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王朝兴衰与更替，存在一个重要的“密码”：中央帝国的稳定和繁荣，与它的财政健康状况密不可分。
中央帝国的结构繁冗而庞大，为了维持其巨大的统治体系，需要支付非常高昂的成本。强大的财政结构与实力，才能支撑起帝国的雄心壮志，推动经济发展、增强军事能力，并决定了当时的民生状况。
相反，财政的衰退会削弱中央权力，损害社会稳定，最终还有可能导致王朝覆灭——即便这个王朝曾经无比强大。
财政，就是塑造中国古代王朝命运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古代王朝的财政作用
在古代中国，国家治理与国家财政的关系是多维度的。
古代的财政政策，包括税制、农业、商业、货币以及军队等国家统治资源的管理。财政首先决定了国家收入，财政出问题，第一步往往是国家收入锐减。财政状况对于军事实力、基础设施建设（在古代主要是水利）以及救灾工作等等都至关重要。明末面对饥荒的无力，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财政没钱赈灾。
此外，古代中国的财政体系与社会结构也有着紧密关系。古代的经济以小农经济为主，因此，土地和农业生产征税就成了财政的核心。土地所有权、农业生产力或户口管理，就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财政状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历次变法无非也就是围绕这些话题，进行农业资源的重新配置。
古代中央政府的最重要任务，就是保持对关键、命脉经济资源的控制（土地生产），同时还要平衡地主、豪强们和农民之间的平衡。一旦这种平衡丧失，财政不稳定就会接踵而至，激发社会矛盾，甚至导致王朝崩溃。
中央政府、地主豪强、农民（平民），三者之间是一种三角对立的关系。中央政府要求地主豪强必须尊重其帝国子民，不得过度剥削，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也通过农业税有限度地直接剥削农民。
不过，一旦中央政府和地主豪强同时发生对农民的严重剥削，财政状况就会迅速恶化。这是因为中央政府和地主豪强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开始同时无限度抢夺底层农民的利益，以维护自身的存在。
汉代：中央集权的第一次典型崩溃
汉朝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最长久的帝国之一，但汉朝的兴衰也与当时的财政政策深刻相关。
秦朝灭亡后，中国人口死亡大半，各地一片荒芜，早期的汉朝统治者面临着重建经济的难题。秦对民众推行沉重的税赋和劳役，竭泽而渔，让民间怨声载道。
汉高祖刘邦深知秦制之弊，采取了自由化的政策来促进经济的自我修复和缓慢复苏。其中包括减税、废除严刑峻法，以及为农民免税。这些措施让经济得已在战后废墟上逐渐回暖，确保了早期汉帝国稳定的财政收入，并带来了政治统治的稳定。
其后的“文景之治”，延续了汉高祖的休养生息政策，让汉代经济进一步恢复。
除了经济举措之外，政治上也坚持“无为而治”的思想，不折腾百姓，不搞额外的“政治任务”，方方面面都减轻百姓的负担。
然而，随着汉朝的日益强大，帝国的财政需求也随之增长。
汉朝面临的第一个财政挑战，便是需要巨额的军事支出，尤其是对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战争。战争在任何时候都是最烧钱的机器，一系列的战争，让汉朝刚刚充裕起来的钱包迅速干瘪。
为此，中央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增加国库收入的改革。
汉武帝对盐、铁等基本生活资料实行国家垄断，成为庞大的固定财政收入来源。国家垄断使得中央政府能够更加集中地控制经济，为军事开支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
随着汉朝的继续发展，国家财政压力却继续不断增加。庞大而冗繁的官员系统迅速开始走向腐败和低效，地方对增税的抵制与逃避则加剧了财政压力。
征税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增税本身就意味着财政支出的增加。
渐渐地，财政压力开始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强制征税逐渐成为一种空话，地方地主豪强迅速做大，让中央政府无能为力。地主豪强们疯狂地进行土地兼并、剥削农民，他们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为自己积累了惊人的财富。因为地主豪强并不在乎国家的存亡，更不在乎民生对国家的基础作用，他们只会疯狂地横征暴敛、满足私欲。
因为即便换一个王朝，他们也仍然是权贵阶层。
中央经济权力的衰弱和分散，导致了汉帝国的衰落和分崩离析，地方军阀和农民叛乱四起。公元220 年汉朝的灭亡，不仅是军事失败或政治内耗的结果，根源还是在于财政的崩溃。
明朝覆灭的财政根源
元朝灭亡后，明朝像汉初一样开启了一段经济繁荣时期。
明朝初期的皇帝，尤其是开国皇帝朱元璋，致力于通过农业改革、土地重新分配、反腐和稳定货币体系来恢复经济。
其政策旨在恢复农业经济的稳定性，强调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对官僚体系的严厉控制以防止腐败。这些措施是有用的，明初经济复苏很快，也拥有较为稳定的财政基础。
跟汉朝一样，明朝也从繁荣逐步开始走向财政危机。
一个外部问题是，明朝越来越依赖白银作为税收和贸易的主要货币。最初，中央政府尝试发行纸币（大明宝钞），但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和猖獗的假币，导致纸币体系走向崩溃。
这迫使明朝转向以白银为基础的货币体系。此时的世界，已经开始了大航海时代，全球贸易体系带来了全球的贵金属价格波动。还处于信息封闭当中的明帝国，正面暴露在全球白银市场的波动中。
西班牙通过与葡萄牙和其他欧洲强国的贸易，控制了拉丁美洲。拉美的白银大量涌入，成为一种“财政放水”。一开始，这刺激了下行中的帝国经济，然而，对外国白银进口的依赖也使明朝财政直接受到银价波动的影响。
此时如果明朝主动介入全球贸易体系，会让主动权在自己手中，但落后封闭的意识并没有造成这种改变。明朝“被动挨打”，错过了融入世界新时代的机会。
除了货币问题，明朝也像汉朝一样面临着不断增加的军事开支，尤其是在保卫北部边境、抵御蒙古人和后来的女真人时，财政状况迅速吃紧。
庞大的基建项目——修建长城和维护维护长城，也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
与此同时，官僚体系日益腐败，官僚和大地主与民争利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同时，税收和财政支持制度也走向低效，这意味着国家的大部分收入都被层层盘剥损耗，或者挪作它用。
这一切负担最终还是转嫁到底层民众头上，导致农民的税收负担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日益激烈。
明朝的财政压力在17 世纪达到了临界点，各种自然灾害频发，伤害了农业生产，但农民受到的盘剥并未减少。饥荒开始悄悄蔓延，农民起义变得更加频繁，皇帝却常常不知情，或者难以维持和控制，哪哪都需要用钱，但哪哪都没钱。
1644年，明朝灭亡。
结论：财政的本质是统治结构
那么，究竟为什么中国古代中央王朝都无法规避财政崩溃的命运呢？
因为财政的本质是统治结构的问题。前面说过，中国古代的统治结构是中央政府、地主豪强、底层民众之间的三元对立关系。
底层民众本应当是帝国的主体，但是在古代中国，他们却往往要面临中央和地方豪强的双重剥削。在经济好的时代，只是这种剥削的程度较轻，因为那段时间皇帝为了统治稳定，会要求国家和地主豪强减轻对农民的剥削。
在历代王朝初期的“繁荣”，也不过是付出了数千万人死亡和血的代价之后，新的权力之手暂时不敢太贪婪。
古代中央帝国的统治基础，在于意识形态至上的“礼治”和“德治”，却从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更是未能滋生出对中央皇权和地方强权的制衡体系。
这个制衡体系天然地需要来自商人阶层，因为只有他们才会更在乎规则、契约与法律。但商人阶层在明代一直受到严重的打压。
这就导致中国历代的统治结构只有一个本质，那就是中央和地方豪强同时对民众的单向剥削，这种结构注定会滋生腐败、脆弱、财富集中，最终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财政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