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蔡廷锴率十九路军调防上海。1932年一二八事件爆发，日本人大举入侵上海，蔡廷错、蒋光鼐立即率十九路军奋起迎战抵抗。十九路军和蔡廷错因此成为在全中国声名大噪的抗日军队和爱国将领。
1933年，蔡廷锴又和陈铭枢、蒋光鼐等发起福建事变（又称“闽变”），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
而对此，共产党人却并不感兴趣，有人甚至直呼蔡廷锴为“反革命”。
这一切，则都源于蔡廷锴在淞沪抗战和闽变前的“前科”。原来，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8月3日起，起义部队按中共中央原定方针，开始南下广东，两天后即发生了蔡廷锴率5000人脱离部队，叛徒蒋介石的事件。
而同样是蔡廷锴，建国后又当上了副主席。
这中间都发生了什么呢？
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处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领导的大革命时期，其中，以蒋介石悍然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转折点，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1927年6月，与蒋介石对立的武汉国民政府下达动员令，决定“东征讨蒋”。
命令下达后，叶挺的24师为前锋，蔡廷锴的第10师也归叶挺指挥。
彼时，我党许多同志对此次“东征讨蒋”也有清醒认识，知汪精卫、唐生智等并非真心讨伐蒋介石，而是以此为口号抢占长江中下游地盘，于是打算集中力量，依靠张发奎回粤，将部队在九江、南昌一线集结。
基于此考量，蔡廷锴的第10师和贺龙的第20军、叶挺的第24师向江西靠拢，等到达九江后，叶挺便将打算争取张发奎，和平率部回粤的意图提出，并未提及武装起义之举。
由于蔡廷锴是广东人，率部回粤可谓正和他意，当即便是赞同。
但不可忽略的是，蔡廷锴内心始终认为自己同叶挺分属国共两党，信仰并不一样，所以从头至尾打的算盘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待机进退。
后情势变化，张发奎日渐右倾，中共中央于是果断决定放弃利用张发奎回粤的意图，改为在南昌武装起义，然后将部队开赴广东。
这样，与蔡廷锴率部回粤的原意就发生了冲突。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蔡廷锴任第10师师长兼第11军副军长，并任军事参谋团委员。
8月3日，南昌起义部队按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南下广东。蔡廷锴率第10师走最左翼，作为前卫先行出发。
这表明，我党当时对蔡廷锴是十分信任的，并寄于很大的希望。
反观蔡廷锴，他参加南昌起义的决定实际是非常勉强的。现在让他率领自己的亲信部队走左翼先行出发，无疑是给了他一个脱逃的机会。
8月3日开始，蔡廷锴便找来心腹，开始商议脱离共产党，并最终在8月5日率一个主力师五千人脱离南昌起义部队，并在“独立”半个月后由蒋光鼐代表陈铭枢牵线，投靠了南京蒋介石方面。
如此这般，蔡廷锴率部逃脱，给初创时期的人民军队带来一次重大教训，同时从反面揭示了共产党掌握军队领导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后来朱老总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赣粤湘边山区时，采取了将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的措施，而毛主席则在三湾改编时实行了“支部建在连上”，这些举措都是加强党在军队领导权的历史性创举。
当然这都是另话了，而蔡廷锴，则在率部转投蒋介石后，不断参加了新军阀之间的混战。
一直到“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蔡廷锴率第19路军奉调前往京沪地区驻防。
紧接着1932年1月28日夜，为转移国际视线，日寇突然大举进攻上海，非蒋嫡系的19路军首当其冲，蔡廷锴“违令”抗日，成为民族英雄。
然而淞沪抗战一结束，蒋介石即下令将十九路军“肢解”，3个师分别调往南昌、武汉和安徽。不久，又调19路军去福建对付红军。
蔡廷锴便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对蒋介石彻底失望，发动了闽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
后来闽变被蒋介石中央军镇压，19路军完全解体，番号亦被取消，蔡廷锴被迫出洋游历，回国后继续抗日反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蔡廷锴先后被任命为国民党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和第26集团军总司令，在两广地区抗击日寇，后因故辞去军职在家闲居多年，除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外，还得以有空撰写自传。
抗战胜利后，1946年下半年，蔡廷锴在其自传脱稿后不久，由香港来到南京，拜见了周恩来。
作为当年南昌起义时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不计前嫌，同蔡廷锴亲切交谈，令蔡廷锴幡然醒悟，对共产党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从而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从南京回到香港后，他积极参加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与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同仁一起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9年1月，蔡廷锴作为民主促进会的首席代表，与一众民主人士应邀北上，出席了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和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政协常务委员。
新中国成立时，蔡廷锴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又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同当年南昌起义军的总指挥贺龙在国家体委愉快共事十几年，这对蔡廷锴来说也算是一种回归了。
1968年4月25日，蔡廷锴北京因病逝世，自此结束了曲折而又完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