（Organ，1994；Borman，White & Dorsey，1995；VanScotter & Motowidlo，1996；Conway，1999）。蔡永红和林崇德（2001）看到了关联绩效背后潜在的扩张性暴力（positive gewalt）（韩炳哲，2011/2019：2），提醒我们“当关系绩效被作为评估个体绩效的一种成分影响个体的报酬、升迁等决策时，个体对这种绩效就可能不再有自主选择的权利。”韩炳哲使用功绩社会（achievement society）这一概念来批判现代社会的绩效主义，前瞻性地看到了现代社会中人们服膺绩效政治，“基于自诩为自由意志的自我强迫”（韩炳哲，2011/2019：8）的社会风向。
韩炳哲（2016/2019：15）提出21世纪的社会不再是一个规训社会，而是功绩社会，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成员不再是被虔敬和命令剥削的“驯化的主体”，而是着迷于自我优化和效率提升的功绩主体。具体来说，韩炳哲认为福柯的“规训社会是一个否定性的社会”，它所对应的情态动词是“不允许”和“应当”；而功绩社会是一个肯定性的社会或积极社会，它所对应的情态动词是“能够”。无穷的、肯定性的“能够”着意从培育一种“积极精神”“增强精神”的方向上鼓动主体展开永无止境的自我规划与自我优化（孙亮，2020）。罗萨也从新近的社会加速现象中洞察到了新自由主义的立场与主体精神世界的转变。他指出，当下人们为了获得承认而展开的表现斗争日渐严峻（罗萨，2013/2018：82），而判决与区分他们的核心原则是个体成就，主体因而陷入在永恒的竞争中，依靠提升速度、节省时间、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以维持竞争力（罗萨，2013/2018：33）。经由不同学者对“绩效”的研究演进，自主的关联绩效从一种超越工作任务的员工心性演化为了主体在加速社会中维持竞争力的一种手段，概念的演变折射出新自由主义统治术介入并主导人的精神领域的动态进程。近年来，功绩社会和加速社会成为许多学者捕捉和分析社会现象的理论入射角，特别是当下社会的内卷现象与过度竞争（蓝江，2022；付茜茜，2022；王斌，2022）。
综上，数字囤积现象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与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特殊性暗示了其关联更广泛的社会情感结构、反映不同文化的社会情境、勾连结构性社会问题的潜力。本文主要以韩炳哲功绩社会的概念作为理论视角，对青年群体在社交平台中的数字囤积现象展开剖析。具体来说，本文提出如下研究问题：如何看待青年群体在社交平台中囤积的数字内容与数字实践？如何剖析青年群体数字囤积行为的心理动机与特定的情感结构之间的勾连？如何更精确地理论化阐释数字囤积行为与功绩社会的关联？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深度访谈法、内容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聚焦具备数字囤积行为特质的青年群体。研究征募了17位研究对象，线上受访者主要来自于豆瓣小组和Summer APP发布的招募贴，线下受访者来自研究者本人的社会网络。研究者在线上招募贴和线下面对面访谈前介绍了研究的主题和目的，受访者在了解后认为自身行为符合数字囤积过程的特点，故纳入正式研究对象进行后续工作。
内容分析基于研究对象最近一个月的数字收藏夹截图展开，这些截图为研究者探究青年群体囤积何种数字内容提供了材料。研究者对截图显示的数字内容进行了数量统计和类目编码，使用python matplotlib绘制了散点气泡图量化描述青年群体“数字仓库”的特征；在文本资料的分析上，研究者则与受访者围绕着“数字囤积实践的全过程”进行了50至110分钟不等的深度访谈，将访谈记录逐字转录为文本资料并导入质性分析软件Nvivo，注意提取资料中普遍和显著的动机进行编码，通过文本分析寻求对青年群体的数字囤积行为及其心理动因的全面了解，结合理论框架阐释数字囤积的社会成因与情感结构。表2为受访者的个人信息统计。
现代人的在线与离线生活总是无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这意味着人们的行动与其解释之间可能出现矛盾，因而数字实践的研究需要对研究对象线上线下的行动、情境进行直接全面的观察（Miller & Wang，2021）。然而，囿于社交平台的功能限制以及受访人的隐私保护需求，研究者未能精确统计和全面分析受访者在线上囤积的全部数字材料，对受访人离线的现实生活语境参与也相对有限，因此本研究对青年群体的数字囤积行为阐释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四
“有用”与“有趣”：
青年群体的数字囤积实践
研究者对十七位受访者一个月内在社交平台中收藏的数字内容进行了统计，发现青年群体收藏的数字内容可以分为自我提升、精神食粮、种草清单、幽默治愈、人际交往、信息备份和情感便签七大种类，图1显示了不同种类的内容在各个平台中累积的差异。
图1显示，微信、知乎、B站、小红书、豆瓣是青年群体最常囤积数字信息的社交平台，用户基于平台调性和使用需求的不同在六大平台呈现出囤积的差异。与豆瓣“汇集生活趣味”的“精神角落”定位相匹配，受访者在其中偏好囤积书籍、影片等精神食粮；在致力于标记“全世界的好生活”的小红书，种草清单类数字内容则远超其他平台；微信勾连着个体最真实的生命历程与生活情境（孙信茹，2016），受访者在其中囤积待办日程、备份信息以及线上互动生成的情感便签。值得注意的是，受访者在社交平台囤积的数字内容一方面呈现出与平台调性相关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则在囤积自我提升类、有趣体验类数字内容上表现出跨平台的同一性，七种数字内容可归类为“有用”和“有趣”两大类别，前者具备实用价值，后者则带给个体“好玩”、“有意思”的感性体验。整体来看，竞争技巧、最新讯息、新奇经历、愉快体验等数字信息散布在各个平台中，共同构筑了“数字仓鼠”们的储存清单。
（一）捡拾“有用功”：青年群体的自我优化实践
古人云：“仓鼠藏果，多多益善”。与仓鼠的生存本能相似，受访者把在社交平台中囤积“有用”的数字内容解释为一种积累“有用功”，以便在未知的竞争里积累优势的自我提升实践。“有用功”有以下两类：一是在学校/职场中可能会用到的资讯、工具、技能与技巧，包括应试经验，实习资讯，各类软件模板等数字资源，以及提高情商的沟通技巧、拓展人脉的方法等。
有一个教招的收藏夹，收藏的都是招聘流程、考试技巧、说课经验。我记得有一个帖子是结构化如何回答，我就用到了。我在面试的时候套用了她的一些模板和话术，这个就对我发挥了价值，让我进面了。（F6）
如何快速地更换PPT里的所有的图片，Excel怎么插函数，策划书、工作汇报怎么写……这些都能让我快速完成任务。（M1）
我刷到那种教你怎么和导师沟通的帖子也会囤，比如邮件末尾要写“敬颂时祺”，为了给老师留个好印象，和老师搞好关系。（F7）
二是帮助自己提升通识素养的数字内容，主要为不同学科的公开课、纪录片、书籍和不同题材的电影等，个体依据自身兴趣爱好采择此类内容，实用价值的排序居于第一类内容之后。
通识课可能跟你的专业没有关系，但它是你感兴趣或者有必要去了解的一些基本知识，我的“通识”里有沈奕斐的通过性别看世界，她讲婚姻两性的，还有一个高分纪录片《枪炮、病菌与钢铁》，还有影视理论、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F8）
它们是思想价值上的资源，是我能够调动的，帮助我理解和认识世界的东西……这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用的。（F8）
这些“有用”的数字内容汇编成一份份个性化定制的自我优化指南，它们嵌合于青年群体具体的生活情境，敦促主体时时进取，以争取学业成就和工作机会。从青年的社会结构性处境出发，捡拾“有用功”应许了他们在未知的竞争中通过“套路”快速、轻松取胜的愿望，是青年为自己以后“可以”“能够”提升自我、成就自我所作的一种“工具性存储”（吴旭瑶，李静，2021），这种不费力的努力方式也使其获得了一份与自己“约定进步”的进取感与“想象式”提升的满足感。
（二）囤积“有趣”：青年群体的数字体验主义实践
德国学者舒尔茨（Gerhard Schulze）提出过“体验社会”（Die Erlebnis gesellschaft，又译“经验社会”）的概念（Schulze，1992：578-589）。长久以来，“有趣”是一种将品位和等级合法化的意识形态表述，“发达资本主义现在需要的，不是延迟的喜悦而是对需要的当下的满足，是‘多姿多彩的’而不是庄重严肃的生活方式”（霍尔，杰斐逊，2002/2015：154）。现代消费文化把生活方式变成了对自己个性的展示以及对生活样式的感知，“他们都意识到生命只有一次，因此必须努力去享受、体验并加以表达”（费瑟斯通，1990/2000：126）。在此基础上，朱丽丽和李慕琰（2017）认为：社交网络时代催生出一种以“有趣”为核心的数字体验主义（digital experientialism）生活风格，带有鲜明的代际文化色彩与数字空间趣味，成为社交网络世界中统治性的生活风格。
在本研究中，青年群体囤积的数字材料表明，“有趣”不仅是青年群体在社交平台中期望展现的理想生活方式，而且影响着他们对数字内容的消费偏好，即数字内容是否能够丰富观看者的生命体验，使其获得审美快感和情感愉悦。具体来说，有趣的数字内容表现为主题内容和表现方式上的新奇、变化和差异，例如使用幽默的语言和修辞，表达独特的观点或创意，分享突破常规、别开生面的体验和经历等。
我有一个收藏夹叫“哈哈哈”，收藏了各种搞笑剧情的萌娃和萌宠视频，心情低落的时候图一乐。（F6）
我喜欢收藏古怪问题讨论帖，比如什么“辅导员制度是不是我国特色”“如何在小组作业中优雅地摆烂”，大多数内容是偏戏谑的，也有一些内容给我打开了“还能这么想、这样做”的思路。（F8）
社会需求形塑着媒介文化，人们的一般社会接触需求，或与同侪交往的特殊需求形塑着特色形式的媒介生产或消费（库尔德利，2012/2014：178）。如果把媒介看成一个广阔的、与我们的社会需求动态契合的实践领域，那么青年群体囤积“有趣”的媒介实践就是他们情感的需求、表达的需求、交往的需求在数字空间中交叉叠加的结果。Ngai（2008）提出“有趣”是一种现代性的审美范畴，是面对新奇和变化的内容作出的反应，其中糅合着主体的直觉判断、审美快感与情感愉悦。从青年囤积“有趣”的数字实践出发，“收藏”首先是他们肯定数字内容匹配中产阶级青年品味的一种表达方式，其次是他们通过消费特定趣味的文化商品积累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的一种储备行为，最后是他们借助数字材料在虚拟空间中体验一切选择、做一切事情、看一切东西（古德尔，戈比，1988/1999：240）的一种代偿机制。
（三）“码住吃灰”：青年群体的躺平式进取
获取信息仅仅是数字用户的一种即时行动，而与其关联的长期性的延续态度耐人寻味。大多数囤积者选择“码住吃灰”，让这些耗尽心力收集来的数字内容躺在收藏夹中落灰。受访者表示调用步骤复杂、资料繁多杂乱，以及记忆模糊导致了数字内容的低利用率。
当你看到170多条笔记，就不想找了。收藏点多了，它会颠覆在另外一套信息里面。虽然存下来的信息海洋已经是缩小了一圈的了，但它还是个海洋。（F1）
翻收藏夹要经历一二三步骤，但存只需要点一下星星。如果你要找收藏夹，你要点“我的”，点开“我的收藏”，再从上往下翻找。（F1）
即使微信收藏夹有分类功能：链接、文件、图片，但这么分我也找不着，因为我根本不记得它的文件类型是什么。（F5）
平台设置的便利存储与复杂调取之间的差异可以作为“码住吃灰”现象的一种解释，但究其根源其实是囤积者对自己所持有数字内容价值的认知变化。整体而言，受访者倾向于将他们的数字仓库形容成“看似有价值，其实更多的是鸡肋”（F8）。他们表示由于囤积的内容大多是“科普入门类的可再生速食”（F2）和临时应对任务的操作手册，所以刷到并下意识收藏的那一刻往往就是“数字内容价值感最高的时候”（F1），旨在自我优化的信息猎取行为在完成的那一刻也同步宣告了信息价值的消解与完结。
实际上，主体走入囤积的动机是意识到“未来的我需要”（F2），希望借助“码”来延伸自我可能性，做出一种优化自我的进取姿态，而“吃灰”则是客观条件限制和主观意识抵触下自然而然的无为姿态。“码住吃灰”反映出青年群体追求与逃避交织的矛盾心态：既想要在竞争中取胜，又逃避实际的努力和碰壁的可能；虽然习惯于绩效导向的、标准化的竞争规则，但排斥自己沦为竞争体系中被异化的数据点（datapoints）。于是主体往往在数字囤积中获得走马观花的心安，在“码住吃灰”的状态中达到一种自我实现的热忱与点到即止的怠惰之间的平衡——我想要目标，但不想要达到它的方法，我接受欲望和目标之间的差距（蓝江，2022）。这也促使我们深入思考数字囤积实践背后更为复杂的心理动因与更为宏观的社会情感结构之间的关系。
五
绩效焦虑与情感流通：
数字囤积勾连的心理动机
前文对青年群体数字囤积的内容及行为进行了分析。那么，青年群体不断获取数字内容的心理根源是什么，社交平台在数字囤积行为的固化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一）功绩社会中的绩效焦虑
Husen（1985）指出现代工业社会的学校教育正逐渐变得文凭、证书导向和精英化，对个体潜能和评价的表现越来越多地围绕着成绩、考试分数和学位等量化的数据展开。今天，这种绩效导向的评价制度全面扩散，以统计数字表现出来的各种绩效指标填满了个体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也正是“加速社会”（acceleration society）的新形式（罗萨，2013/2018：80），主体的存在沦为巨大的功绩社会装置下的西西弗斯式的生命（蓝江，2022）。从以上概念视角出发，青年群体的数字囤积行为可以看作是一场不断自我增殖以适应绩效竞争的“数字军备赛”。
1.崇尚进取：数字空间中的绩效信仰
鲍曼认为工作伦理（workethic）作为一条普世戒律的重要前提在于人们认同“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可耻的”（鲍曼，1998/2021：15）。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有效地利用时间”已经成为精神信条。如果不在娱乐休闲中加入积累有用内容的数字劳动，那么主体很可能产生一种浪费时间、败坏人生的心理压力。“存下来有用的东西，我感觉起码这一天我不是在虚度当中度过的。”（F10）他们通过在社交平台中捡拾有用功呈现出有效利用时间的进取姿态，以匹配功绩社会里“每个人都有义务自发地行动以成就自身（韩炳哲，2016/2019：16）”的主流规范。“我认为玩手机也是有好的玩手机跟坏的玩手机，虽然一直在刷手机但我也在做有用的事情，收藏有用的信息就是有用的事情。”（F7）
过度的“能够”导向的自我优化、自我成就是一种更精明的剥削方式，形成一种强迫个体不断扩张、提升、充实自我的“强制结构”，将个体全部的生命价值简化为争取效率和功绩最大化的无尽进程，最终把主体转化为一部自我封闭的效能机器（韩炳哲，2016/2019：40）。观照现实，今天的社交媒体在几乎所有的生活领域盛产有关成功的描绘（Devos，Schreurs，Eggermont & Vandenbosch，2023）。“干货”博主孜孜不倦地产出各种教程、技巧、资讯，鼓动用户将自身看作多个可选世界中的建设项目（韩炳哲，2015/2019：65），不断地传播具有无量功绩和无限优化的新福音（韩炳哲，2014/2019：40）。平台则通过个性化推送将主体卷入与他者进行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的情境，使其不断与社会轨迹（social trajectory）相似又相对优越的参照对象进行比较，以信息差制造恐惧，以注意力攫取利润，诱导主体通过占有他人生命经验的方式来交换绩效人生中的潜在机会。
我收藏过一个心动的offer里嘉宾的访谈视频，他也才二十多，我觉得他很厉害，我也想学习模仿，看看有没有哪方面我可以跟他一样的。（F8）
我对平台给我呈现的信息感到不安，大家太厉害了，什么都会，感觉刷到每个人都比我厉害，我有被“卷”到。（F6）
数字囤积者送出的每一次点赞、收藏都使其成为功绩社会网络圆形监狱的积极建设者（韩炳哲，2011/2019：147）。量化的内容反馈一方面转化为对内容生产者的鼓励；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浏览者的压力，强化了数据催逼个体的力量。在内容生产者、平台、算法机制、平台等各方的参与中，社交平台为绩效主义文化搭建了绝佳舞台，致使平台用户的休闲时间也被一种“尽你所能”的训示萦绕，崇尚进取的数字精神政治直接影响了人们下意识的社会行为（韩炳哲，2015/2019：110-111），数码的时代与绩效的时代（韩炳哲，2015/2019：48）融为一体。
2.恐惧淘汰：社会现实中的绩效内卷
青年群体之所以在数字空间中投入自我优化的囤积实践，除了社交媒体为绩效社会的精神政治提供了程序设计和系统控制之外，社会现实中的绩效内卷也形塑着个体对“躺平”负面后果的想象。当下的社会竞争情境常以绩效指标作为判别依据，诱导个体无止境地追求绩效提升和成就累积。高校通过评价等级、绩点与志愿时长等统计数字来考核和评价学生；企业则以OKR、KPI、360环评等绩效考核制度迫使员工成为永恒优化、自我剥削的绩效主体。在绩优专政（the tyranny of merit）席卷教育系统与职业市场的背景下，青年需要识别出不同场域（field）运行的评价指标，与“卷绩效”的系统需求进行协调和兼容，让自己作为优绩主体获得标识与进阶，抑或至少避免被淘汰的后果。
没有哪个学校和老师会教你怎么卷，但大家都天然认可拿各种奖学金和荣誉称号的学生优秀，也都更愿意要优秀的学生……而它（社交平台）比我更了解我该怎么在竞争中胜出……它比我了解社会。（F7）
我看招聘信息，发现他们对一些技能还是比较看重的，比如数据分析、英语能力、计算机水平、成绩、之前的工作产出等等，我希望多少能学到一点，提高一点，跟上社会对你的要求。（F8）
当广泛的、细化的绩效指标成为代表个体价值、评估个体潜能的直观数据，青年人不得不投入许多以绩效为目的的“有用”之中，社交媒体中丰富的“套路”恰恰对应了他们不断自我扩张（self-expansion）、优化升级的需求，成为竞争情境中帮助个体展示能力的有利凭证。项飙认为，中国语境下的内卷源于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竞争成为了整个社会的基本组织方式，这种竞争方式决定了社会资源的分配，也成为每个个体生活的导向（话媒书会，2021）。为了从中胜出，主体不得不主动“自我剥削”和“自我压榨”，通过不断提升效能保持在“复杂而精细的内卷流程”中“不倒下”（令小雄，李春丽，2022）。另一方面，不确定的竞争情境也意味着无穷尽的假想敌，错失恐惧与竞争压力相互转化，主体因而尽可能地存取和占有以避免“同伴做得比自己好、知道或拥有的比自己多（Przybylski，Murayama，DeHaan & Gladwell，2013）”的结果。
对于当下的青年来说，社会的整合形式从许诺成功变成了避免淘汰，想要在收缩的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中维持现状或者实现阶层跃升，就要顺应绩效逻辑。每个人都期望通过竞争从有限的社会资源中获得一份确定性的配额，因而每个人都受制于一种模糊而强有力的被淘汰的恐惧。这种恐惧心理被功绩社会“能够”的语辞巧妙地转化为个体能动的选择。将社会现实与数字空间勾连来看青年群体的数字囤积，其本质是一种处在单一评价模式中时刻准备卷入竞争的自我筹划行为。
（二）共情与传情：获取情感流通的能量
人类的情感是一种复杂机制，数字囤积也具备积极的主体性的一面。随着数字媒介成为支撑现代社会信息传播和人际交往的基础设施，用户理所当然地将媒体视为了一种可以提供情感体验并获取愉悦感和享乐感的工具（程思琪，喻国明，2020），而数字内容也越来越成为情感沟通的数字载体（温旭，2022），经由数字内容的传播，人们可以自然地参与到情感流通（袁光锋，2022）的过程中。
1.共情：动员与命名
Scheer（2012）提出了情感实践（emotional practice）的概念，强调情感不仅是实践的结果，情感自身——作为一种体验和表达的行为——即可以被视为对世界的实践性的参与，它被分为动员（mobilizing）、命名（naming）、交流（communicating）和管理（regulating）四种互相重叠的类型。其中，动员强调达到某种情感状态，例如我们通过寻找特定的空间、音乐、纪念品等追求一种想要的心灵感觉；命名是指通过命名一种情感，我们“建立在先天和后天程序上的习惯性身体激活与社会生成的脚本深深地纠缠在一起”，情感体验得以诠释。
从以上概念视角出发，青年群体囤积“有趣”的数字内容首先是通过寻找特定的内容动员一种想要的心灵感觉、达到某种情感状态的情感实践。就“有趣”的数字内容而言，无论它们是表现为幽默的语言修辞、见解独到的观点，还是突破常规的呈现方式、别开生面的经历，这类数字内容都具有动员（mobilizing）主体达到某种情感状态的潜能。例如“萌”态事物具有“治愈”的心理疗效；独到的见解提供获取新知的满足感、疑惑解除的舒畅感；丰富多彩的探店、旅行攻略带来许多关于“未来可能会发生”的美好希望。
我本身喜欢孩子，业余喜欢爬山。我在小红书上收藏小宝宝打呼噜的视频，看得我觉得心都化了，爬山的那种是很惊险的航拍视角，看着很刺激。（M4）
我收藏很多探店博主、旅行博主写的城市里的苍蝇馆子、打卡地标、小众景点……总之就是别人教我到一个地方怎么玩的帖子，存下来就觉得生活还是有奔头的。（F7）
其次，当受访人用“有趣”来概括数字内容的特点时，他们正是在通过命名（naming）组织和表达这种“意外的愉悦感”带来的情感体验，并引导他人在咀嚼内容的过程中探索“有趣的到底是什么”。青年通过有意的囤积和传播“有趣”来无限地加强并确认彼此的审美趣味与情感状态，共享一份来自内容发布者的情感抚慰和精神共鸣，使他们在心灵上和情绪上跟别人结合在一起（吴飞，2015）。从根本上，囤积“有趣”的数字内容是一种借助数字内容暂时突破自身时间、精力的有限以及消极、低沉、迷茫的心理状态，化身为数字空间中的漫游者见识他人的体验、经历与思想，感受他人的情感、欲望、意图以及痛苦（Qian，2017：14）的方式。
2.传情：唤醒与支持
在对数字内容的消费中，青年群体首先基于个体所获得的情感体验自发地将动员“有趣”感受的数字内容汇集起来，建立起一个方便自身调用积极情感能量的情感资源库，继而通过分享资源库中的数字内容以及表露自身“有趣”的情感体验进行“传情”，经由数字内容产生互动的双方完成情感聚焦与情感连带，完成双方情感能量的储能（柯林斯，2005/2016：216）。同时，这种依托于数字内容的“情感表达的实践”也有助于巩固双方通过情感表达形成的社会关系（袁光锋，2023：51），继续为其中的个体提供摄取关系中情感资源的机会。“我有一个收藏夹叫‘收藏即去过吃过买过’，是各种种草的地方、美食还有礼物，看到特别喜欢的会分享给亲近的朋友说‘冲冲冲’，然后可能就开始一起开开心心找攻略、做功课了。”（F10）
由于有趣的数字内容可以巧妙、恰当地在整体文化资本相近的青年群体中“传情”，因而可以增强互动双方情感的亲近，在情感表达的实践中凝聚出一种共享的亲密感。现代社会中存在一种“亲密性的意识形态”，即人们普遍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是一种好事，普遍期望从自己和他人的亲密体验和温暖体验中发展出个体的人格（桑内特，2003/2014：359）。随着社会原子化的倾向日益突出，真诚、温暖和希望等积极的情感体验成为个体在互动和交往中追求的目标，对“有趣”数字内容的囤积，也折射出青年群体对亲密性意识形态的追求。从根本上说，新的技术重塑了我们情感生活的风景，囤积“有趣”是社交媒体嵌入个体生活的技术背景下，青年群体有意为之的一种情感实践。
六
结论与讨论：数字囤积者的
消极绩效主义实践
在数字囤积的案例中，我们看到青年人的愿望与情感、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都深度嵌合于平台实践。作为数字原住民，青年人无疑陷入了深度媒介化的生活。“它比我更懂得我该怎么竞争（F7）”，受访者对平台的依赖与笃信之语发人深省。我们希望进一步探究个体在数字化现状中的困境与出路。正如前人所言，数字囤积更应被理解为“心理和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机器和人一样，对这个问题负有责任”（Schüll，2017）。当整体的技术基础设施座驾（Ge-stell）了我们的生活时，个体的能动性实践无疑连接了更隐蔽的平台技术诱导、更宏大的社会结构困境与更深层的时代情感结构。Tchividjian（2013：8）认为绩效主义是一种将我们的身份和价值直接等同于我们的表现和成就的心态。本研究个案中青年群体在社交平台中不断重复着“获取数字内容——低利用率状态存续累积——陷入数字杂乱——继续获取”的数字囤积循环，与传统的功绩主义取向既有所叠加也有所不同，更宜被看作数字生活实践中一种具备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绩效主义行为。因此，我们尝试性地提出“消极绩效主义”（negative-performancism）的概念，来阐释当代青年群体的数字囤积现象的复杂社会心理。
（一）自我剥削与他者剥削的叠加效应
首先，消极绩效主义指向的心理驱动是一种自我剥削（auto-exploitation）与他者剥削（allo-exploitation）的叠加效应。从功绩社会的概念视角来看，青年群体在数字空间中不断获取有用数字内容的行为倾向映射出绩效主体潜意识的自我优化信念。数字囤积顺应了功绩社会绩效至上的统治技术，“让个体从自身出发，自己去影响自己”（韩炳哲，2014/2019：34）。在此，剥削不再是以异化的方式进行，而是变成了自由和自我实现（韩炳哲，2016/2019：91）。然而，当代青年群体不断占有有用功的数字实践最终并不指向自我优化，而是通过成为更好的自己获得外在组织的奖赏（体现在获得工作机会、在竞争中胜出等）。也就是说，囤积者从数字资源中学习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外部奖励而非内在动机。数字囤积者是绩效主体的同时仍然是规训主体，囤积有用功是对日益被技术强化的绩效内卷式社会竞争的适应性行为，所谓“自我剥削”，只是“他者剥削”在信息化时代加强的结果和产物（孙亮洁，刘明明，2020）。这就形成了一种自我剥削与他者剥削的叠加效应，这正是消极绩效主义的发生机理。
（二）进取式躺平：矛盾的情感与行为实践
其次，消极绩效主义指向的数字囤积可以看成是功绩主义精神政治阴影下的一种摇摆的“进取式躺平”实践，反映出青年群体情感与行为中的内在矛盾悖反。数字囤积者在广泛获取数字内容后却几乎不加利用，导致数字内容在存储空间中以低利用率和无组织性的“吃灰”状态囤积，映照出青年群体对绩效逻辑的隐秘的抵抗与排斥，反映了青年群体形式上进取、内核中躺平的特殊心理。我们发现，主体的绩效意愿与绩效实践之间常常处于撕裂状态——他们以囤代做，以积极存取的准备姿态粉饰使用数字内容实际行动的缺失，同时强调不作为的消极自由。这种“进取式躺平”的实践方式是主流功绩精神不断侵入个体思想、催逼个体实践时产生的形式遵从和延迟努力的行为习惯，意在达到一种“进退有余”的平衡。从根本上来说，数字囤积是青年群体的一种矛盾性的数字实践，在行动上摇摆在遵从与反抗之间，在情感上摇摆在消极焦虑与积极情感之间。数字囤积也可视为是一种变形的柔性反抗，既是功绩主义精神政治的产物，也体现出一种内在割裂的应对策略。
（三）悬浮心态：数字实践与现实脱轨的风险
再次，消极绩效主义指向下的数字囤积现象提示我们警醒数字时代共享的一种“悬浮”（suspension）心态。项飙曾用蜂鸟振翅来阐释悬浮的含义：它们努力在空中保持自己的形象，在空中挣扎却无所往，也无法着陆（话媒书会，2021）。项飙认为“悬浮”是当下中国社会普遍共享的心态：一切发生在当下的事情，都只是为了未来某个目标实现的手段，因而当下处于悬空的状态。不可否认，囤积数字内容对现实学习和生活需要确实有所帮助，不少受访者分享了将数字信息收藏留存以备调用的经验。但如前所述，这项研究个案中绝大多数研究对象从数字囤积到数字使用实践常处于阻滞状态，主体往往沦为虚空中不断振翅却难以“落地”的数字“蜂鸟”。必须指出，数字实践不能替代现实参与，中介化的数字内容也不等于主体真正内化的经验。数字囤积只是表层的数字劳动，并不能解决囤积者的现实绩效困境，也不能必然地指向真实的生命体验和持久稳定的情感能量，甚至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放大数字实践与现实脱轨的风险。此处的脱轨是指数字内容所提供的繁多选项可能抑制主体真正利用它们亲身实践的意向。数字囤积尽管提供了一种表层绩效主义实践的安慰，但往往也在无形之中诱导着主体实践惰性的滋长。在这层意义上，如何促进数字囤积与实践行动的连接与转化，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研究中的消极绩效主义的概念指向的是本土语境下青年群体在社交平台中不断获取和占有数字信息资源的能动性实践。西方学界既有研究中所关注的因工作需求、个人信息备份和记录生活造成的数字囤积现象，更多与现代职业特性嵌入数字媒体环境的背景相关联，不属于本文探讨范畴。在这个“有趣”的研究个案之外，数字囤积者如何以一种消极绩效主义的数字实践应对、粉饰当下社会中的结构主义困境，是我们在这个研究个案之外需要持续深思的方向，也值得学术界持续跟进观察与研究。
本文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6期。
本期执编/赵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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