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食中国东北边境领土
俄日战争后，沙俄帝国主义除了通过东省铁路公司全面加强对中国东北北半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控制外，还贪得无厌地不断蚕食中国东北边疆的领土。
1900年7月下旬，江东六十四屯中国人民被屠杀的血迹未干，沙俄侵略军就宣布将沿江中国领土置于其军事管辖之下。之后，沙俄便
强行霸占了江东六十四屯
，开始向江东六十四屯移民。
按照1902年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第一款，江东六十四屯应和东北其他地方一样，仍归中国版图，由中国官员治理。但是，沙俄侵略者却拒不履行这一规定，反而加紧向这一地区移民。到1907年8月，沙俄迁往江东六十四屯的军屯户已达352家，民屯户211家，建立大小屯店20处，图谋永久占据。
1907年至1908年期间，清政府和东北地方官员曾经多次照会俄方，指出江东六十四屯是中国领土，载在约章，俄方应无条件遵约归还。而沙俄侵略者却一面敷衍推诿，诡辩此事应由两国政府定议，地方官无权决定，一面加紧向江东六十四屯移民。1908年又移置军屯户257家。
1900年，被沙俄侵略者强行赶出的江东六十四屯人民，有五六千人陆续聚集到瑷珲，他们强烈要求收回世代居住的家园和用血汗浇灌出来的土地。
1909年，清朝政府就此再次向沙俄交涉。沙俄驻华公使竟蛮横地说：中国人既已离开其地，就“不能仍享此占地之权”。
黑龙江巡抚
周树模
在给清朝政府外务部的信中说：中俄《瑷珲条约》明确规定，江东六十四屯原住之中国人，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归中国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不得侵犯；1861年中俄勘分东界时，再次明确规定，黑龙江以北遇有中国人居住之处，及中国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侵占；1883年和1889年中两次在江东六十四屯与俄人属地间勘分界址，有犁沟为证，图册为凭。这些充分证明，江东六十四屯实属中国领土。
对于中国方面所申述的理由和所提出的要求，沙俄侵略者无词以对，只好装聋作哑，对此置之不理。江东六十四屯问题，从此成为一个历史悬案。
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有一个由两江冲积层构成的大洲渚。整个洲渚呈不规则三角形。这就是著名的
抚远三角洲
，东北人通称作“
黑瞎子岛
”。这个三角洲，东西长约90里，南北宽约5、6里至40里不等。洲渚西南为一条连接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水道，原名通江子水道，今名抚远水道。该水道水流有时从黑龙江流向乌苏里江，有时则相反。
根据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规定，中俄边界线经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汇合口，中俄两国以江为界，黑龙江北岸和乌苏里江东岸的土地属俄国，黑龙江以南和乌苏里江以西所有地方，皆属中国。
抚远三角洲位于黑龙江以南、乌苏里江以西，毫无疑问，即使根据这个不平等条约，它也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
以江为界，就是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所以，中国船舶同样有权力在两江汇合口的主航道航行。
沙俄侵略者在乌苏里江以东逐渐站稳脚跟后，便处心积虑地想把这三角洲劫为已有。为此他们将标明中俄分界的耶字界牌不断地挪移。
耶字界牌，最初由三姓副都统富尼扬阿和沙俄官员吉成克，于1861年7月19日立在抚远三角洲东北乌苏里江口近岸的莫勒密地方。当时，俄方代表吉成克认为，莫勒密地势低洼，立牌恐被冲没，建议在乌苏里江口往上三里多远的一座高阜上立牌。富尼扬阿同意这一建议，但又感到界牌立在高阜，距岸较远，因此仍然在莫勒密处又立了一面界牌，与高阜上的界牌互相印证。
1877年7月，界牌被水冲没，三姓副都统长麟和沙俄官员巴雅尔，又同至乌苏里江口两岸巡查，在莫勒密高阜被水冲没的地方，竖立耶字界牌一个。双方官员曾就两国界址，互相出具文字，永为查照。
为了改变乌苏里江口这段中俄边界，侵占抚远三角洲，沙俄侵略者绞尽脑汁，采取卑鄙手段偷偷摸摸地挪移耶字界牌。
1886年，清使吴大澂与沙俄官员重勘东界时，协领顺凌与翻译佟敖三、纪凤台等人，曾会同俄官重立耶字界牌。这时，沙俄官员勾结纪风台等人，谎称耶字木牌发现于乌苏里江东岸的卡扎克维切夫地方，要求在此地立牌，并将木牌换成石碑。由此，耶字界牌由乌苏里江口向南移动了好几十里。
1907年，沙俄军官带二十多名士兵闯入中国领土，又将界碑强行移到乌苏里江西岸与卡扎克维切夫遥遥相对的乌苏里镇。这样，界碑距莫勒密原立耶字界牌处更远了。
接着，沙俄侵略者就派兵侵入三角洲，干涉中国人民渔猎、樵采等生产活动，强迫中国人民向沙俄官厅纳税，明目张胆地霸占这一地方。
界牌的移动，绝对抹杀不了中国对抚远三角洲所拥有的主权。沙俄编绘的大量地图，都曾标明抚远三角洲属于中国。
事实上，就在沙俄侵入抚远三角洲以后，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还继续对抚远三角洲进行管辖。1909年，清朝政府地方官员还曾派劝学员到岛上，劝各户儿童进学校学习。直到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沙俄侵略者才逐渐强化了对抚远三角洲的控制。
除此之外，沙俄侵略者还经常越界私垦、狩猎、伐木和割草，破坏边界现状，挑起边界纠纷，进而借此向中国提出新的领土要求。
1908年，清朝政府外务部照会沙俄公使，要求会同重勘塔尔巴干达呼山至额尔古讷河西岸之阿巴哈依图山的陆路边界鄂博，改立石柱，并清查额尔古讷河水路界线，以清界务。沙俄方面一直拖到1910年5月，才派出儒达可夫等人，与清朝政府呼伦贝尔地方官员开始谈判。
从这年5月至9月的四个月中，中俄双方进行了10多次谈判。从9月到次年4月，双方又实地会勘了水陆两路边界。在会谈和会勘过程中，俄方一直蓄谋侵凌，恣意要挟。
甚至将举世公认、也为沙俄一贯承认的中国领土满洲里，划入俄国版图。
清朝官员以大量事实揭露了俄方官员的荒诞无稽，儒达可夫恼羞成怒，甚至调来兵队，越界开枪，肆意恫吓。
接着，谈判转到齐齐哈尔进行。俄方派出菩提罗夫为会勘边界大臣，清朝政府的代表则是黑龙江巡抚周树模。
谈判从1911年6月开始，历时近7个月。12月20日，沙俄侵略者乘清朝政府即将倾覆的机会，强迫周树模签订了《满洲里界约》。
沙俄虽然不得不承认满洲里是中国领土，但是，由于将俄方虚构的所谓“老额尔古讷河”塞进了《满洲里界约》，沙俄侵略者竟妄图凭借这个界约，将额尔古讷河以东的阿巴该图洲、孟克西里洲、验牛圈洲、孟嘎罗夫斯克洲、巴图尔和硕洲等大小洲渚，并入沙俄版图。这个界约所要划定的各鄂博位置，与1727年原鄂博位置相比较，也都向南移动了10余里至30余里不等。
当《满洲里界约》签订时，武昌起义爆发。由于清朝政府很快被推翻，这个条约并未经清朝政府批准施行，条约完全无效。
在俄日战争结束后的最初一段时期，沙俄吞并中国东北领土的势头曾略为收敛。1907年第一次《俄日协约》和《俄日秘密协约》签订后，沙俄在东北北半部逐步站稳了脚跟，又开始叫嚣吞并“北满”。
1910年第二次《俄日协约》和《俄日秘密协约》签订后，在沙俄官方和地主资产阶级报刊上，吞并“北满”的声浪更是甚嚣尘上。
沙皇政府虽然没能立即把东北北半部直接并入其版图，但是其全部侵略活动，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作准备的。
企图把新疆并入沙俄版图
俄日战争后，沙皇俄国一方面加强对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殖民统治，并以此为基地，加紧向中国东北北半部进行扩张；另一方面，又加强在中亚细亚地区的殖民统治，以便加紧向中国新疆地区进行扩张。
通过1881年《伊犁条约》，沙俄已攫取了天山南北路的免税贸易权，在新疆各个要地设置领事馆，并拥有购买土地，建筑房屋、商店和仓库等特权。
1904年至1905年，沙皇政府又从塔什干建筑一条铁道，直达中国新疆边境，以便于其对新疆的侵略和掠夺。
在中国东北北半部地区，沙俄的侵略扩张主要借助于东省铁路公司，而在中国新疆地区，则借助于庞大的商业网。
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俄垄断资本的分支机构，即所谓“洋行”，已经深入到新疆各重要城镇。当时沙俄在新疆的商户，共2493户、1万多人。这还只是持有护照的，实际在新疆活动的沙俄商人，已远远超出这个数目。
沙俄商人对新疆地区的掠夺，是在沙皇政府直接支持下进行的。如新疆的茶叶，一向由中国商人从内地运到新疆，然后再转输俄国。而沙皇政府为了使俄商能直接从中国内地购买茶叶运往俄国，于1906年，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俄商借道伊、塔运茶条约》，为沙俄商人取得假道伊犁、塔城，运输茶叶至俄国的特权。
依仗这个条约，沙俄商人以种种卑劣的手段，将他们免税运输的茶叶沿途违约倾销，使新疆的中国茶商受到严重打击，濒于破产的境地。
沙皇政府不仅替本国商人向清朝政府勒索各种商业特权，而且还直接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如沙俄商人每向新疆输出一驮货物，就可得到沙皇政府16卢布的奖金。
沙俄在中国新疆地区进行的贸易，是典型的殖民掠夺贸易。沙俄商人通过压低收购价格、抬高销售价格的方法，大肆攫取高额利润。在俄商苛重盘剥下，新疆各族人民日益贫困，毛皮还未离牛、羊之身，已早为俄商所有。
俄日战争后，由于沙俄肆无忌惮地向中国新疆倾销商品，掠夺资源，沙俄对新疆的贸易额急剧增加。从1905年至1911年，沙俄对新疆的贸易总额，就激增3倍以上。
沙俄除了在中国新疆建立庞大的商业网外，还在伊犁、塔城、喀什噶尔等处设立华俄道胜银行分行，办理借贷、存款、汇兑等业务，并非法发行大量纸币，破坏当地的金融市场，使新疆地区的金融危机日趋严重。
沙俄还企图控制中国新疆的邮政事业。在乌鲁木齐、伊犁、塔城、喀什噶尔等重要城市设立邮政局，利用西伯利亚铁路，传递新疆到北京的函件。沙俄每年在新疆的邮资收入，就达10万卢布以上。
非法侵入中国领土，进行大规模的农、牧业殖民，是沙俄对新疆加强经济渗透和控制的又一种方式。
沙俄地主和牧主，是沙俄在中国新疆境内非法从事大规模农、牧业殖民的主要力量。他们霸占了中亚细亚人民的土地与牧场后，又垂涎于中国新疆地区的土地与牧场。他们无视中国的主权，驱迫大批中亚农、牧民进入中国领土放牧、开垦。
沙俄侵略者为了加强对中国新疆的政治控制，还继续阴险地挑拨新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妄图挑起民族纠纷，借此将新疆一块块地从中国分裂出去。
沙俄帝国主义分子还利用领事裁判权作护身符，在中国新疆各地横行霸道，烧杀抢劫，无恶不作。
直接支持、包庇和怂恿沙俄侵略者在中国新疆进行侵略扩张活动的，是沙俄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等地的领事馆。这些领事馆的“外交官”们，利用领事裁判权，包庇沙俄冒险家到处为非作歹，大量搜集中国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并粗暴地干涉中国的内政。
以保护领事馆的名义，沙俄政府在各领事馆都有驻军。此外，沙俄在伊犁、塔城、喀什噶尔、阿勒泰等通商要道还设有许多台站，在各台站除驻有士兵外，台站上的勤杂人员也一概由士兵充任。同时，在伊犁、喀什噶尔等地，还建造有营、团规模的兵营。每遇重大交涉，沙俄领事就调来几千俄军，进驻兵营，进行威胁。
除此之外，沙俄还不断派遣怀有军事战略目的的所谓“探险队”、“勘察队”进入新疆。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总参谋部军官奥勃鲁切夫率领的“探险队”和以奥登堡为首的“考察队”。他们名为探险、勘察，实际上到处刺探各种情报，是沙俄侵略活动的先遣队。
沙俄的领土野心很大，企图吞并整个新疆，至少吞并北疆地区。它认定领土兼并比资本输出和攫取利润更为可靠。
1910年12月2日，沙俄内阁临时会议决定：就续订和修改1881年《中俄商约》问题，同清朝政府进行交涉。会议还决定，为了对清朝政府施加压力，有必要用一种最后通牒的形式向中国提出要求，同时有必要用武装力量来支持俄国的要求。
1911年1月12日，沙俄公使就沙俄在中国的新疆、蒙古、东北等地扩张问题，向清朝政府提出35款要求，范围之广几乎囊括长城以北所有地区的重要权利。在这些要求中，沙皇政府还倒打一耙，指责清朝政府没有遵守上述《改订陆路通商章程》等条约。
2月16日，沙皇政府又发出通牒，将要求归纳为6项，并威胁说：“若中国政府不肯允认以上所列6端，或一内应承办之事，本国政府视为中国政府不愿与俄国照约敦固睦谊”，即将自由行动。
尼古拉二世在沙皇政府提出上述无理要求和发出通牒的日子里，每天与陆军大臣苏哈姆林诺夫、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密商策划。
其实，沙皇政府并不想爆发一场真正的战争，他们只想以战争作为威胁。巴尔干地区形势日渐紧张，沙俄多次表明它决不想在这个时候深深卷入东方，而“正式缺席于欧洲”。
按照这个策略，沙俄调兵到伊犁，又在黑龙江、吉林、奉天一带调动军队，虚张声势，作出与中国决战姿态，向清朝政府实行武力讹诈。
在接到沙皇政府的通牒后，腐败的清朝政府却惊恐万状，束手无策。2月20日，清朝政府在复文中表示屈服，答应了沙俄侵略者的大部分要求。
然而，沙俄政府仍不满意。3月18日和24日，又两次向清朝政府发出通牒，限定3月28日前做出答复，否则将“自由行动”。
3月27日，清朝政府完全屈服，全部承认沙俄六项无理要求。
清朝政府的屈辱退让，并没有填满沙俄的欲壑。这仅仅是他们准备又一次大规模吞并中国领土的前哨战。沙俄帝国主义已经急不可耐地妄图把更多的中国领土，直接并入俄罗斯帝国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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