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两年，抗美援朝战争仍然在鸭绿江对岸如火如荼地进行，毛主席的专列却在此时开动，在伟人的心目中，他已开始规划新中国的雄伟蓝图。
在许昌，毛主席遇到了一个人，经过一番谈话，主席对这个年轻人非常欣赏，从此，他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这个人就是纪登奎，后来主席提拔他到中央工作，八十年代初期，纪登奎辞职，组织上考虑到他以往的功劳，给他正部级待遇，每次出行，可以报销六张车票，然而纪登奎却只报销四张。这其中有何缘故？
一切，还要从他和毛主席的那次会面说起。
两个“三国迷”的相遇
毛主席博览群书，对于历史上的帝王将相都有自己独到的点评，他总是可以在谈笑风生之间，叙述一段历史，从历史故事中为当时的人们指引方向。
自刎乌江的西楚霸王、开创汉朝基业的高祖刘邦、秉笔直书的史官司马迁，这些人物都被毛主席评点过。
不过，对于毛主席来说，影响最大的历史人物还要属三国时期的曹操。
在旧社会，由于《三国演义》的影响，曹操的奸臣形象可谓妇孺皆知，人们去看戏的时候，一看到白脸，就知道那是曹操（白脸代表坏人）。
熟读历史的毛主席却不这样看，早在青年时期，他就公开称赞曹操，革命胜利后，更是在不同场合，对身边的人提到曹操的贡献。
1954年，毛主席在游泳的时候，身边的保健医生出于旧观念，认为曹操是个奸臣，毛主席勃然作色，斩钉截铁的表示：
“这个案必须要翻！”
曹操取得中原的支配权后，将许昌定为自己的大本营，因此，许昌也就成了毛主席视察全国时，途径最多的地方。
1951年这次巡视，毛主席的专列再一次停在了许昌，按照惯例，他要听取当地官员的汇报。
第一个上车的人，见到伟大领袖，结结巴巴说不出一句整话，调整好心情之后，汇报的内容也是词不达意，毛主席听了几句就摆了摆手，让他下车了。
当时，纪登奎就在专列前等着，按照原本的安排，他是没资格上车的，可是由于主席对之前的人太失望了，临时起意让他登车汇报工作。
纪登奎根本没准备好，但是，与那位时时刻刻需要看稿的那位领导不同，纪登奎来到毛主席面前时，没有一丝一毫的拘谨。
而后，毛主席就开始让纪登奎汇报工作，纪登奎的回答条理清晰，语调不慌不忙。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
从此，纪登奎成了毛主席口中的“老朋友”每一次路过许昌，都会专门让他登车，向自己汇报最近的情况。
1953年，当毛主席再次来到许昌时，他问纪登奎，知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关羽是哪里人，纪登奎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们是山西的”。
毛主席微微一笑，他告诉纪登奎，关羽是河南人，因为犯了事，逃到了山西。纪登奎恍然大悟。
对于三国，毛主席情有独钟，纪登奎受其影响，也成了一名“三国迷”，由于毛主席的赏识。纪登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毛主席经常来探望这位“老朋友”，即便是特殊时期也不例外。
毛主席的“老朋友”
1969年，上级决定召开一次大会，毛主席想请纪登奎在会上发言，就派人去找他，结果，那人回来告诉毛主席，纪登奎不愿意来。
他让人汇报毛主席：
“我是被毛主席解放的，发言不合适。”
主席听闻之后，命令那人再去一趟，纪登奎这才明白，北京他是非去不可了。
大会召开那天，主席亲自请他讲话，纪登奎还没说话时，主席便对大家说道：
“他叫纪登奎，是我的老朋友”
纪登奎非常感动，他没想到主席竟然如此看重他。
大会结束之后，纪登奎回到了地方上工作，毛主席希望他能来北京，纪登奎再次推辞道：
“我的能力不行，无法胜任”
主席却不以为然，很快，上级命令下达，纪登奎被调入北京，参加领导工作。
当时在北京，纪登奎得罪了一些人，这些人到毛主席身边报告说：
“纪登奎在河南有错误”
毛主席在了解情况后，依然对他信任如初。
特殊时期，纪登奎协助周总理，处理当时一些棘手的事件，他的工作卓有成效，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在那段日子里，尽到了一个党员的职责。
他在周总理身边，协助总理掌控局面：主席决定军事大事时，他负责起草文件。
1975年，在毛主席的提议下，邓公复出，整顿军务，纪登奎也是邓公的得力助手。
1976年，一代伟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噩耗传来，举国同悲，纪登奎按照上级的命令，妥善处理毛主席的身后事项，如同毛主席生前那样，勤勤恳恳的工作。
两年后，随着新时代的来临，纪登奎感觉自己已经跟不上时代了，经过一番思索，他决定辞去组织交给他的一切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首长虽然同意了他的请求，却没有让他退休，而是嘱咐他说：以后还可以工作，纪登奎想了想，决定去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他选择的行业是当时方兴未艾的旅游业。
纪登奎：我不是“正部级”
随着改革的大幕拉开，纪登奎已不再过问国家大事，但他听从首长的安排，继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当时，旅游业还没有开发，纪登奎看到这样的情况，便向上级提出建议，认为应该大力发展旅游业，首当其冲，应该兴建一批旅馆，给世界各地的游客居住。
上级很快同意了他的意见，并安排他负责这一领域的工作，没想到，他却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不当旅游局的领导，纪登奎的理由是，一旦出任旅游局长，就要接见外宾，如果外国人询问一些不好回答的问题，他会很尴尬。第二，只在幕后进行一些建议工作。
纪登奎的高风亮节，让首长很是感动，同意了他的要求。
1983年，在纪登奎的努力下，旅游业逐渐步入正轨，他却在此时功成身退，来到农村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
毛主席曾经说过：
“要大兴研究之风”
作为跟随毛主席多年的“老朋友”纪登奎在这里的农村，调查农民的生活
开会的时候，工作人员给纪登奎准备了一个牌子，牌子上面写着：
“正部级研究员”
没想到，纪登奎看见之后，却显得很不高兴：
“从来没人告诉我，我是正部级研究员”。
对于他来说，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为了不引人注目，在离开中央之后，他就搬离了原来的住所，然而纪登奎想做普通人的愿望注定难以实现。
由于他曾经担任高层职务，所以在研究所里，基本没有人敢给他安排工作，纪登奎本人也注意影响，轻易不发言。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来这里养老的，纪登奎牵挂着农村。
1985年，我国一些地区粮食减产，纪登奎根据单位安排，进入基层，搞调查研究，回来之后，他问身边的同事：
“你能不能写一份报告？”
这位同事虽然在研究中心工作，但他却经常在纪登奎身边转悠，喜欢听纪登奎讲他自己的往事。
纪登奎曾经在高层工作，许多大人物他都见过，同事有这样的想法也是情有可原，但是，这样分心，显然无法完成调研。
那位同事倒也坦诚，说自己水平不够，于是纪登奎想了想：
“我自己来吧”。
过了一段时间，两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报告呈递给了高层，那位同事看得目瞪口呆，向纪登奎请教方法。
纪登奎语重心长地说：
“你在我身边，听我讲上层故事，比看农村报告还有兴趣，这样怎么做好工作呢？”
同事沉默不语，从此之后越发勤勉工作。
虽然纪登奎自己从来不以“正部级”自居，但他确实是这个待遇，因此他能做的，也只能是以身作则，从一件件小事上力行节俭。
火车票的故事
纪登奎离开中央之后，来到单位工作，难免有出差的时候，按照当时的规定，一个车厢要一张车票，纪登奎出差时，自己独坐一厢，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坐半个车厢，组织上有规定，正部级可以报销六张车票。
可他每次回到单位，却只报销四张，那么，每次出差的时候，那些工作人员怎么办呢？
纪登奎将他们请入自己的车厢里，一路有说有笑，既缓解了旅途的寂寞，又和大家拉近了关系，还节约了经费，可谓一举三得。
过了几年，纪登奎退了下来，他想要写两本书，一本记述自己的革命生涯，另外一本记录自己在特殊的十年里，经历的一些磨难。
可是，在八十年代末期，纪登奎因为心脏病而去世，撰写回忆录，也成为了他没有完成的一件憾事。