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黎 安跃华 郭英乔
◆1926年2月，王一飞与妻子陆缀雯合影。
1926年3月21日，蜜月刚过，王一飞就不得不与新婚妻子陆缀雯分隔两地，受党组织委派从上海前往汉口等地执行重要任务。之后，王一飞为了革命到处奔忙，夫妻二人聚少离多，但炽热的情感与共同的追求始终将二人紧紧联系在一起。
才华初露
王一飞，原名燕鹏，又名兆鹏，1898年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今绍兴市上虞区）。1910年，王一飞考入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1919年，受五四运动影响，他前往上海探索革命真理，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20年10月，王一飞进入由中共上海发起组筹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夏天，王一飞入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成为该校首批中国班学员。1922年春，他由青年团员正式转为中共党员。在中共旅莫支部领导下，中国班建立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莫支部，王一飞与任弼时、华林轮流担任负责人。王一飞以好学上进、为人正派的优良作风，以及和蔼谦逊的性格，赢得大家的信任与支持。之后，他转至工农红军军事学院，系统接受军事学习。
◆王一飞留苏时穿的西装。
值得一提的是，留学期间，王一飞显现出不俗的翻译才华，不仅担任了部分课程的随堂翻译，还在课余以“王伊维”之名翻译了《共产国际党纲草案》等多种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1924年7月，他以中共列席代表的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担任中共正式代表的翻译。回国后，王一飞又译介了《新社会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观》《俄国共产党历史》等著作，是我党早期杰出的翻译家之一。
一生至爱
1925年，因国内革命需要，王一飞结束了留学生活，回国负责筹建中共中央军事部（1926年改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事宜，成为中共中央军事部的创建者和最早的负责人之一。之后，他代理中共上海区委书记，并兼宣传部主任，负责上海和江浙两省的党务工作，将党的组织活动纳入正轨。
工作期间，王一飞遇到了自己一生的至爱陆缀雯。陆缀雯是位上海姑娘，出身于贫苦的劳动人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介绍到上海区委机关做文书、交通联络工作。她对王一飞颇有好感，后来在回忆对王一飞的最初印象时，她写道：“他对人诚恳，从不讲别人的坏话。修养性好，从不发脾气，很耐心。别人有缺点，他善于帮助克服，对自己却很严格。虚心好学，多才多艺。”
共事时间久了，两颗年轻的心慢慢靠近。1926年2月7日，他们在上海举办了一场简朴的婚礼，只请了几位亲朋好友喝几杯清茶，吃点糖果。两人没有置办一件家具，仅在区委机关附近租了个亭子间。这里既是他们的住所，又是中共中央军事部的秘密办事处。婚后，陆缀雯从区委调到中央军事部“守机关”，她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在租来的亭子间里，“从报纸上搜集军事情报”。
绵绵情书
甜蜜的新婚仅仅过去一个多月，王一飞就需外出工作。在长江的客轮上，王一飞难以抑制对陆缀雯的思念，提笔写下了第一封家书：“骤然‘离开我爱’，忽忽‘如有所失’似的！虽然此次因校事而自动的（地）自愿的（地）且有理智的（地）别离，但终不能打消我私心的难受……”这里的“校事”是隐语，暗指革命和党的事业。接着他又激情洋溢地写道：“但我们的生活是奋斗的，在动的状态中，如庸夫庸妇之终老牖下，寸步不出雷池者，不可能，亦不愿！”字里行间表达出自己不悔的革命信仰。
筹建中央军事部的工作千头万绪，王一飞频繁往来于上海、长沙、汉口之间。中央军事部成立后，王一飞担任军事部秘书，军事部的主要工作都落在了他的肩上。在紧张工作之余，每有空闲，他便要把绵延的思念交付纸笔：“我每次回想我妹天真烂漫的态度，爱我的真切，使我感奋百倍。愿振作全副精神为校（指党）做事，俾有以付妹之爱！”书信不只传递着王一飞对妻子的思恋，也传递着他对妻子的期望，年长几岁的他是妻子在革命生涯中的引路人、战友。
◆王一飞在中央军委工作时用的相机。
在1926年8月13日的信中，他勉励妻子应好学上进，“以免为‘女子’‘孕事’‘从前失学’所误，不为时代之落伍者”，要进一步“求正确新颖思想，谋相当技能”，消除“一切杂虑烦思”。希望妻子多注意学习政治，多读报，“这是我的希望，这就是我不愿把你关在门内，做一个简单的新式媳妇之用意”。同样，他也在激励自己：“如果你我的爱情，不能在学问事业上互相勉励上进，总是抱歉的，至于我自己呢？自然也须随时努力。”
在丈夫的引导下，陆缀雯从一名普通的文书渐渐成长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成员，担负起更多的责任。1927年初，因陆缀雯临近分娩，党组织安排王一飞从武汉返回上海。回上海后，王一飞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首任秘书长，紧张地投身于组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中。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王一飞作为南市区起义总指挥，与周恩来等一起成功领导了这次武装起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王一飞协助周恩来主抓军事工作。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一飞被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5月，中央军委机关随党中央由上海迁往武汉，王一飞也到武汉开展工作，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半个月后，陆缀雯带着出生仅三个月的孩子也来到武汉。然而，夫妻聚首不到两个月，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爆发了。王一飞只得将妻儿送出武汉，让他们回浙江老家暂避，自己则留下来坚持斗争。8月7日，他代表中央军委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
会议当天晚上，王一飞止不住思念，在汉口一幢小楼的灯下，给妻子写去一封信：“缀文（雯）我爱，半月来，只接得你从沪寓寄我的一函……于是就日复一日，等不到片语只言可见慰了。如此情况，怎能不使我念想？”“我在外安好，你可勿念，我之归期，当在秋收决定。”信中的“秋收”二字，暗示着中央决定举行秋收起义，而王一飞将投入到这场斗争中。这封信字迹潦草，墨水也是临时凑用的红色，可见当时形势紧张、时间仓促。
◆王一飞、陆缀雯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运军火的皮箱。
会后，王一飞即被派往鄂北指导秋收暴动的准备工作。因为革命活动的秘密性，他只能用出差公干等暗语向妻子隐晦传递自己平安的讯息：“我被上峰派往鄂北收税，大约需四五天路程，何时归来很难预定，且该处交通不便，恐怕以后不易常与你通信，以后信少，你可勿念。”虽然此次暴动未能实现，但为鄂北革命斗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秉着他的精神努力”
1927年10月，王一飞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随后作为总指挥领导了长沙灰日暴动。暴动失败后，反动当局开始疯狂地在城内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2月22日，面对白色恐怖，王一飞再次写信给爱妻，表达了自己坚定的革命意志：“但是如此环境，对于我究竟益多害少。不然，我焉有今日！所以应当谢谢他们（指国民党反动派）才是！所以我劝你还是只顾大节，刻苦自励……”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奔波风尘，但心中甚安了”！两天后，王一飞又给陆缀雯寄去一封信，希望她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前来团聚，这样既能掩护党内地下工作的进行，又能照应家庭生活。陆缀雯接到信后，即刻启程赶往湖南，然而刚到武汉中转，她却接到了丈夫被捕的消息。
原来，因叛徒告密，1928年1月，中共湖南省委及长沙市委多处机关遭到破坏。1月11日，王一飞等省委领导同志在召开秘密会议时不幸被捕。被捕后，他化名陆崇文，以示对妻子陆缀雯的思念。当时正是严冬腊月，前来探监的同志见王一飞穿得很单薄，就对他说：“下次我们给你送棉被和衣服来。”但他不愿牵累同志们，再三拒绝说：“我不需要什么，再不要来看我了。”1月18日，年仅30岁的王一飞在长沙教育会坪从容就义。
◆陆缀雯捐赠的王一飞照片。
王一飞牺牲后，周恩来派邓颖超向陆缀雯通报噩耗，并劝她莫要过于悲伤。当时邓颖超默默坐了一会儿，不忍启齿，便借故到隔壁罗亦农家。陆缀雯见邓大姐欲言又止，心中已有预感，就跟着上罗家要报纸，一张张细细翻看，但刊登王一飞遇害消息的那份报纸被罗亦农收起来了。陆缀雯又到瞿秋白家打听消息，瞿秋白夫妇接待她坐下，六目相对，默默无言，瞿秋白从墙上取下许久未吹的洞箫，用苍凉悠远的哀音向陆缀雯传递了这个噩耗。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为此特辟专栏载文：“一飞同志的死，是湖南工农群众失掉了一颗明星，我们只有悲痛，只有秉着他的精神努力。”
此后，陆缀雯追随丈夫的步伐，继续为革命工作。周恩来为他们的儿子取名“继飞”，希望他秉承父亲遗志。多年以后，已是迟暮之年的陆缀雯，将王一飞留下的遗物和51封书信全部捐赠给国家。永远定格于这叠信纸上的两位革命者之间的甜蜜爱情和家国情怀，成为不断激励一代代后来人的最珍贵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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