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九年（1859年）的第二次大沽口之战是一个关键的节点。这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唯一一次的胜利，然而，这一胜利并未改变战争的整体走势。
英法联军在重新评估清军实力后，调整了战略部署，加大了投入与准备，导致了战争的全面升级。最终，火烧圆明园的悲剧发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耻辱。
现在，我们从新的角度来分析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看看咸丰皇帝与主持天津海防的僧格林沁之间发生了怎样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影响了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的局势。
1859年咸丰九年的时候，虽然春天已经悄悄地来了，但大沽口却像被一层厚厚的乌云盖住了一样，没有了以前的平静和安宁。海风带着点冷意，不停地拍打着岸边，好像预示着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在远处的海平面上，英法联军的舰队时隐时现，就像一群凶猛的鲨鱼，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游来游去，寻找着最好的进攻机会。它们巨大的船身在阳光下闪着冷光，好像随时都会掀起一场天翻地覆的风暴，把这片有着很多故事和荣耀的古老海岸全部吞掉。
与此同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从1851年就开始爆发了，进行得如火如荼。1858年，太平天国取得了多次重要的军事胜利，比如浦口大捷、三河大捷和芜湖大捷，这些胜利不仅让他们收复了很多失地，还消灭了大量的清军精锐，对大清国的统治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太平天国军队势不可挡，不停地攻占城池，扩大势力范围，这让大清国既有内忧又有外患，局势非常严峻。
更糟糕的是，咸丰皇帝这时候还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早在咸丰三年开征的厘金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压力，但由于战争和灾害的严重影响，清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田赋（地亩税和丁银）大幅下降。这使得国家的财政储备接近枯竭，财政的紧张局势让咸丰皇帝在决策时底气不足。
在紫禁城里，咸丰皇帝坐在龙椅上，看着镇守大沽炮台的僧格林沁主张开战的奏章，眉头紧锁，眼神深邃而凝重。面对强大的英法联军、内部动荡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日益紧张的财政状况，他心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忧虑和不安。
更重要的是，咸丰皇帝知道，在通行的国际法里，谁先动手，谁就被视为挑起战争的一方。尽管英法联军非法进入中国，但是，一旦我方动手，战争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而且，大沽口的地理位置特殊，英法联军一旦登陆，就能迅速逼近京城，这关系到国家的尊严。
在英法联军的军事压力、太平天国的兵戎威胁、财政危机的现实困境以及国际法的约束、地理环境的限制等多重压力下。咸丰皇帝想起了北宋开国政治家赵普宰相在给宋太宗的奏折中说的话：“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也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因此，只有先平定内部的太平天国运动，才能集中力量对抗外部的英法联军。
于是，一道密诏在夜晚的掩护下悄悄地送到了前线，收件人是他的亲信将领——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密诏中，咸丰皇帝既表达了抗击外侮的坚定决心，又透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犹豫和担忧。他嘱咐僧格林沁要审时度势，同时暗示了国际法的限制和财政的困境。咸丰皇帝希望僧格林沁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先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贡献力量。
用白话文来说，就是能不打就不打。就是“可以不打”。这就是咸丰最真实的想法，可是清廷的体制运转与帝王的尊严，又让局势发生变化。本文是《帝王的决策压力》系列文章第一篇，谢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