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奥斯曼帝国陆续失去欧洲和非洲的领土，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不得不将重心放在帝国仅存的亚洲领地，想要依靠伊斯兰世界广大穆斯林的力量来对抗西方世界，为此推行泛伊斯兰主义，但此举无异于饮鸩止渴......
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亚美尼亚大屠杀
泛伊斯兰主义的开启，导致伊斯兰世界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化，所以奥斯曼帝国境内信仰基督教的少数民族亚美尼亚人就成为了牺牲品。从19世纪80年代起，亚美尼亚人也开始了自己的反抗。
1895年至1896年，在西亚的奥斯曼军队以里通外国的名义对亚美尼亚人进行了第一次的屠杀。尽管面临着国际上的强烈抗议，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这些暴行。
在库尔德部落武装的密切配合之下，奥斯曼军队开进了亚美尼亚人聚居区。很快他们就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无助的亚美尼亚人。军人在整个地区里地毯式地搜索亚美尼亚人，一直追到河谷和山区，仿佛在“猎杀野生动物”一般。
他们不接受投降，就用刺刀杀死男人，强奸女人，把孩子在石头上摔死，还把亚美尼亚人遗弃的村庄付之一炬。负责指挥这一行动的指挥官泽基帕夏（Zeki Pasha）还获得了苏丹的嘉奖。
而在红查克（一个亚美尼亚人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下，亚美尼亚人发动了大规模的示威。他们在伊斯坦布尔游行示威，向奥斯曼帝国政府请愿、抗议，要求进行改革。尽管亚美尼亚人的主教建议他们保持耐心，但局势还是失控了。
红查克
一位来自萨松的示威者高呼：“不自由，毋宁死！”结果示威人群群起响应，开始高唱革命歌曲。这引发了警察的干预，警察当场用棍棒打死了很多人。与此同时，在警察的放任之下，土耳其平民中的狂热分子也在街头游走，到处寻找亚美尼亚人，再用棍棒将他们杀害。
暴力和恐怖持续了十天，数以千计的亚美尼亚人躲进了他们的教堂。外国大使劝说他们放下武器。在得到生命安全的保证之后，他们才敢从教堂里走出来。而在特拉布宗城中，将近1000名亚美尼亚人被杀，其中许多人被活活烧死在家中。
亚美尼亚大屠杀
一支奥斯曼军队和当地山区里的拉兹部落成员（Laz）冲进了亚美尼亚人居住的区域，先是抢劫了市场上的亚美尼亚人商店，接着又放火焚烧，暴行一直持续了五个小时之久。
在西方的压力下，苏丹装模作样地接受列强提出的亚美尼亚改革新方案，但与此同时帝国东部则继续发生了一系列有组织的屠杀。据说，所有这些屠杀事件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都会响起军号声，就好像是在进行某种军事行动一样。
实际上，这些屠杀事件就是军事行动。在这些地方，并没有发生亚美尼亚人突然举事、迫使官方动用警察进行镇压这样的事情。事实刚好相反。在苏丹的授意之下，亚美尼亚人聚居的东部六州的军事力量进行了密切合作，筹划实施了这样一场行动，像对付外敌一样对付亚美尼亚人。
c为他派到亚美尼亚的代理人做了具体的指示，告诉他们应当怎么做。代理人随后以苏丹的名义向穆斯林进行煽动。苏丹还提出，根据神圣法，虔信者可以剥夺叛乱分子（亚美尼亚人）的财物。
阿卜杜勒·哈米德
于是，在整个亚美尼亚，“日益壮大的狼群到处袭击绵羊”。而掌控所有这一切活动的，是沙基尔帕夏（Shakir Pasha）。此人十分险恶，曾经出任驻圣彼得堡大使。表面上，他的职责是“巡视奥斯曼帝国亚洲省份的部分地区”，而实际上，他的任务是在这些地区策划、执行屠杀活动。
他们定下的目标就是无情地减少亚美尼亚人的人口，直至将他们赶尽杀绝，然后把他们的土地交给土耳其人。在具体的屠杀过程中，首先动手的是奥斯曼军队；接着是库尔德非正规军和部落武装，他们进城来洗劫；最后，为了追击流亡者和全面扫荡，战火和毁灭将席卷周边的土地和村庄，带来彻底的大灾难。
在1895年的这个可怕的冬天，在土耳其东部的20个不同地区，亚美尼亚人损失了十分之一的人口和大量的财产。考虑到死于伤病、无家可归和饥饿的人数，遇难者的总人数大概在50万到100万之间......
西方世界的干预
1896年8月，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接连不断的屠杀达到了顶峰。而这一次屠杀的地点变成了伊斯坦布尔。当时一小群鲁莽的达什纳克（亚美尼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在午餐时分劫持了欧洲资本家的重要据点——奥斯曼银行。
奥斯曼银行
他们声称自己不是银行劫匪，而是亚美尼亚爱国者，此举的目的是要让六个欧洲国家的使馆注意到亚美尼亚人所遭受的苦难。他们把亚美尼亚人的遭遇写进了两份文件里，里面还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他们宣布，如果在48个小时之内得不到外国的干预，他们将“不畏牺牲”，炸掉整座银行。
与此同时，银行主管埃德加·文森特爵士（Sir Edgar Vincent）小心翼翼地顺着天窗逃出了银行，随后他跑到了帝国政府，向奥斯曼政府要求道，只要这些达什纳克还留在银行里，警察就不能向他们发动进攻。
埃德加·文森特爵士
这样一来，这群亚美尼亚人就争取到了适合谈判的环境，负责谈判的是俄国大使馆的首席译员。他先从苏丹那里为袭击者取得了赦免和顺利离境的权利，接着对袭击者发表了长篇大论的演讲。
他向他们保证可以继续进行谈判，成功地说服他们离开银行。袭击者保留了他们的武器，但不甚情愿地放弃了他们的炸弹，随后安静地登上了埃德加·文森特爵士的游船，流亡到法国。
以此为借口，奥斯曼政府在伊斯坦布尔开启了另一场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无法无天的暴徒、宗教狂热分子和野蛮的非正规军在亚美尼亚人聚居区肆虐了两天。他们挥舞着短棍、刀子和铁棒，在街巷中欠下累累血债。警察和军队非但不干预他们的行为，甚至还为他们提供帮助，与他们狼狈为奸。
暴徒们打死他们在街道上遇到的任何亚美尼亚人，还冲进房屋杀死里面躲藏的人，最后留下了6000多具横七竖八的尸体。大屠杀进行到第二天，六大国的代表向奥斯曼帝国政府提出了抗议。
奥斯曼帝国一开始没有理睬。但当晚就有消息传来，说英国人正在派遣海军陆战队登陆，以保护本国国民。于是，奥斯曼帝国政府下达了停止杀戮的命令。表里不一的苏丹则试图通过官方审查欺骗外界，不让这些罪行为全世界所知。
但各国大使们站在使馆的门口，就能亲眼看到一直以来在整个亚美尼亚发生的可怕罪行。所以六大国的代表则发表了一份给苏丹的公开电报，要求他立刻终止屠杀。“如果屠杀继续下去，苏丹的宝座和他的王朝的存续都会面临威胁。”
在屠杀结束后，各国使节联合向奥斯曼帝国政府递交了一系列照会。在提供了详尽的证据之后，他们指出“伊斯坦布尔发生的骚乱”并非狂热情绪的偶然爆发，而是一股特殊的力量有意为之的产物；“不仅发生在政府的眼皮底下，而且还有政府的代理人从中配合”。
他们表示，这股力量是“一种特别危险的武器”，非但随时可以用来伤害少数族群聚居区，“甚至还可能会威胁到那些容忍其存在的人”。列强的代表要求奥斯曼帝国政府“查清这一系列事件的源头，尽最大努力找出并惩办其发起人和主要参与者”。
对于列强的照会，奥斯曼帝国政府给出了闪烁其词的答复，辩称亚美尼亚人也攻击了穆斯林，还许诺将组建特别法庭审判冲突双方。为了平息列强的怒火，他们逮捕了一些社会底层人员，而这些人所做的无非是忠实服从了苏丹的命令。
与此同时，英国的自由派人士再次陷入了狂怒，他们强烈要求推翻苏丹。86岁高龄、已经退休的格莱斯顿在利物浦发表了最后一次针对“难以启齿的土耳其人”的演讲。他怒斥土耳其人的帝国是“文明之耻辱”和“对人类的诅咒”，应当“被从地图上抹去”。他把苏丹称作“大刽子手阿卜杜勒”，法国人则称阿卜杜勒是“血红色的苏丹”。
格莱斯顿
虽然西方世界普遍对亚美尼亚大屠杀不满，纷纷表示要进行干预，但欧洲列强之间的不和与它们的优柔寡断，使日益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再次逃过一劫。因为当时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分裂奥斯曼帝国，或是对奥斯曼帝国采取某种形式的国际共治。
亚美尼亚大屠杀
1897年，要求奥斯曼帝国政府推行最终改革方案的最后一次会议无果而终。在此之后，不幸的亚美尼亚人就再也没有得到过任何帮助。而毫无人性的阿卜杜勒·哈米德则赢得了一场“负面的胜利”，此后这位苏丹在世人的眼中留下了永久的劣迹......
革命与反叛
固执保守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执政后期消极地抗拒着外国人的影响，对境内臣民的利益也漠不关心，继续着他的反动统治。他的统治不仅低效无能，而且目光短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卜杜勒·哈米德最后的失败也恰恰源自他最了不起的成就——对土耳其教育体系的改革与扩张。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由于公民教育和军事教育的改革，土耳其人当中涌现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新兴中间阶层。尽管苏丹本人实行着专制统治，但在他开办的现代化学校的学生群体中，政治自由的种子却开始生根。
1889年，时逢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伊斯坦布尔军事医学院的四名医学学生秘密创立了第一个反对派组织。这个组织像早年的青年奥斯曼人一样，效仿意大利烧炭党的组织形式，由一个个小单元组成。
很快，这个组织就在伊斯坦布尔的民政、陆军、海军和医学学校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中吸纳了大量成员，还与在巴黎流亡的自由派人士最早组建的组织建立了联系。自从阿卜杜勒·哈米德解散了议会之后，这些人就一直住在巴黎。
不久之前，来自布尔萨的一位声名显赫的教育主管艾哈迈德·勒扎（Ahmed Riza）也加入了他们，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们的政治活动之中。在流亡者中，有一位曾经的议会成员创办了一份刊物，命名叫“LaJeune Turquie”（即《青年土耳其人》）。
艾哈迈德·勒扎
于是，他的同志们开始使用“青年土耳其人”的名称。与此同时，勒扎和其他一些流亡者出版了一本名叫《磋商》（Meshveret）的刊物，并通过外国邮局偷运进土耳其去。这份刊物的副标题是“秩序和进步”，后来又加上了“统一”，意在团结各个种族、各种信仰的民众，组建统一与进步委员会（Committee ofUnion and Progress）。
统一与进步委员会
1896年，一场意在推翻苏丹的政变密谋败露，一些反对派成员和另外一些被认为在政治上从事煽动工作的人被放逐到了偏远的省份。与此同时，反对派组织在流亡者中也蓬勃发展，遍布巴黎、开罗、日内瓦和伦敦（伦敦的反对派组织发展相对缓慢）。
这些组织通常在意识形态上都不尽相同，也互不隶属。事实证明，他们彼此之间并不团结，一些人很愿意讨好苏丹，以求获准返回伊斯坦布尔，而这种做法很让其他人灰心丧气。
但是，在伊斯坦布尔的学生中，反抗的情绪仍然在蔓延，甚至波及加拉塔萨雷的皇家奥斯曼公立中学。在节日庆典中，在这里读书的统治精英子弟们通常会欢呼“帕迪沙阿万岁！”但是，在1906年，他们却喊出了“打倒帕迪沙阿！”
在远离皇宫影响力的外省学校，极端情绪更加显著。正因如此，革命就在马其顿爆发了。萨洛尼卡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得到了共济会、犹太人和东马派犹太人（改信伊斯兰教的犹太人）等组织的暗中支持，因此比巴黎的组织更具实际行动能力。1907年，两个组织实现了合并。
苏丹目光短浅，没有意识到反叛活动会渗透进行伍间的现役军官之中，而这些军官正是其权力所依赖的奥斯曼军队精英骨干。一方面，他们卓有学识，在政治上也已经觉醒；另一方面，作为军人，他们本身也有许多怨气，比如军饷不能及时发放，武器装备水平低劣。因此，一旦发生革命运动，他们有可能会在革命中打头阵。
1908年年初，马其顿的第三军团发动了兵变。那年夏天，沙皇和英王爱德华七世在列巴尔举行了会面。在土耳其人看来，这意味着外国即将迫使奥斯曼帝国赋予马其顿自治权，从外部和内部同时威胁帝国的安全。
以此为导火索，军队发动了兵变，反对专制统治，倡导自由与祖国、宪政与国家的政治原则。无数的探子给阿卜杜勒·哈米德送去了大量的报告，但是他忽视了这些报告的内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所作为，最后发现木已成舟。
阿卜杜勒·哈米德
两名青年土耳其党的少校在萨洛尼卡城后的雷斯纳山（ResnaHills）树起了自由的旗帜。其中一个名叫恩维尔贝伊（Enver Bey），他寡言少语，有作战勇敢的名声；另一个名叫尼亚齐贝伊（Niyazi Bey），是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早期成员，曾经乔装打扮成多种身份在安纳托利亚活动，招募苏丹统治的反对者，将他们吸纳进组织。
恩维尔贝伊
尼亚齐贝伊
跟着尼亚齐上山的，是一支忠诚于使命的队伍，他们从他所管辖的营里得到了武器、弹药和经费。在这座山上，这两位军官宣布举事。在萨洛尼卡，他们得到了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支持，委员会公开要求恢复米德哈特帕夏起草的1876年宪法。
阿卜杜勒·哈米德派了一支军队到莫纳斯提尔（Monastir），准备镇压叛军。结果，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将军舍姆西帕夏（GeneralShemsi Pasha），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他手下的一名军官枪杀，其他反对革命的军官也遭遇了类似的下场。
与此同时，一直被苏丹视作自己盟友的阿尔巴尼亚人也站了出来，表示支持驻扎在色雷斯的第二军团。1908年7月21日，苏丹接到了一封以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名义发来的电报。电报要求他恢复立宪，否则就将推举他的继承人为苏丹，并派遣一支大军向伊斯坦布尔进军。
根据穆斯林的传统，阿卜杜勒·哈米德向谢赫伊斯兰申请了一份裁决，让他判定对挑战帕迪沙阿权威的叛军开战是否合法。在仔细研究了事实经过之后，大穆夫提表示，这些军人要求改革、消除不平的做法并不违背神圣法。
阿卜杜勒·哈米德
接着，阿卜杜勒·哈米德召开了内阁会议。会议持续了三天，内阁中的大部分成员都同情军人的要求，并且认为除非让步，否则很可能会引发内战。于是，内阁一致同意恢复宪政。
苏丹的首席占星官向苏丹保证说，星象也支持内阁的决定。于是，苏丹屈服了。他通过电报向马其顿方面宣布，他以《古兰经》的名义起誓，宪法已经恢复了效力。在经过大选之后，于1877年被解散的议会得以重新召开。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则保住了他的宝座。
在苏丹妥协之后，恩维尔贝伊在马其顿宣告了进步和统一的原则。进步，即要消灭专制政府；统一，则意味着“从此以后，众人皆兄弟，再无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穆斯林之分；生活在同一蓝天之下的众人皆平等，皆为光荣之奥斯曼人”。
恩维尔贝伊
在一座基督教公墓里，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各自的神职人员的带领下，共同诵读了祷告词，悼念亚美尼亚大屠杀中的死难者。在伊斯坦布尔，人们群情激奋，高呼“宪法万岁！”和“打倒密探！”
轰轰烈烈的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就此开始，而血腥苏丹哈米德二世也最终在这场混乱中黯然退场......
参考资料：《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六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