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82岁的毛主席在处理完繁忙的公务后，忽然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功德林里，还有国民党战犯吗？”
这一问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愣了一下，没想到主席会在这个时候提起这个问题，毕竟这些战犯已经被关了几十年，早就没了动静。
工作人员仔细回想，然后回答：“还有200多名顽固分子在那里接受改造。”
毛主席沉默了片刻，长叹了一口气：“关这么久了，再顽固的人，现在也剩一把骨头了。他们老了，做不了恶了，都放了吧。”
要知道，功德林关押的可都是当年国共内战中的重要战犯，都是写顽固不化的“死硬派”，改造这么多年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我党仍旧心存敌意。此时放他们出去，真的合适吗？
工作人员有些疑虑，小心翼翼地提醒毛主席：“这些人都是顽固分子，放出去会不会再搞破坏？”
毛主席笑了笑，摆了摆手：“你看我，我都老了，我还能做什么？他们现在也比我老，翻不起什么浪花了。”
早在国共内战结束时，蒋介石带着一众将领逃往台湾，而那些没能及时撤退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被我党俘获，如何处置这些战犯成了摆在共产党面前的问题。
按照历朝历代的惯例，失败的一方通常会被斩草除根，尤其是那些曾经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将领，但毛主席却并不打算这么做。
在几次会议上，毛主席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对这些战犯进行宽大处理，除了一些罪大恶极的高官之外，其余人全部送往监狱进行劳动改造，而功德林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处。
功德林是一个用来关押国民党战犯的特殊监狱，与很多人想象中的“牢狱”不同，功德林并不是什么酷刑满布的黑暗之地，而是一个思想改造的场所。
我党对这些战犯并没有施加任何暴力，采用的是一种耐心劝导、感化的方式，试图通过润物无声的方式改变他们的思想。
这些国民党将领刚被送进功德林时，一个个心里都打着鼓，他们曾在战场上与我党对垒多年，心里自然存有戒备。
尤其是像黄维这种“硬骨头”，一进功德林就摆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模样，逢人便是一句：“我是党国的军人，胡子不能剃！”态度坚决得让人头疼。
但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功德林里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酷刑和虐待，反而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医疗保障。
杜聿明刚进功德林时病得不轻，肺结核折磨得他日夜咳嗽。我党得知后，立即为他安排了治疗，李所长亲自叮嘱医生：“一定要把杜聿明的病治好。”
这些战犯原以为自己会被共产党“秋后算账”，没想到却得到了如此人道的待遇。张淦这个痴迷风水的“罗盘将军”，进了功德林后，竟然提出要一本《易经》。
结果我党不仅没有拒绝，还特地给他找来了一本乾隆版本的《易经》。这些细节让战犯们感到意外，甚至开始重新审视共产党。
杜聿明在一次私下的谈话中承认：“党国不亡，没有天理。”透露出他内心的动摇。
张淦不再整日钻研风水之术，反而开始关心新中国的建设。功德林的改造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些战犯甚至主动要求参加劳动，为国家出一份力。
不少诚心悔改的战犯都得到了特赦，重新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然而到了1975年，功德林中仍有不少国民党战犯被关押着，这些人多数年过半百，体弱多病，但思想上依然顽固不化。
毛主席在得知这个情况后，提出了全面释放的决定。他又在会上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建议：给每个战犯发放100元安家费。
这笔钱在当时可相当于普通工人几个月的工资，毛主席的用意很简单，让这些人离开监狱后能够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不至于流落街头。
当功德林里的战犯们得知毛主席不仅要释放他们，还要给他们安家费时，所有人都惊得说不出话来。
有人甚至怀疑这是个玩笑，跑去问：“我们可以带着钱去台湾吗？”负责的工作人员也明确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去任何地方，包括台湾。”
这些话深深触动了这些曾经的国民党将领，而相比之下，蒋介石和国民党对这些被俘的将领却从未有过任何营救的举动，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他们心中滋生出一股说不出的复杂情感。
随着功德林的战犯们逐一被释放，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了留在新中国，有人回到老家，有人投奔亲友，甚至有些人选择了留在北京，继续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信息来源：国民党战犯特赦内幕，毛主席指示都放了算了——中国西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