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汉初，刘敬等人在解决汉匈问题时，强调的是平等的国家关系，没有将匈奴视为应该在汉朝统治下的“蛮夷戎狄”。
然而，贾谊却以“华夷一统”与“华夷尊卑”为理论依据，重新构建了“汉匈关系”，将其视为政策的理论支撑，以增强说服力。
相对于汉初的对匈政策，贾谊的构想在理论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也蕴含更为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他的观点不仅改变了对匈的看法，更体现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国家关系观念。
贾谊作为汉初要求改变对匈和亲，系统提出全新对匈政策的先行者，他的战略布局因其全面性、创新性和可行性而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仅体现在相关建议的实践中，更在后世对匈奴政策的谋划中得到了继承与创新，董仲舒在汉武帝时期就是典型代表。
一、贾谊“三表五饵”策略，空想构想匈奴
正是在这紧张的情势下，西汉名臣贾谊于汉文帝时期提出了自己对匈奴政策的建议——著名的“三表五饵”策略。
年轻的贾谊性格不羁，书香门第出身的他自幼深受儒家教化。然而看着匈奴屡屡侵扰边境，他日渐为边防之事忧心如焚。还是个书生的贾谊，不同于传统儒家的和而不同，而是彰显出敢于直言的清高个性。面对汉廷一味采取的和亲政策，他直言匈奴“贪而无信”，主张采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
事实上，在贾谊活动的汉文帝晚期，汉匈关系有所缓和。汉文帝已经连续迎娶两位匈奴公主为皇后。经过这些年的婚姻往来和杂居生活，贾谊认为汉匈两族之间一定可以通过文化感化而达到“化夷为华”的效果。所以他设计出的“三表五饵”策略，就是想打造一个吸引匈奴人前来定居的环境，循序渐进地汉化匈奴。
所谓“三表”就是汉朝主动表示以“诚信待人”的善意，而“五饵”则是鼓励匈奴人自发地前来汉地经商定居的利益诱因。贾谊认为，只要汉朝表现出真诚待人的态度，加之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匈奴人自然会被汉朝的文化价值所同化。
这种构想匈奴的成分，源自夷夏观和大一统思想。他不仅将匈奴视为“蛮夷”，而且重新构建了一个汉匈等级关系，意在让匈奴臣服于大汉。在政策价值取向上，他明显比刘敬等初期汉使更进一步。
但是，当时汉文帝问计于朝臣，众口咸说贾谊策略过于理想化。以当时的实际情况，表现真诚容易，但匈奴屡屡背约，很难确定效果;吸引匈奴人大规模迁移也面临诸多现实困难。所以，最终汉文帝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这也印证了贾谊策略的空想色彩。
二、董仲舒变法， 对匈政策难以执行
在西汉中期，著名儒生董仲舒也就匈奴问题提出了新的应对策略。董仲舒生性内敛，但是他极为关心时政。在与汉武帝的交往中，他反复思索匈奴问题，认为匈奴的骚扰与汉朝的边防不利密不可分。正是看到贾谊的“三表五饵”尚难奏效，他决定提出自己的策略。
董仲舒的建议是:汉朝应当加大对匈奴的财物输送以利其生活;与匈奴单于进行天命共盟，约定互不侵扰;并要求匈奴交出太子为人质以示诚意。他认为，物质利益加上天道约束，匈奴自然会屈服。这一策略可以看做是对贾谊“三表五饵”的变通，希望在汉匈和平的基础上施加更多约束约束匈奴的行为。
但是，董仲舒的这一策略与贾谊一样，在当时也难以执行。其时汉武帝正积极准备大举出击匈奴以报复其入寇边境，在此背景下想要与匈奴结盟约定实属不切实际。况且，匈奴仍然十分强大，也根本不会考虑派太子入汉充当人质。简而言之，董仲舒的策略过于理想主义，脱离了那个时代的现实需要。
事实上，直到汉宣帝时期，经过汉武帝数十年用兵打击削弱，呼韩邪单于才率先师佐百姓南归附汉，这才初步实现了董仲舒当年无法达成的政策目标。
三、武力为上，匈奴方伏
西汉中后期的历史证明，单纯依靠文化感化、利益诱导的和平策略根本治标不治本。只有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实力基础之上，匈奴才会心悦诚服地归顺汉朝。
汉武帝即位后，针对多年来匈奴骚扰边境的情况，采取强硬态度。在得到掌权的张耳、卫青的大力支持下，他下定决心要置匈奴于死地。
于是，汉军历经数十载北伐南攻，虽然也付出不小的代价，但是逐步削弱了匈奴的国力。这直接导致匈奴分裂成南北两部，也动摇了匈奴对汉朝的统治地位形成军事压力。在汉武帝去世后，匈奴陷入内乱不能自拔。
正是汉武帝逝去的十多年后，呼韩邪单于在汉宣帝时期率先率师佐屯田百姓南归附汉。汉宣帝十分高兴。为了稳固呼韩邪单于的归顺局面，在汉元帝初年，汉使才得以与新任匈奴单于就“盟誓互不侵犯”的约定正式建交。
至此，在军事威压的强大优势下，单纯依靠文化和利益诱导的策略才得以实施，匈奴也才心悦诚服地伏于汉朝统治之下。
回想西汉初年以来应对匈奴威胁的种种努力，我们可以清晰认识到，文化同化、利益诱导固然重要，但其效果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实力之上。所以汉武帝采取强硬态度，多次远征大败匈奴，才是拨乱反正的决定性因素。这些历史经验对我们今人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结语
班固对汉宣帝时期匈奴单于来降的解释，彰显了他对历史的深刻理解与评价。在他看来，汉宣帝时期匈奴单于的归降，并非偶然事件，而是源于前一时期的汉武帝奋击匈奴所积累的威望和声势。
在班固的观点中，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战争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认为，武帝的奋击之威不仅震慑了匈奴，使其在百年间屈服于汉朝的压力之下，而且通过战争，汉朝将匈奴带入了坏乱几亡的阶段。在匈奴陷入内部动荡和几乎灭亡的危机时刻，汉宣帝时期的治理正巧赶上了这个历史的关键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