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24日，总理办公室接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打来的电话。
总行行长对工作人员说，上个星期，他们按照周总理的指示，给宗教事务部拨去了20万元，想确认一下，这批款项到位了没有？
可工作人员一听，大惊失色。
原来，周总理根本就没有下过什么拨款的指示，这莫名其妙的20万元是怎么回事？
大家很快就把这件事情，报告了周总理。
周总理一听也是震惊不已，20万元在60年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周总理很快又把电话打回了银行，让他们详细说说，这笔款究竟是怎么拨出去的，又是如何和总理扯上了关系？
银行的工作人员回忆，那是3月18号下午发生的事情。
当时，一个身穿灰色大衣，瘦高个儿、瘦长脸的男人，神色匆匆地走进了银行，将一个大信封交给了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一瞧，这信封上有国务院的字样，还写着要由行长亲自签收。
所以，就赶紧把文件送到了行长办公室。
当时，收下文件的是行长秘书，他拆开信封一看，里面的内容是：
在请示下面，有周总理的签名和一段批复，内容写的是：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经常会接到来自中央的指示，也见过周总理的签名。
办公室里，一众工作人员看了又看，认为这签名不错。
所以，便决定按流程办事，立刻拨款。
只是好巧不巧，当时，银行里的几位行长、副行长都去开会了，只留下一位王副行长在主持日常事务，而王副行长平时又不大管资金往来的事情。
秘书找到王副行长请示之后，他看了签名和文件内容，同样觉得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便批准了。
而且，因为担心耽误大事，王副行长还催促秘书们赶快去办。
所以没多久，人民银行总行便把电话打到了北京的分行，让他们立刻准备好20万元的现金，火速送到那位叫赵全一的同志手上。
当然，即便把所有的分行都动员起来，在那个年代，想凑齐20万现金，还要捆扎整齐，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等全部准备好的时候，已经接近晚上七点了。
银行方面连忙让朱科长带着几个可靠的员工，把这些现金运到了民族饭店。
而那所谓的赵全一，已经在饭店里等着他们。
朱科长回忆，当时天色晚，他们只顾着赶紧把事情办好，也没有在意赵全一的相貌。
只记得他穿了一身黑，整个人神神秘秘的。
等他们来到饭店的时候，时钟已经指到七点。
朱科长当时还诚惶诚恐的问赵全一，有没有误事？
赵全一笑着摇了摇头，夸他们办事很准时，说着还从兜里又掏出几份文件。
朱科长接过来一看，这是一份出自总理办公室的介绍信，上面写着：“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二十万元整。”
看到介绍信，朱科长觉得万无一失了。
所以，让赵全一打了收条之后，几个人便如释重负的回到了银行。
又过了几天，总行的行长终于开完会，从外地回京。
银行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向行长报告了这20万元的大笔资金流动。
行长乍一听，也完全没听出来有什么不对，毕竟各种文件流程都很齐全。
他唯一担心的是资金数目过大，还没有入账，所以才决定打电话到总理办公室问一问。
谁知这一问，问出一件大事。
那一系列的文件介绍信包括上面的签名，根本就不是出自总理之手。
那么，赵全一是谁，那个来银行要求他们拨款20万的瘦削男子又是谁呢？
电话另一头，周总理怒不可遏。
他让银行立刻把当时拿到的文件等物证，都送到自己这里来，再次确认。
东西很快就送来了，周总理看着文件上所谓的签名，眉头紧皱。
的确，这上面的字迹完完全全模仿了周总理，就算是总理办公室这些与总理最熟悉的工作人员，一时都有些真假难辨。
但是，假的变不成真的，很显然，银行卷入了一起惊天诈骗案。
大家震惊之余，还有些想不通，谁那么大胆子，拿着总理的签名，去找人民银行诈骗，这个诈骗犯到底在想什么呢？
现在当务之急，是把丢失的20万元巨款赶紧追回来。
事关重大，周总理亲自给公安部打了电话，要求他们限期破案，务必要将嫌疑人绳之以法。
公安部感到压力巨大。
这个嫌疑人，凭借一己之力就完成了这样一桩精密的诈骗案，可见这个人非常狡猾。
而且，他从头到尾使用的是假身份，银行工作人员也只不过能回忆起对方的形貌特征，其他有用的信息都提供不了。
就连这外部特征，说不定也有伪造的成分。
北京城那么大，要如何在百万人口之中，寻找到一个不起眼的诈骗犯呢？
当时负责追查这个案子的，是公安部的副部长杨奇清。
面对着无头苍蝇一样的案子，杨奇清认为，突破口还是在那几份文件和介绍信上。
杨奇清把这些文件交给了检验组，而经过检验人员的查证，这些文件上的笔迹是出自一人之手。
杨奇清
杨奇清心中推测，这个犯人的身份应该不简单，不可能是普通老百姓。
因为，普通老百姓不清楚中央办事的流程，但这个犯人从头到尾都表现得很从容。
显然，他是清楚国家办事的规章制度的，所以才能够有所准备，制造出这么多强有力的文件，还知道冒充总理写介绍信，把一向专业的银行工作人员，都骗得云里雾里。
而几个小时之后，鉴定人员又告诉了杨奇清一个重大发现，那装文件的信封不是假的。
那就是国务院的信封，只不过这是个旧信封，骗子不知道从什么渠道得到这个旧信封，想办法抹去了旧信封上的笔迹，在里面装进了假的文件，随后二次封口。
至于上面的公章，说起来就更难以置信了，那甚至不是假公章盖上去的，而是用水彩笔硬生生画上去的。
看来，这个骗子的手段确实高。
不过，这个旧信封让杨奇清看到了希望。
国务院用过的信封都是有记录的，而且不同批次的信封，其工艺水准以及内部的纤维含量有所区别。
所以，杨奇清通知了生产信封的工厂，帮助鉴定这究竟是哪个批次的信封。
杨奇清
最后的鉴定结果是，这个信封生产自1959年6月。
随后，杨奇清又希望鉴定专家，能够恢复旧信封上被抹去的字迹。
不过，结果却令人失望。
犯罪分子的手法太过精细，而当时的恢复手段又太过落后，所以，专家们努力了很久，却仍然未能辨认出信封上原有的字迹，这个尝试只能作罢。
杨奇清又想到一个新的突破口，那就是对信封上的墨水进行鉴定。
鉴定的结果是，骗子所使用的是市场上广泛流通的一种墨水。不管是国务院各级办公室，还是民间的诸多办公机构都在频繁使用，所以，通过墨水是很难锁定嫌疑人的。
想出的几个突破口都没能见效，公安部的同志们陷入了极度的郁闷当中。
不过，他们并没放弃。
经过众人群策群力，终于又想到一个突破口，那便是介绍信所用的纸张。
那是专用的公文稿纸，普通的办公场所是不会出现的，大概率还是官方的办公室流出去的。
而当时，为了明确责任，细化工作，各个办公室所使用的公文稿纸，看似相同，其实在颜色和花纹上有着细微的区别。
杨奇清立刻让公安干警出动，对比各个办公室的稿纸，看看究竟是哪个办公室流出来的。
最后发现，这张稿纸出自外贸部。
于是，4月2日，公安部秘密的通知外贸部，让他们调查一下3月18日那天人员的外出情况。
同时，翻出了所有外贸部工作人员的档案，追查可疑的证据。
在一个人的档案中，公安干警发现了“赵全一”这个名字。
而这份档案，属于外贸部一个叫王倬的职工。
原来，1950年的时候，王倬曾经犯过一个重大错误，与他一个同乡伪造路条赚钱。
而他那个同乡当时为了掩人耳目，便化名为赵全一。
后来东窗事发，王倬受到了严重处分。
关于当年他和同乡伪造路条的记录，也就封存在了他的档案里。
那么多年过去，王倬有没有可能故技重施呢？
为防打草惊蛇，公安部先询问了和王倬在同一办公室的几位工作人员。
没想到，几人一听王倬扯进了诈骗案，都是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原来，王倬这段时间一直表现得非常反常，同事们早就怀疑了。
只是，过去大家也不愿把身边的同事和诈骗案联想到一块。
同事们提出了很多，王倬身上的疑点。
最直接的一条是，3月18号那天下午，他请假了，理由是带母亲去医院看病。
不过，后来经公安查证，医院并没有王倬母亲的就诊记录。
还有，诈骗案案发之后，大家曾在办公室讨论过这件事情。
当时，公安部通过银行工作人员的回忆，画出了嫌疑犯的画像。
有同事调侃王倬和嫌疑人画像有几分相似，他却生气了。
最后，王倬平时写的一手好字，但3月18日之后，他却一直很少动笔，要么就是故意写的歪歪扭扭。
问他的时候，他说是因为手臂扭伤了。
不过，回头再想，他或许是为了掩盖自己真正的笔迹。
但这点儿小伎俩，可不足以帮王倬脱罪。
公安机关很快比对了王倬之前的字迹，确认文件上的字，就是出自王倬之手。
很快，王倬被公安干警抓捕归案。
而一被抓，王倬的心理防线就崩溃了，没多久就交代了自己全部的犯罪事实。
王倬犯罪的理由，说白了就是“贪婪”二字。
他过去出身于小资产阶级，一直过着优渥的生活，也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哪怕建国之后，家境一时落魄，也还是比普通人强很多。
同时，他靠着自己不错的学识，一步步混进了外贸部。
然而，这个人心思不正，不满足于外贸部那点死工资，总想着赚快钱，让自己享受享受。
1950年的时候，他便和同乡一起策划诈骗，不过，最后事情败露了。
而到了1960年，随着国家一系列天灾人祸，经济形势越来越差，王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就又想起了诈骗这条路。
而且，这一次小打小闹还满足不了他了，他决定干一票大的。
所以，他借着职务之便，从办公室里偷出来了旧信封和稿纸，还找到了几份周总理签过名的文件，对着那签名模仿了好长一段时间。
模仿其实是王倬的长项，没过几天，他就做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
最后，带着自己造出来的假货，跑到银行去，先是扮作国务院工作人员，骗银行汇款。
随后，又换了一套装束，化名为赵全一，跑到了民族饭店，等着银行把钱送到自己手中。
他可能没想到，就是“赵全一”这个化名，让他露出了狐狸尾巴。
讽刺的是，犯案之后，因为恐惧，这20万王倬一分都没敢花。
公安机关有惊无险地，帮助银行追回了这笔巨款。
1960年7月28日，王倬被判处死刑，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参考资料：
大河网《王倬冒用周总理签字诈骗案始末》
牛犇《王倬反革命诈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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