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延康元年(220)，曹操病逝，曹丕建立魏国，东汉宣告灭亡。兴复汉室失去了理论上的支撑。第二年，刘备在成都称帝，诸葛亮做丞相。
称帝后的刘备没有出兵讨魏，而是迫不及待地出兵东吴，为关羽报仇。很多人站出来反对东征，因为违背了“联吴抗曹”的战略大方向，会让曹魏得利。但刘备在盛怒之下，一意孤行。最终在夷陵之战中惨败，导致大量物资折损，精锐将士或战死、或投降，刘备仅以身免。蜀汉由此受到重创，元气大伤。
刘备东征之前，史书上没有记载，诸葛亮是否有所劝谏。大概是因为，诸葛亮明白刘备是劝不住的。刘备是个理想主义者，和绝大多数理想主义者一样，热血但冲动，往往把抽象的理念原则，放置于现实的利益之上。情绪容易战胜理性，仁义之气往往压倒利害算计。长坂坡溃败是如此，夷陵惨败亦是如此。
这是刘备的人性闪光点，在尔虞我诈的乱世显得尤为难得，但同时这也是刘备致命的性格缺陷。他要笼络一帮为他上刀山下火海的好兄弟，轻而易举；但要真正来管理一个决策以利益为导向的成熟政府，又绝非他的长项。
诸葛亮则不同。他虽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明白，再宏伟的理想，也需要用务实的方法来一步步实现。所以他做事考虑得细致周详，有事先规划，也有通盘计算。历史上的诸葛亮稳扎稳打，理性而务实。与颇具帮会大哥气质的刘备相比，诸葛亮才更像是一个稳健政府的管理者。
夷陵惨败后第二年，刘备在永安一病不起。在病痛的恍惚之中，他也逐渐明白，诸葛亮才是兴复汉室大业最可靠的继承者。他将诸葛亮从成都召至永安，将后事托付于他和另外一位叫做李严的大臣。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李严只是一个陪衬，诸葛亮才是主角。
卧床的刘备牢牢抓紧诸葛亮的手，对他嘱托道：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这句话关键之处在于“君可自取”的含义，究竟该如何理解。有人理解为“如果刘备的儿子不成器，诸葛亮可以取而代之，自己登基称帝”，甚至怀疑刘备说这番话是出于试探。
这明显低估了刘备与诸葛亮君臣之间的情谊与信任。这里的“君可自取”，应该是“自行取度”之意，就是说如果刘禅不成器，蜀汉一应政事完全可由诸葛亮自行抉择。
刘备也相当于是亲口授权，诸葛亮可以当凌驾于自己儿子之上的权臣。从这里看得出来，在人生的终末，刘备依然没有私心杂念，心中所虑的仍然是兴复汉室的宏业。其胸襟之坦荡、人格之高尚，在古今帝王之中少有可比。
诸葛亮感激涕零，连忙向刘备表态：“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从这一刻开始，兴复汉室不再只是蜀汉内部几个理想主义者的美丽畅想，而已经变成一种传承、一份使命。
蜀汉章武三年(223)，刘备病逝，刘禅继位，是为蜀汉后主。诸葛亮被加封为武乡侯，开府治事，按照史书的记载，“政事无巨细”，都全部由诸葛亮来决策。然而，刘备留给诸葛亮的却是一个烂摊子：外部有曹魏东吴虎视眈眈，内部有南中地区的地方豪族裹挟少数民族叛乱。蜀汉政权内外交困，形势岌岌可危，随时都有被倾覆的危险。
诸葛亮首先遣使修复与东吴的关系，夺荆州败夷陵的仇怨暂且搁置，继续执行“联吴抗曹”的外交方针。吴蜀两家纠缠多年，双方都早已精疲力竭，如果再持续下去，便宜的肯定只有曹魏一方。吴国也有意修好。只不过谁先低头，既关乎到国家的面子，也关系到个人的荣辱，一般在位的人不敢轻易抉择。刘备刚离世，诸葛亮就立马向东吴递去橄榄枝，一分一秒都不多耽搁，这份务实的态度、政治胸襟和决断魄力来看，绝对无愧于大政治家的手笔。
然后待他腾出手来，便立即亲率大军南征，迅速戡平南中地区的叛乱。南中地区即今天云贵高原一带，彼时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诸葛亮明白平叛不能全凭仗武力。如果当地人心中不服，即便南征胜利，也得留下大量驻军维稳，这对兵力本来已捉襟见肘的蜀国来说又是一笔沉重负担，甚至可能耽误将来的北伐大业。
所以诸葛亮采用“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叛乱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不仅轻松荡平叛乱，还顺带收服了民心。自此以后，南中地区再无大规模变乱，还成为诸葛亮北伐的稳固大后方。
内外形势安定下来了，接下来，就可以集中精力筹备出兵北伐了。只不过，蜀汉只有益州区区一州之地，论人口、兵力、经济都远远不如曹魏，兴复汉室的路，真可谓“漫漫其修远兮”。
蜀汉实力不足，因此要出兵北伐，必须将国内大多数资源向军事倾斜。这就意味着，诸葛亮必须努力确保国内政治的公平公正，吏治清明，如此老百姓才对蜀汉政权坚决拥护。后方稳定，北伐大业才会有源源不断的资源补充。这一点，诸葛亮不仅做到了，还做到了史上最好。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对诸葛亮治蜀的功绩评价极高：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这一点尤为难得。因为袒护亲友乃是人性使然，古往今来多少位高权重者亦不能免俗，但偏偏诸葛亮能超越凡俗之人的局限，身体力行做到这一点。北伐中街亭战败的马谡，是诸葛亮的心腹，同时也是他好友马良的弟弟，但诸葛亮依然秉公办理，对其处以军法。
陈寿的父亲当年是马谡的参军，因受“街亭案”牵连，也被诸葛亮判处削发之刑。但即便如此，陈寿依然在史书上对诸葛亮赞誉有加，毫无半分怨怼之言。连诸葛亮重罚之人的近亲属，都觉得他为政公平公道，也难怪诸葛亮治蜀的功绩有口皆碑，彪炳史册，被许多史家认为是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最高峰。
然而，这一切不是没有代价的，代价之一就是诸葛亮的健康。在诸葛亮的《出师表》中，他向后主刘禅表明了他的工作态度：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出师表》
这句话，绝不是一句响亮的口号，而是诸葛亮用一生践行的诺言。诸葛亮执政之后，蜀国大大小小的事务，他都要亲自过问把控。甚至连对违规士卒打个军棍，他都要亲临现场监督，生怕执行者徇私枉法。
诸葛亮事必躬亲，用透支的精力与生命来勉强维持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环境。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五十岁出头就因操劳过度而病逝。
而更大的代价则是，魏蜀吴三国之中，蜀国治理水平最高，反而最早灭亡。究其原因，乃是蜀国社会太过公平，让蜀中有权有势的豪强大族处处受到压制，不能为非作歹，只能循规蹈矩。他们对司马家族掌控之下，世族享有更多特权的魏国有更多的向往与认同。诸葛亮死后，没有人再压得住他们，后来曹魏大军压境，他们极力撺掇要投降。
蜀国早亡的结局，不知道诸葛亮是否有预料到。即便他早就知道，也许有遗憾，但肯定不会后悔。他也没什么好后悔的。
“星落秋风五丈原”
蜀汉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向后主刘禅上《出师表》，正式开启对曹魏的北伐战争。《出师表》一文妇孺皆知，几乎是诸葛亮一生的写照。
全文少有生僻典故，文辞通俗恳切，句句都是劝勉后主，表达忠贞之志的肺腑之言。
宋人曾有言：“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大诗人陆游也曾赞叹道：“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作为“表”这种文体的代表之作，其文化意象、精神内核早已超出文学审美的范畴，为历代忠臣良将、文人雅士所激赏。
只不过表文虽写得气势澎湃，但诸葛亮接下来的历次北伐却均以失败而告终。两汉的旧都长安、洛阳，成为烟尘永远遮蔽的模糊故土，只存在于遥不可及的兴汉理想之中。但诸葛亮依然苦苦坚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将士斗志昂扬，气势正盛，是历次北伐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彼时魏国尚无防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陇右大片土地沦陷，以致魏国朝廷震动，逼得魏明帝曹睿亲自到长安坐镇督战。
然而正当蜀汉军队高歌猛进之时，噩耗传来：马谡丢了战略要地街亭。这一下，大好形势骤然扭转，攻守之势相易，诸葛亮不得不率军撤退，否则就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尽管此战之后，马谡被按军法处死，连诸葛亮本人也自贬三等，但错失的战略良机，一去不可再得。
据说当年刘备曾评论马谡，说他“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结果诸葛亮并未放在心上。街亭一场败局，害了马谡的性命，也耽误了北伐大计。
街亭战败的第二年，听闻曹魏在石亭之战中败于吴国，魏军大举东进，关中防御空虚，诸葛亮立即又开启了第二次北伐，向陈仓城进攻。结果魏国早有防备，兼之陈仓守将郝昭擅长防守，双方激战二十余日迟迟不能攻克。
蜀军远行，粮草不济，魏国援军也即将到达战场，不得已，只能撤军返回汉中。第三次北伐发生于街亭战败的第三年，这一次蜀军占领武都、阴平二郡，算有不小收获。不过依然因为粮草问题，无法进一步扩大战果。
魏蜀两国边界崇山峻岭太多，出川的蜀道或为起伏的山间狭路，或为悬崖之上的木栈道，极其不利于粮草运输。诸葛亮痛定思痛，经过一番竭思苦想，终于发明出了著名的“木牛流马”，让蜀汉的粮草运输困境得到大大缓解。
“木牛流马”的模型图纸未能流传后世，但在演义中，被神化为一种自动化运输机械，近乎神迹，属小说家言，当不得真。当代有学者推测，“木牛”可能是一种手推独轮车，便于山地运输；“流马”可能是一种皮革制的充气船，用于水路运输。
在第四次北伐中，有了木牛流马运输军粮，诸葛亮得以大展拳脚，在卤城之战中大败同样用兵如神的司马懿，斩获“甲首三千”。三国时军队披甲率并不高，能披甲者要么为军官，要么为精锐士卒。一战，披甲的人被斩了三千，魏军死伤惨重，应是毫无疑问。
诸葛亮在此次与司马懿的巅峰对决之中展现的军事才能，本应毋庸置疑。只不过司马家族后来建立晋朝，官方修订的史书中，为保全司马家的脸面，有意淡化了司马懿此次的惨败经历。
卤城之战虽胜，但很可惜，蜀中百姓本来已经不堪重负，又恰逢阴雨连绵，补给无法及时送往前线，负责押运粮草的李严无法及时把补给送到前线，传话给诸葛亮，劝他赶紧撤军。可等诸葛亮撤军回来，李严为逃避责任，又故作惊讶：“军粮还充足啊，丞相怎么能退军呢？”
李严和诸葛亮同为托孤重臣，但此人心胸狭隘，眼见得诸葛亮大权独揽，心中嫉恨，暗中多次掣肘。不似诸葛亮，一心只想继承刘备的遗志，完成北伐大业，兴复汉室。
诸葛亮打心底讨厌李严，但为了蜀汉内部的团结稳定，一直“相忍为国”，还各种提拔优待。诸葛亮甚至还让李严署理丞相府事务，基本就把后方政事、军事保障任务交由他全权处理，没想到关键时刻，李严却故意掉了链子。
事关北伐大业，诸葛亮只好公事公办，将李严削职为民、流放梓潼。诸葛亮依然坚持公平公正，没有祸及李严家人，甚至将他的儿子李丰安排到丞相府工作，并予以重用。对照曹魏和东吴内部的政治斗争，动不动就灭人三族，诸葛亮称得上宽仁大度。
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经过几年的蓄力准备，开启了第五次北伐，这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北伐。蜀汉军队兵出斜谷，在渭水南岸的五丈原扎营结寨，与渭水北岸的魏军隔河对峙。
这一次，诸葛亮的对手依然是司马懿。但司马懿汲取了卤城之战惨败的教训，闭关不出，不与蜀军争一时的胜负得失，希望静待蜀军粮草耗尽，自行退兵。
诸葛亮使用激将法，将女人的衣服头巾送给司马懿，暗示他像个女人一样萎缩胆小。司马懿却不为所动，按兵不出。
诸葛亮见招拆招，干脆令蜀汉士卒在五丈原就地屯田，做出和司马懿打持久战的样子。司马懿从蜀汉使者的口中，探知诸葛亮“食少事多”，料定他如此废寝忘食，长久操劳过度，肯定活不长久。果然到了当年农历八月，正是秋风渐起的时节，诸葛亮积劳成疾，一病不起。
得知诸葛亮病重，后主赶忙派遣使者来询问军国大事，以及他的继任安排。诸葛亮连说了两位继任者的名字，但当使者询问他们之后下一位接班者应该是谁时，诸葛亮就不再回答。或许此时他已隐约有些预感，蜀汉政权难以长久，也没有做太长远考虑的必要。
不久之后，诸葛亮在五丈原军营中去世。蜀军按照诸葛亮生前的部属安排，秘不发丧，从容于前线撤退。司马懿怀疑是计，不敢率兵追赶，此事被老百姓编成谚语：“死诸葛能走生仲达。”
事后，司马懿观察发现蜀军撤退之后的营寨，发现布局规划井然有序，也对诸葛亮大为赞叹：“天下奇才也！”
诸葛亮被葬于汉中定军山上，依山建坟，不封不树，墓穴仅能容纳一副棺材。他没有过多的财产留给后人，仅有15顷土地和800株桑树。身为一国丞相，这点家财在当时还不如乡下一个富家翁。
诸葛亮去世的消息传到了梓潼，李严大感绝望，很快也发病而死。因为他知道，只有诸葛亮可能不计前嫌，重新起用他。如今诸葛亮已死，他在流放地日夜的盼望回成都的愿望，再也没有指望。
炎兴元年(263)，诸葛亮去世后二十九年，曹魏大军入蜀，蜀汉灭亡。
诗圣杜甫怀念诸葛亮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世人都喜欢、敬佩，乃至羡慕诸葛亮，
在传统的帝制时代，诸葛亮早已成为文人知识分子的偶像。他们羡慕诸葛亮能够被明主“三顾茅庐”，他们钦佩诸葛亮对君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贞精神，他们赞叹诸葛亮把蜀地治理成了公平公正的人间乌托邦。
而对于当代的年轻人来说，诸葛亮乃至整个蜀汉政权，都已经浓缩成了一个理想主义的精神符号。他不屈的意志、坚守的梦想，穿越一千八百年的漫长时光，依然能在故纸堆里铿锵作响，惊醒无数在泥泞现实中迷茫痛苦的人们，激励他们在困难面前不低头，不屈服，勇往直前。
诸葛亮，他不再只是一个遥远的历史人物，特别是经过《三国演义》的渲染后，早就成了华夏文化的一个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