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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零开始写故事:

非虚构写作的11堂必修课

叶伟民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本“教练式”的非虚构写作指南,它庖丁解牛般将写作技巧“大卸八块”,横向涵盖选题、采访、材料整理、情节、结构、人物、文笔、风格,纵向囊括开头、中段、结尾、修改、练笔。哪怕是零基础的写作者,也能从这里开启精彩的创作之旅,写出属于自己的故事。书中汇集了叶伟民老师“故事写作营”系列课程的精华内容,是一本全方位、多角度的写作工具书。

火车司机、下岗工人、会计师、心理医生、程序员、游戏设计师、网文作者、全职妈妈、企业家……在本书中,你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还会遇见更好的自己。地球在变小,个体在变大,再细微的声音也能被听见,再平凡的个体也渴望去表达。拿起笔吧,一起迎接故事的诞生!

结尾的类型

虚构写作的结尾难,因为要填前面的坑和收四散的梗,还要有共鸣,这很考验脑洞;非虚构写作的结尾也难,因为要真实,只能从现有材料中提炼延伸,赋予深刻乃至诗意之美,这需要敏锐的洞察和感知。

故事的结尾无非有三:正向,负向,开放式。

01

正向结尾

正向结尾很常见,得偿所愿,典型如大团圆。人物(物件或事件)历尽风波,最终实现了某种愿望、回归或救赎。我的特稿《伊力亚的归途》用的就是正向结尾:

一个晴朗的黄昏,怀着巨大的忐忑和不安,伊力亚向阿尼帕交代了过去。他低着头,像等待审判的罪犯。一段令人窒息的沉 默过后,阿尼帕叫伊力亚望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世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胡达会原谅你的,我也会原谅你的。”

看病归来的阿尔孜古丽,则在同一个傍晚看见两个轮滑少年在广场上划着华丽的弧线,她认出了伊力亚。“这是我见过他最快乐的时刻。”

02

负向结尾

有聚必有散,有喜必有悲,有正向结尾也必有负向结尾。后者即人物(物件或事件)虽竭尽全力但仍事与愿违,典型如悲剧。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特稿《永不抵达的列车》,记录了2011年 “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两列高铁相撞,带走40条生命,大学生朱平就是其中之一。在该文结尾,作者赵涵漠写下朱平在人间的最后一丝努力:

23日晚上,22时左右,朱平家的电话铃声曾经响起。朱妈妈连忙从厨房跑去接电话,来电显示是朱平的手机。“你到了?” 母亲兴奋地问。

电话里没有听到女儿的回答,听筒里只传来一点极其轻微的声响。这个以为马上就能见到女儿的母亲以为,那只是手机信号出了问题。

似乎不会再有别的可能了——那是在那辆永不能抵达的列车上,重伤的朱平用尽力气留给等待她的母亲的最后一点讯息。

03

开放式结尾

正向和负向结尾给人明确的结果和情绪,但有些故事更为绵长,历数十年仍在产生影响,或者故事虽结束,人生的 “余震”却才刚开始,又或者作者想留有回响和余韵,那还有第三种选择——开放式结尾。

开放式结尾不算真正的结局,而是将结局交由读者去理解,催生更大的想象和讨论空间,从而更具未知的乐趣和遐思的美感。就像生活,答案未必在当下,而潜藏在时间的漫流里,而未来,就像 “开盲盒”那样吊诡无常。因此,开放式结尾既是写作技巧,也是叙事态度,更是生活哲学。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悲鸣》,真实还原了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事件。这是人类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320万人受到超量辐射,17万人在事故后十年内死亡。时至今日,切尔诺贝利方圆30公里仍是 “鬼城”,动物变异,阴森诡异。而幸存者,则终身活在痛苦、恐惧和愤怒中。

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了他们,以独白的形式呈现其故事。书的末尾留给了一位叫瓦莲京娜·季莫费娜·帕纳谢维奇的女性。她是辐射清理人的妻子,儿子患了精神疾病。在事关 “等待”的喃喃自语中,她的故事结束了,但读者的细思才刚刚开始:

我希望能把房子卖掉,搬到诺文奇附近,那里有精神病院。他就在那里,按医生吩咐住在那里。医生说,如果要活下去,他一定要住院。我会在周末去看望他,他会对我说:“米沙爸爸在哪里?他会来吗?”还有谁会问我这种问题呢?他还在等爸爸。

我会跟他一起等。我会轻声说着我的切尔诺贝利祷言。你知道吗,他是用小孩的眼光在看这个世界。

04

两类变种

在虚构文学里,除了以上三类结局,还有两类变种:一种是人物表面 “胜利”,实则 “失败”(付出更大的代价);另一种反过来,人物表面 “失败”,实则 “胜利”(赢得或唤醒更宝贵的东西)。

非虚构写作同样可以借鉴这些变化,拉大某些真实故事的现实背景和历史跨度,从更高的视角俯瞰考量,会发现祸福相倚:有人惨胜如败,有人虽败犹荣。用好两者间的对照、转化和暗示,能让结尾更显吊诡,更具思辨。

《恩里克的旅程》,其结尾就是第一种变种:

《恩里克的旅程》

“我也要去!我要去送妈妈。”她告诉罗莎·阿马利娅。罗莎·阿马利娅也于心不忍了。

贾丝明跑到汽车面前,爬上车。玛丽亚·伊萨贝尔拿起背包。背包里装着一套换洗衣服和一张女儿的照片。贝尔姬和男朋友也爬上车。

到了汽车总站后,罗莎·阿马利娅不让贾丝明下车,说只有旅客可以进候车室。玛丽亚·伊萨贝尔如释重负,告诉自己说,这样也好,贾丝明不会真的明白是怎么回事。

玛丽亚·伊萨贝尔没有和女儿说再见,也没有拥抱女儿。她径直下车,快步走向汽车站。她没有回头看,没有告诉女儿自己要去美国。

罗莎·阿马利娅把贾丝明抱到汽车引擎盖上。汽车开出总站的时候,她让小女孩说再见。贾丝明挥舞双手,大声喊道:“妈咪,再见!妈咪,再见!”

八次偷渡、穿越生死,恩里克终于和母亲团聚。身为儿子,他无疑胜利了,但也正在失去更珍贵的东西——他要当父亲了,女伴玛丽亚也将离开村庄,偷渡求存。

这意味着,他们的女儿贾丝明又将重蹈父辈的不幸,甚至更糟糕。她一出生便像 “孤儿”,待成长到某天,可能又像当年的父亲那样,只身走进死亡丛林……悲剧没有终结,只是陷入更深的循环。

如果说恩里克的结局是 “胜利为表,失败为里”,那第二类变种则恰恰相反—— “失败为表,胜利为里”。著名如 “中国奥运第一人” 刘长春,1932年赴美参加洛杉矶奥运会,这次历史亮相并不理想,所有项目均无缘决赛。但他此行的意义,首不在领奖台,而在唤醒国人,点燃火种。他输了比赛,却赢得了比奖牌宝贵万分的东西。

2008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刘长春的纪录片《悲壮的荣光1932》。其结尾,就是以辩证的眼光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重读那段历史,重读那个意义非凡的 “失败”。

刘长春去世一年零四个月后,中国派出了由二百二十五名运动员组成的奥运代表队,再次来到洛杉矶。当五星红旗在当年刘长春黯然离开的体育场上空飘扬的时候,世界仿佛听到了一个古老民族奋力追赶的咚咚的脚步声。

1984年7月29日,在第二十三届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以566环的成绩夺得了男子自选手枪六十发慢射冠军。这是中国在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

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巧合,52年前,同样是洛杉矶,同样是7月29日,一个孤独的奥运选手代表中国第一次站在了奥林匹克的五环旗下。这个一辈子都想在奥运会上看到升自己国家的国旗,奏自己国家的国歌的运动员,最终还是仅差一年零四个月,没能看到那个让所有中国人都为之动容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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