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不断变迁，在王朝更替中迈向更新的时代，但无独有偶，历朝历代的领导者只有把人民百姓放在心中才能长久，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道理永远适用！随着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最后一代封建王朝的统治从此落下了帷幕。
清朝的覆灭并未给黎民百姓带来新的救世主，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贪权贪利，最终被自己的欲望所湮灭，成为了名存实亡的“皇帝”。事实证明，国家领导人并非是谁想当就当，而是由人民和历史选择的。
在百废待兴的中国亟需新的政权时，国民党和共产党代表两种理念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以蒋介石和毛泽东为首的两党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描绘自己的宏伟蓝图，两种不同治国理念分别对应国际上的美国与苏联两大巨头，但中国国情复杂，需要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究竟谁能胜任仍然需要时间检验，但毫无疑问，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一、国民党反共高潮
国民党与共产党由于各自执政理念的不同存在诸多矛盾，1927年伊始，进入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地仍广泛存在阶级剥削，人民生活负担沉重，各方势力依附于各国帝国主义形成了军阀之间的割据混战，推到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但并未挣脱出各阶级剥削的困境，中国进入了特殊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这种社会环境也是两种政权能够同时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两党的共存本身不符合历史规律，国民党复制西方政权但内部却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使得中国人民不堪重负，从而转头支持革命。千呼万唤始出来，在生死存亡之际，毛泽东、陈独秀等仁人志士奋起反抗，准备建立一个真正属于人民自己的国家。
在人民寻求生存空间的道路中，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等附庸于帝国主义的势力首当其冲，他们是阻挡中国发展的几座大山，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就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
从1840年英国用鸦片撬开中国的国门后，资本主义就在内地迅速滋生，裹挟了原本的封建主义肆虐生长，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并未完全达到预期，这为国内后来的内战创造了温和土壤。
国民党和共产党短暂地和平共存后，在四一二政变时国民党率先打破平衡，大量共产党人遭遇无妄之灾，至此，二者开始分庭抗礼。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打压是全面的，但它的作风却绝称不上君子所为，对上实行军事围剿，对下对共产党人进行言语诽谤，无所不用其极。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国民党中顽固派对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挑衅的摩擦时有发生，针对他们的反共舆论与武装打击，共产党实行“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方针，始终以大局为重，以国家的命脉的重，以人民的生活为重。
在国民你当内部纷争不断，外部剥削贪腐比比皆是时，共产党人的做法则截然相反，他们秉持“不拿百姓一针一线”的原则，保持艰苦朴素的奋斗理念，公道自在人心，以实际行动向人民证明国民党的抹黑言论是不切实际的。
二、民主派人士——黄炎培
乱花渐欲迷人眼，在复杂的社会局势下，正确选择合适的领导人又谈何容易，底层百姓挣扎于水火之中，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权并未知之甚深。
这时，像黄炎培等中间派的民主人士在历史选择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往往广读诗书、具备非凡的真知灼见，更能从复杂的局势中洞悉正确的答案。
作为一名伟大的民主战士、爱国主义者以及政治活动学家，黄炎培还是毛泽东的好友，他将整个生命献给了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的中国，是推动新中国建立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将个人的安危抛掷世外，与中国共产党休戚与共、肝胆相照，毛泽东曾说他：“有所为，有所不为”。
经历了内忧外患的殖民地时期，黄炎培幼时就在心中孕育了国家观念，并深刻认同严复的思想，认为个人、集体、民族乃至国家都应该努力奋斗，之后在求学期间接受了西方政治学的熏陶，使他迫切地想要为中国寻求一条新路。
回顾漫长的中国历史，个人乃至整体都难以跳脱“圆周率”的桎梏，所谓“圆周率”，则是黄炎培早年历经苦难后提出了一种概念，他认为圆周率的支配力是巨大的，凡事在开始时纵使具有一鼓作气之势，但往往在后期因为懒惰发作无法扭转，只能呈现再而衰，三而竭的颓势了。
他曾问过毛泽东这个问题，毛泽东听后当机立断：我们已经找到了新的道路，能跳出这个“圆周率”！
从后来的数年实践中我们不得而知，这条路就是民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利用群众力量监督政府工作，政府的威信与执行力才能经久不衰，只有人民真正实现当家作主，才能不人亡政息。
随后，毛泽东在党内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号召，并在会议决策中将其刻入庄严而神圣的党章中。
结合一切可以结合的力量是共产党人的战略标准，反观国民党，在抗日战争后期，就陷入了历史圆周率的问题，腐败现象逐渐开始在内部滋生，高层统治者任人唯亲，导致国民党内充斥着大量的酒囊饭袋，他们竞相滥用职权、以公谋私，这一现象为之后国民党政府内部瓦解埋下了祸根。
除此之外，法制建设上也存在严重缺陷，上级官员的个人好恶直接决定了晋升制度的瘫痪，有为之人丧失了进入国民党的通道。
在如此不良风气的辐射下，国民党内部上行下效、朝令夕改，各种事件的频频爆发让国民党在群众和民主派中失去了支援，如黄金提价泄密案、朱曦农案等，主犯未能得到应有的惩罚导致腐败问题和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
自作孽不可活，国民党种种行为无疑是将自己推向了深渊，像黄炎培等人早已看清了国民党的结局，投身于共产事业中。
三、再遇“茅台酒”画作
1945年前后，在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外敌的关键时局下，国民党临时倒戈，不顾人民反对开启了又一轮的反共高潮。黄炎培等六位民主党派进行了一场延安之行，走出延安机场的一瞬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其进行了热烈欢迎。
从1921年建党以来，短短二十载这个最初只有几人的政党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了革命的中流砥柱，这让黄炎培等人十分震惊与钦佩，也在心中暗暗增加了对共产党革命胜利的信心。
之后他们一起参观了延安，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表现出的热情与精神面貌深深打动了黄炎培，也让他受宠若惊，毕竟之前和国民党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总能感受到无端的傲慢与恶意。
在来到会客厅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黄炎培惊喜的事情，墙上赫然挂着“茅台酒”画作，而这幅画与他颇有渊源。
早在红军长征时，国民党为抹黑共产党编造了一副画作，画中内容处处“控诉”着红军搜刮民脂民膏用贵州人民辛苦酿造的茅台酒泡脚的行为，然而事实却截然相反，共产党一心为民，行至贵州时人民拿出自己酿的酒送给他们，而他们也仅仅用酒来为受伤战士进行伤口消毒。
黄炎培看到这副画的时候非常愤怒，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人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样的污蔑与诽谤不仅是对共产党的伤害，更是对全体人民的伤害。
于是他大笔一挥，在画上写下了一首反讽诗：“宣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经过询问，没想到是周恩来力排众议高价收购这副题字画作，在机缘巧合之下让黄炎培再次与它相遇。
这个插曲的出现让这次延安之行变得更加鲜活起来，在交流之中他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共产党追求真理的态度，更加坚定了选择共产党的正确之路。
从延安回来后，黄亚培感慨良多，马不停蹄的写下了《延安归来》一书并冒着被国民党针对的风险进行出版，让更多人了解真正的共产党，此后，国民党的抹黑言论也不攻自破、不了了之。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如今的我们站在上帝视角，重温这段故事更能理解当时民主党派黄炎培的选择是多么的惊心动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一旦选择了错误的政党，那么祖国的明天可能会翻天覆地，也可能不复存在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附庸。
但共产党人用自己的言行举止向群众彰显着他们的态度，用实际行动告诉人们他们就是正确的选择，事实确实如此，历经千辛万苦后他们不负众望带领我们成立了新中国，走向了伟大复兴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