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先生曾经指出：“中国文明之所以独具特色、丰富多彩、连绵不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在数千年来始终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都与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文明的多源性有密切关系。同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的发展模式不同，多源、一统的格局铸就了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生命力。”红山文明在辽西地区的崛起，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实证。红山文化历时1500余年，分为早、中、晚三期，每一期中又可分出早、晚两段。
赤峰红山远景（西—东）
早期阶段：距今6500～6000年左右，代表红山文化的孕育和形成期。遗址数量偏少，早期早段的文化面貌更多地体现出对本地区文化传统的延续；早期晚段，吸纳中原地区文化因素，彩陶开始出现，文化面貌发生变化，红山文化在辽西地区正式形成。
中期阶段：距今6000～5500年左右，代表红山文化全面发展阶段，开创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繁荣期。遗址数量增多，分布密集，人口迅猛增长，出现大型中心性聚落、中型次中心聚落、普通小型聚落，组群分布特点显著。社会组织结构发生变化，同一聚落内部出现不同等级的社区，社会分层加剧。手工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生产技术提高，陶器的种类和数量增多，彩陶纹样日渐丰富，出现了成组分布的陶窑址。石器的加工和制作技术水平明显提高，以石耜为主的掘土工具的改进，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双孔石刀作为主要的谷物收割工具开始大量出现，从而完善了辽西地区农业生产过程中用于谷物种植、收割和加工的配套农具，也由此确立了农业经济在红山文化中期以后的主导地位。同时也应看到，红山文化时期的渔猎经济依旧十分发达，红山文化中期开始流行的三角形平底、凹底石镞，代表了辽西地区细石器加工制作的最高水平。祖先崇拜观念盛行，以小型陶塑人像和人头像居多，女性特征突出。雕琢和使用玉器的传统得以延续，玉雕工艺技术显著提高，造型独特的C形玉龙出现，崇龙礼俗形成。
辽西地区龙文化起源与形成
晚期阶段：距今5500～5000年左右，红山文化的发展进入鼎盛期，社会内部发生重大变革，晚期晚段，红山文明形成。总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聚落出现，聚落内部出现高等级社区，社会分层更加明显，出现特权阶层及一人独尊的王者式人物。牛河梁遗址主体分布范围50平方千米，统一规划，布局有序，建筑宏伟，出现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等标志性建筑。制陶业高度发达，除日用陶器外，还出现了数量可观的专属祭祀用陶器。积石冢内有中心大墓、次中心大墓、边缘墓之分，等级制度确立。玉器成为最主要的随葬品，多为墓主人生前使用，死后用来随葬，成为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和标志物，形成了具有唯一性的玉礼制系统。玉雕工艺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进步，出现了一批造型独特、内涵丰富、具有明确专属功能的器类。祖先崇拜、天地崇拜、以崇龙为主线的动物崇拜成为红山文化先民的共同信仰。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为红山文明注入了新的内涵，也扩大了红山文明的影响力。
C形黄玉龙（翁牛特旗东拐棒沟遗址出土） 玉雕人像（牛河梁遗址出土）
红山文明形成于红山文化晚期晚段，距今5300～5000年，辽西地区率先跨入文明的门槛，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元，对中原地区的古代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山文化与红山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红山文明是在红山文化基础上的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其特点是出色传承、发挥优势、彰显本色；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凝聚精华；引领时代、开拓创新、文明典范。其主要标志：一是以建筑、玉雕、陶塑为代表的高等级技术能力的出现；二是等级制度确立，玉礼制系统形成，特权阶层出现，独尊一人式的王权确立；三是公共信仰和祭祀礼仪系统成熟，以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龙图腾崇拜最具代表性。红山文明所揭示出的社会管理体系是神权和王权的统一。以种植粟、黍为主导的成熟的旱作农业体系和发达的渔猎经济传统助推了红山文明的诞生。内蒙古敖汉旗境内分布有500余处红山文化遗址，是整个红山文化分布区内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见证了红山文化孕育、形成、发展、兴盛和衰落的整个过程，应为红山文化的核心分布区，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经过人工栽培的炭化粟籽粒（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出土
2012年9月5日，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评选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因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价值体系和对人类文明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以种植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系统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兴隆洼文化时期已经形成，至红山文化中、晚期发展成熟，为红山文明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龙文化在辽西地区的起源和发展与旱作农业息息相关。时至今日，内蒙古敖汉旗种植粟、黍的面积接近100万亩，敖汉地区由此成为世界范围内种植和食用小米历史最悠久的地区，是世界范围内小米的独立起源区之一，也是当今中国县（旗）域种植粟、黍面积最大的地区。
敖汉旗优质谷子种植基地
英国剑桥大学马丁•琼斯教授认为：“近十年来，中国的考古工作非常关键，打破了以前欧洲史前小米遗存的考古资料比中国乃至亚洲地区丰富的状况，开拓了小米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研究的新局面。目前，通过实验室培育、同位素研究、考古资料对比的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已经获得了非常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无论在日本还是欧洲，当地的小米都来自中国北部，欧洲的小米均是在兴隆沟出土的炭化小米，并在其所属年代的2000年之后从中国传播过去的。在史前欧洲引入小米种植之前，已经拥有了大籽粒谷物的种植技术，推测欧洲引入小米的动机是因为小米产量具有相对更高的稳定性，同时小米更能适应贫瘠的土地环境来保证种植作物的总产量。现在，小米在世界范围内的种植情况趋于缩减，但敖汉提供了一个先进的范例，敖汉的小米种植在稳步提升，这对全球视野下农作物基因多样性的保护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中国小米传入欧洲的年代始自红山文化中期，该阶段辽西地区旱作农业系统已经发展成熟，在东西方史前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进程中，红山文化先民高超的智慧、丰富的经验、领先的技术均发挥了积极作用，凸显了红山文明的价值和影响。敖汉旗作为红山文化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旱作农业系统在该地区没有中断和消失，至今仍被传承，可视为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生生不息的真实写照。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高级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人眼里的‘中国’实则是‘中华文明’的同义词，包括诸如中国的历史、朝代、儒家思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家族联系和习俗、人际关系、家庭、孝道、祖先崇拜、价值观、独特的哲学体系……简言之，中国之万物孕育于中华之文明。中国人并不像欧洲人那样将国家视为民族国家，而更多看作文明国家。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而一般的民族国家就没有一定的历史积淀。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对中国人而言，过去——遥远的过去而非近现代的过去，与现在是如此息息相关而又意义重大。”上述分析透彻而精辟，现有的考古材料和研究结果表明，红山文明的确与现在是息息相关而又意义重大，除旱作农业系统的出色传承外，玉器的雕琢和使用、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龙图腾崇拜的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由此可见，红山文明的形成，奠定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根基。
本书作者刘国祥（左）与敖汉旗博物馆田彦国馆长（右）一起观摩正在修复中的陶塑人像
本文由田媛、刘能摘编自刘国祥著《红山文化研究》一书之结语。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978-7-03-046522-1
《红山文化研究》一书系统梳理了红山文化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材料，对红山文化发现与研究历程、类型与分期、聚落空间分布特点、布局特征、埋葬习俗、祭祀遗存、经济形态、原始宗教信仰、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与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与等级制度确立、与本地区及相关地区考古学文化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最终确认距今5300～50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晚段，辽西地区进入初级文明社会，红山文明最终形成，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原地区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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